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雅哥说 近年来，“中国古典学”的概念方兴未艾，其内涵外延却众说纷纭。在本文中，吴国武老师别出心裁地考察了《四书全书》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给学统带来的影响，说明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古典学走向自觉，及其性质宗旨、架构体系、典范形式和方法进路的成立。 本文发表于北大古典班学生刊物《北大古典学》第三期。 Vol.684.1 通识经典 略议《四库全书总目》与中国古典学的成立 吴国武 中文系 摘要： 近年，“中国古典学”一词进入国内同行的视野，然而各家理解不尽相同。从古典学原意和源流来看，汉文古典文献的整理研究是定义中国古典学的起点，清朝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在中国古典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四库全书总目》以经典要籍及其注释、仿作、翻新为序列，精心构造四部分类系统及其学术分野，完整呈现了中国古典学的性质宗旨和架构体系；以古书文献的文本史实考证、义理辞章评析等工作为中心，全面揭示历代学术传统及其学理依据，完整形成了中国古典学的典范形式和进路方法。《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不仅被公认为古典学术史的标准读物，也成为了近现代专治中国古典学的门径。《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古典学走向自觉的重要节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标志着中国古典学的成立。 关键词：《四库全书》纂修 《四库全书总目》 中国古典学 成立 引言 “中国古典学”一词，相当一段时间内为日本学界所使用。1928年，汉学名家内藤湖南写过一篇题为《关于支那古典学的研究法》的文章，文中谈到其第一种学问就是经学，还提及西方科学的古典学方法。 反观我国学界，大家长期使用“国学”、“中学”、“旧学”等语汇比较宽泛地讨论中国的传统学问。近年，国内研究者尝试用“中国古典学”来定义各自的传统中国研究或中国古典学术研究。归纳起来，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古典学”的含义大致有四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日本学者将本国语境中的“传统汉学”称之为“中国古典学”或“古典中国学”，与欧美语境中的“汉学”或“中国研究”区别开来。这种看法与日本久远的汉学传统有关，在日本学界已有较大共识。第二种看法，部分国内学者将“先秦典籍整理与研究”或“先秦秦汉历史文明”称之为“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学在时段和理念上对应起来。这种看法与晚近中国的上古史及出土文献研究有关，以裘锡圭老师为代表致力于所谓“中国古典学的重建”。 第三种看法，部分国内学者将“国学”直接改称为“中国古典学”，以谋求整体地进入现代学科体系。这种看法与当下国学学科建设、传统文化弘扬有关，以一些国学研究机构及相关推动者为代表。第四种看法，部分国内学者将“中国古典文明”称为“中国古典学”，与西方古典文明相对应。这种看法着眼于中西古典的比较视野，在时段上不拘于“先秦秦汉”，在理念上又与“国学”论者有相通之处。 后三种看法中，以裘锡圭老师的“中国古典学”定义在国内学界中影响最大。然而，视“先秦典籍整理与研究”或“先秦秦汉历史文明”为“中国古典学”的主张，大体是现代学术理念、学科认识和方法意识的延续，还需要解决如何对接整个中国古典传统的大问题。其他两种看法，或者本土立场过浓，或者内涵外延太宽，需要反思的地方还更多。个人以为，回归古典学的根本理念和内在逻辑，回归中国古典学之于中国传统学术的接续传承，回归中国古典学之于现代学术的持久发展，是论者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追本溯源，只有整体梳理中国古典及其学问的来龙去脉，才能准确说明和定义中国古典学。从古典学原意和中国古典传统源流来看，这种整体梳理的最好途径便是对中国古典目录的再审视和再研究。 众所周知，《四库全书总目》是数千年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可惜的是，论者要么拘于分析其作为学术门径的解题目录性质，要么止于观察其所反映的清代学术动向，要么旨在了解古典文献的流传，要么依此泛论中国文化的特质，鲜有论者专门考察《四库全书》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对于今日中国古典学的重要意义。个人以为，《四库全书》纂修和《四库全书总目》编纂，可以成为探讨中国古典学及其内涵外延的最佳切入点。  