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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骥才谈文化遗产抢救——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大成教育图书馆 2019-05-16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文丨冯骥才


在接受中国民协的工作之前,我已经担负六项工作,而且大都是主要的责任人,其中有四项又是全国性的,已经觉得不堪重负。但到了中国民协之后,我又自寻麻烦,把一个更艰巨、更沉重的事情压在背上——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工程。

在谈我们的抢救工程之前,首先必须重新认识我们的民间文化。长久以来我们对民间文化的认识有个误区。在这个误区中,我们对民间文化是轻视的。我们中国文联(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乃至各地方文联内部,在十二个协会排名的时候,民协总是被习惯性地排在最后一个。作家协会排第一,音协第二,美协第三,剧协第四,跟下去是舞协、书协、摄协、影协、视协、曲协、杂协,最后才是民间文艺家协会。我绝没有争座次那种无聊的意思。我只想请大家看到,长期以来民间文化被认为是下里巴人的、低层次的、可有可无的,不像小说、电影、美术、戏剧那么辉煌,没有那么多名人大腕,没有那么多杰作巨著,也没有那么多卖点。似乎民间艺术就是一些轻飘飘、不足相信的传说、村俗故事、逗人一乐的小笑话,以及剪纸、皮影、面人、荷包等这类东西,不能登大雅之堂。不能说谁故意贬低了民间艺术,更不是哪个人轻视民间艺术;也不是说中国文联非要把民协排在末尾不可。这是一种成见和偏见,久了就会变成一种习惯,习惯是无意中形成的,但无意比有意更可怕,不自觉是更深刻的自觉。如果追究它的历史成因,主要是我们一直没有摆脱封建士大夫对待下里巴人文化的轻视,至少在潜意识上没有摆脱,而且一直用雅俗对立的思维来对待民间艺术,即站在雅文化的立场居高临下地对待大众的、通俗的、民间的文化。同时,我们一直把民间文化视作“旧文化”,并且用新旧对立的思维,站在“新文化”的立场上来否定“旧文化”。还有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没有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民间文化,这是最要害的一条。

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精英文化,或称典籍文化;另一方面就是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基。从精神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是大众愿望和审美的直接表现,是一种生活文化,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同时它又是集体性的文化,一个地域共性的文化,所以它具有广阔的覆盖性。这个地域的范围最大是一个民族,所以一个民族的特征最直接地由它的民间文化表现出来。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把民间文化看作劳动人民创造的,似乎重视了民间文化。但在那个时代,我们仍然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待它,没有认识到文化价值这个层面上。因此对民间文化所蕴藏的能量,包括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我们缺乏认识。比如春节,春节是我们民族最大的节日,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一共38天,世界上很少有一个民族有这么长的节日。由于它正处在岁月更迭的日子里,人们的理想愿望、精神情感、审美习惯,便被分外强烈和极致地表达着,它必然成了我们民族民间的文化盛典。进一步说,在春节之中,我们中国人所做的最伟大的创造就是“大年三十情结”。年的高潮就是这个大年三十,三十晚上过不好,这一年心里总有点疙疙瘩瘩。年文化心理是无形的,但它深深的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所以我们中国人每逢大年三十,即便在天南海北打工,也要赶回家过年;火车挤不上去了,就从窗户钻进去,也非要回家过这个年不可。从文化的角度看,这个巨大和无形的力量是什么?这就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我们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五千年,合而分,分而合,始终是一个坚实的整体,这跟我们民间文化有深刻的关系。

我们的民间文化是我们民族凝聚力的沃土,也是一个辽阔的磁场。民族的凝聚力在民间就是一种亲和力,它内含着共同的生活愿望、美好的人际关系、高尚的生活准则,以及优良的行为操守与道德传统。而民间文化的传承本身,也是一个传统教育的过程,所以说,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文化传统就是民族精神的传统。

再进一步说,我认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生活崇拜的民族。我们有很多伟大人物,其实,老百姓并不崇拜孟子、孔子、老庄和释迦牟尼,我们中国老百姓只崇拜生活本身。所以在春节,人们最希望的就是平时吃不上的东西过年时能吃到,穿不到的衣服过年时能穿上,享受不到的亲情与团圆过年时能享受到。一方面,通过努力实现一部分实际的愿望,使生活尽可能接近理想,把理想生活化;一方面,将理想主义的图画、话语、文字塞进生活,填满生活,使生活理想化。由于理想与生活混为一体,过年的意义便非比寻常,过年的境界也非比寻常,这是中国人对年的伟大创造。年文化—特别是此时表现出的民族情感、民族心理非常值得研究。