《四库全书总目》书影 《四库全书》纂修与中国古典学的自觉 若要讨论“中国古典”，先应该回到汉文古典文献的形成发展上来，回到汉文经典要籍的传承研习上来。“西方古典学”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文献乃至整个文明的学问，“中国古典学”则是指先秦以来古典文献（特别是经典要籍）及其传习的学问。尽管两种古典学出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前者偏重文明研究，后者偏重经典传习，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基于古典文献整理研究而生发出来的系列学问。 汉文古典文献整理有着悠久的历史，从春秋时期至清前期两千多年间的整理活动中，前贤编撰了非常可观的古典目录及相关著作，记录了中国古典及其学问的文化渊源和发端历程。然而，这些整理活动要么缺乏对“古”（即古书、古代）的整体认识，要么缺乏对“典”（即经典、典范）的地位确认，要么缺乏对“学（即学理）”的内在建构。迟至清代中叶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中国古典学才由充分积累进入了自觉建设时代。 1 《四库全书》纂修对古典文献的全面系统整理 乾隆以前，汉文古典文献的整理，经历了整理“六艺”到整理“四部”文献等几个重要阶段。不过，这些整理活动的特点是，征书校书规模相对较小，所涉文献种类相对不多，所涉整理工作相对简易。而纂修《四库全书》，时间上延续数十年，空间上遍及朝野地方，征书规模牵涉数万种文献，工作任务则是征书、辑佚、辨伪和校雠四者并重。自来整理古典文献，未有如此全面系统者。 其一，全面系统地收集古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清廷在内府藏书之外下诏全面征书。 据统计，《四库全书总目》收书数目为10254种，若加上副本、禁毁等各种原因未登录者，应有数万种之多。自来征书，未有如此大规模者。这种收集程度，使馆内外学者有条件更为整体地认识传世的汉文古书和久远的主流学术。 其二，全面系统地辑佚古书。当初，设立四库全书馆与从《永乐大典》中系统辑佚古书密切相关。 从四库全书馆组织架构来说，清廷专设“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并任命官员人数达39人，其重要性显而易见。据研究，《永乐大典》拟签佚书1100多种，辑佚出700多种书，收入《四库全书》有300多种。 自来辑佚，未有如此大规模者。这种辑佚程度，使馆内外学者有条件重建古书经典的完整序列和重构古典学术史的关键环节。 其三，全面系统地辨伪古书。四库开馆之后，对收集和辑佚的古书进行考辨校核，是《四库全书》纂修中份量很重的工作。据研究，《四库全书总目》辨伪书目有数百种之多。 当时的辨伪，以经书、子书为主，兼及史部、集部。自来辨伪，也没有如此大规模者。这种辨伪程度，使馆内外学者有条件建立一套可信的古典文献系统、更为准确地理解古典学术源流。 其四，全面系统地校雠古书。开馆之初，朱筠便提出“著录与校雠并重”。 从纂修过程来看，著录、校雠需要经过时间很长、严格复杂的工序，皇帝、总裁以下所有馆臣分别承担了分纂、总纂、分校、协勘、重校、总校、总阅、钦定等各项各阶段任务，并产生了目录形式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总目》以及校勘记形式的《四库全书考证》等众多成果。自来校雠，未有如此大规模者。这种校雠程度，使馆内外学者有条件熟悉并把握古书经典和古典学术的内在规律。 2 《四库全书》纂修对于经典要籍的高度重视 乾隆以前，官方和学界逐渐重视经典要籍在汉文古典文献中的优先地位。乾隆即位不久，诏令校刊武英殿本《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正经正史，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三通》等史部典籍，这直接影响到《四库全书》纂修时经史要籍优先地位的强化。 乾隆三十八年（1773），两江总督高晋上奏称：“窃照钦奉上谕，纂辑《四库全书》，首冠以经，表自古圣贤之统绪；次列以史，垂累朝兴废之源流。此外，说经论史之书，苟能互相发明，均可列诸简册。” 首冠以经，次列以史，征书和校书均以两部为重心。乾隆四十二年（1777），上谕寄浙江巡抚三宝：“朕阅四库全书馆所进抄本朱彝尊《经义考》，于历代说经诸书广搜博考，存佚可征，实有裨于经学，朕因亲制诗篇，题识卷首。此书现已刊行于世，闻书板尚在浙江。著将御制诗录寄三宝，就便询问藏板之家，如愿将朕此诗，添冠卷端，听其刊刻，亦使士林咸知朕阐崇经学之意。” 乾隆不仅强化《四库全书》纂修对于经学的重视，而且还将其阐崇经学之意颁告天下。 《四库全书》纂修过程中，正经正史、说经论史之书受到高度重视，不仅在经典要籍的提要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还被用来作为考辨和评价其他古书的标准。自来表彰经典要籍，没有如此全面系统者。 3 《四库全书》纂修中古典语文学的成熟 乾隆以前，汉文古典文献整理也涉及训诂、考证工作，但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古典语文学理念方法。只有到了纂修《四库全书》，馆臣倡言“读书必先识字”、“以字通其词，以词通其道”，以“小学”为代表的古典语文学真正走向成熟。这套语文学理念方法，是在《说文》《尔雅》及经传注疏基础上形成的。自来校书，未有如此重视语文学者。 其一，《说文》《尔雅》之学的倡导。朱筠最先提倡《说文》之学，在安徽学政任内主持校订《说文解字》，并委王念孙等人校正刊行。他提出：“读书必先识字，特取旧本《说文解字》重为校刻，自制序文，揭以四端：曰部分、曰字体、曰音声、曰训诂，为六书者指示途径。” 四库开馆后，朱氏及其后辈弟子如程晋芳、陆锡熊、任大椿、王念孙等人入馆，《说文》之学在馆内外蔚为风气。与此同时，戴震提倡《尔雅》之学。他指出：“古故训之书，其传者莫先于《尔雅》，六艺之赖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异言，然后能讽诵乎章句，以求适于至道。……余窃谓儒者治经，宜自《尔雅》始。” 后来，邵晋涵便在戴震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部《尔雅正义》。《说文》明字学，《尔雅》通故训，在馆内外学者的努力下成为读古书、治古经之基础。 其二，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的成立。朱筠在安徽学政期间，对于古典学术有新的见解。他说：“凡于经之天地、山水、宫室、器用、衣服、鸟兽、草木、虫鱼之详，悉皆当周知，而先之以训诂。然后其于经之义秩然、粲然、怡然、涣然也。……与诸生谆谆言之者，通经与识字而已。” 先明训诂、后通经义，形成了新的治古经、读古书之法。四库总纂官纪昀在《小学类叙》中说：“古小学所教，不过小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 对此，张舜徽先生总结道：“《四库总目》以《尔雅》之属归诸训诂，《说文》属归诸文字，《广韵》之属归诸韵书，而总题曰小学，此清儒之所谓小学也。” 至此，作为语文学的“小学”得以成立。 其三，目录版本校勘之学的成熟。《四库全书》纂修时标举“著录与校雠并重”，具体工作大致如下：先从历代目录群书的著录入手，搜罗古书各类版本，考察古书成书体例，校勘各版本及相关书籍，附校勘记于所校阁书之末，汇编《四库全书考证》并撰成《四库全书总目》。《总目凡例》说：“今诏求古籍，特创新规，一一辨厥奸媸，严为去取。其上者，悉登编录，罔致遗珠；其次者，亦长短兼胪，见瑕瑜之不掩；其立言非立训，义或违经，则附载其名，兼匡厥谬；至于寻常著述，未越群流，虽咎誉之咸无，要流传之已久，准诸家著录之例，亦并存其目，以备考核。等差有辨，旌别兼施，自有典籍以来，无如斯之博且精矣。” 可见，作为整体的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日趋成熟。 综上，诚如正总裁永瑢所言：“俾学者由书目（《简明目录》）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考镜源流，用昭文治之盛。” 《四库全书》纂修，标志着中国古典学在“古（古书、古代）”、“典（经典、典范）”“学（学理）”三个层次上走向自觉。  旧藏《四库全书》的沈阳故宫文溯阁 三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中国古典学性质宗旨和架构体系的成立 在中国古典及其学问的传习过程中，汉文古典文献整理是起点，经典要籍研究是关键，古典语文学是基础，由此而来还有文本史实考证、义理辞章评析，乃至于身家性命、天下国家之道。然而，先秦以来的文献整理活动，大体专注于古书的编目著录和文本的校订解释，缺乏对各类专门学问全面系统的认识和把握，也没有形成内涵外延明晰的古典学完整结构。只有到了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和编纂《四库全书总目》，馆内外学者全面系统地总结各类专门学问，中国古典学的性质宗旨和架构体系才得以成立。 1 古典学的性质宗旨 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中，清廷和馆臣强调以正经、正史为代表的经典要籍是中国古典的主体，中国古典学的性质宗旨得以成立。这些经典要籍及其注释、仿作、翻新，呈现出层次分明、结构完整的文献序列；这些经典要籍的理解和传习，构成了丰富复杂的学术内容。 其一，古书经典的排序，依照注从经典、类附于本的原则。过去的目录，古书排序不太严整。《总目凡例》说：“诸书次序，虽从其时代，至于笺释旧文，则仍从所注之书，而不论作注之人。……《史记疑问》附《史记》后，《班马异同》附《汉书》后之类，亦同此例，以便参考。……盖虽裒辑旧文，而实自为著述，与因原书而考辨者，事理固不同也。” “礼类仪礼之属”案语又说：“《仪礼》不专言丧服，而古来丧服之书，则例附于《仪礼》。盖言丧服者，大抵以《仪礼》为根柢，从其本而类附也。” 馆臣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的同时，特别重视经典要籍及其注释连排，这种排序应该是模仿经部各类经书及其注释的旧例。