我提出一个观点,即在人类全球化、国际化的时代,文化不会顺着走,相反会反过来走向本土化,向着本土化发展。也就是说,越是经济全球化时代,文化越是全球本土化。实际上日本、法国早就这样做了,在美国喊超级大国时,法国人说他们是文化超级大国,他们从精神上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当时担任文化部长的马尔罗在20世纪60年代搞的文化普查,直到现在法国人还记忆犹新。那一次,法国人将他们的文化来了一个彻底的大盘点,所谓“大到教堂,小到羹勺”,进行了全面的普查与登记。在那次文化普查之后,法国人还做了一件非常有眼光的事,就是确立法国文化遗产日。去年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这个提议,我认为中国也应该建立自己的遗产日,每年此日,全民纪念自己当地的文化遗产,以唤醒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培养人民的文化情感。现在欧洲不少国家都有遗产日,看来世界上越是发达国家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在工业化时代,农耕文化是应该进入博物馆,受到保护的文化。可是我们的民间文化是没有保护法的。比如,对于民间文化中的民居保护问题我曾经写过不少的文章,但由于无法可依,古老而极有价值的民居仍在大批“死亡”。我们国家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但没有文化保护法。我们对文物的概念非常陈旧。在人类进入现代社会后,对文物的认识早已发生改变,但我们的文物观基本上还是前清时期的文物观念,我们的民间文化根本没有进入文物保护的范畴。现在很多国家的民间文化已经都是文物保护的对象了,我们的民间文化至今没有进入文物专家的视野,所以,民间文化面临着被破坏、践踏、篡改、偷窃。我们的民间文学被一些国家的出版商任意盗取,被日本人拿去编他们的卡通故事;还有所谓的“旅游文学”,实际上是一种伪民间文学,是商业化的文学,有些地方为开发旅游景点竟然请一些能写点东西的人去编“民间传说”。

面对这个极特殊的时代,这个巨变性的转型期,我们民间文化工作者当代的使命就是抢救。抢救应当摆在一切工作的前边,也就是摆在研究的前边。我们要对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6个民族的民间文化做一次地毯式的考察,全部用时为10年。我们的口号是“一网打尽”。我们的对象是三部分,一个是民间文学,一个是民间艺术,一个是民俗,民间艺术绝对是一次性的,尽管现在有些是活态的,再过些年就不再是活态的了。民间文化一旦失去传承人,马上就会断绝。比如一些剪纸艺人,那些在陕西的古老的村落里剪纸的老太太们,再过十多年基本上就没有了,她们的剪纸也变成过去时态了。我们统统把她们看作是一种珍贵的文化遗产,把活态的也作为遗产,我们要抢救她们,我们的抢救工作要做到每一个才高艺湛的民间艺人的身上,对活态的要用电视记录下来。我们的手段有三个:一个是电视,一个是拍照,一个是文字记录。三维地来做。我们要动用一切科技含量较高的手段,使我们这次记录尽可能是全面的、多角度的、立体的、具体的、彻底的。我希望我们的学者、专家、民间文化工作者,能从时代的使命、人类的高度、文化的角度,以及后人的视角,来看待我们这次空前的中国民间文化的大盘点、大普查、大建设。我们的民间文化太博大、太深厚、太灿烂,任何个人都无法承担这一伟大又艰巨的使命,需要我们联合起来,深入下去,深入民间,深入生活,深入文化,深入时代。抢救民间文化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对这个使命义不容辞,我们要担此文化的道义。抢救民间文化是符合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文化利益也是人民根本利益之一,我们一定要让中国的民间文化在人类的未来大放光彩。

我们的使命是非常神圣的,我们的工作是极其艰巨的,但成败的关键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要让后人小看了我们—这一代民间文化工作者!

本文选自《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冯骥才演讲集(2001—2016)》,冯骥才,略有删减

中国民间文化守护者冯骥才演讲实录,十六年来首次文本存录,集结成书

自二十世纪末,我心甘情愿放下写小说的笔,投身文化遗产的抢救,演讲就成了我重要的思想与行为方式。

——冯骥才

《不能拒绝的神圣使命

——冯骥才演讲集(2001—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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