如果说“笺释旧文”是对经典要籍的注解，“从其本而类附”往往是对正经正史的归附，反映了经典要籍的传承研习；而“自为著述”则是开创新的经典，将来形成新著述的传习。这种连排和类附原则，最能体现中国古典学根植自身的性质宗旨。 其二，古书经典的地位，依照考证精核、议论明确来衡定的原则。过去的目录，何为经典要籍，标准杂乱不一。《总目凡例》说：“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之训诂，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始末，则褒贬何由而定。……今所录者率以考证精核、辨论明确为主，庶几可谢彼虚谈、敦兹实学。” 馆臣对古书经典的评价不再以陈词说教为标准，而是说经由训诂明义理、论史据事迹定褒贬。具体提要文字，“足资考证”之语、“议论允当”之言往往而在。这种考证和议论的原则，最能体现中国古典学特色鲜明的性质宗旨。 其三，古书经典的选取，依照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原则。过去的目录，多停留在反映公私藏书和书籍流传状况上。《总目凡例》说：“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凡斯之类，并辟其异说，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为有用之学。” 馆臣选取见诸实事、切近人事的古书经典，旨在倡导致远经方、务为有用的学风。另一则《凡例》又说：“九流自《七略》以来，即已著录。……圣朝编录遗文，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 回归圣学王道、不与百家杂学，也是四库修书一贯的理念。这种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原则，体现了中国古典学比较独特的性质宗旨，与西方古典学有很大的不同。 2 古典学的架构体系 在《四库全书总目》编纂中，清廷和馆臣逐渐形成了一套古书分类及学术分野的构想。这套古书分类及学术分野的构想，以解题目录为载体，通过文本史实考证和义理辞章评论的方式，颇能切合古典学的根本理念和内在逻辑。 其一，确认四部学问架构体系。当初，朱筠上《开馆折子》时提到“或依七略，或准四部”，对于是否采用四部分类法似有犹疑。 开馆以后，四部分类法很快为主事者采纳。乾隆三十八年（1773）上谕称：“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 《总目凡例》明确说：“是书以经、史、子、集提纲列目，经部分十类，史部分十五类，子部分十四类，集部分五类。或流别繁碎者，又各析子目，使条理分明。” 这一套四部分类法确认了唐宋以来主流的四部学问传统，完整奠定了中国古典学的架构体系。 其二，强化经史之学在四部学问体系的优先地位。四库馆臣高度重视经典要籍，尤其是经、史两部。总纂官陆锡熊提出：“夫为学以穷经为首，而经师授实本专门，将溯源流，必资古义。诸生先当潜心注疏，穿穴诸家，详辨训诂，博稽名物，然后折中儒说以睹指归，精治一经，旁通六籍，敬臻贯串，必与甄嘉。至史学与经并重，体用相资，诸生方欲学古，放官而故事茫然如，将何以练习典章，扩充识见？即以行文而论，亦未尝不可得其精意，羽翼微言，愿研经之余，时亦览史。” 经学为首，经学、史学并重，是当时馆内外的共识。馆外名家钱大昕也说：“自四库馆开，而士大夫始重经史之学。” 此言最能见经史之学在四部学问中的优先地位。宋明以来，理学之风最盛，经史之学渐衰。自顾炎武倡言“经学即理学”，特别是四库开馆以后，经学、史学大为兴盛，成为中国古典学架构体系中最重要的学问。 其三，阐明四部及各类学问的内在关系。清廷和馆臣不仅重视经史之学的优先地位，还对四部及各类学问之间的内在关系有整体把握。乾隆四十年（1775年），皇帝作《文源阁记》云：“以水喻之，则经者文之源也，史者文之流也，子者文之支也，集者文之派也。流也，支也，派也，皆自源而分。集也，子也，史也，皆自经而出。故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者经，而以水喻文，原溯其源。” 此论明确指出，经、史为源流关系，子、集则是经、史的支派，史、子、集都是从经而出的。《子部总叙》也说：“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徵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然儒家本六艺之支流……要可与经史旁参。” 经学居中国古典学之首、之核心，史学羽翼经学而行，子学则与经史之学旁参，四部学问之间的内在关系阐述得非常清楚。此外，《子部总叙》还将子部十四类学问分成四层，即“大道”（含儒、兵、法、农、医和天文算法六家）、“小道”（含术数、艺术两家）、“旁资参考者”（含谱录、杂家、类书和小说四家）、第四层是“外学”（含释家、道家道教两家），每层之下各家学问亦有次序。 这种分层排序，大体以经世致用为标准，从学理说明了子学各门类及其学问在中国古典学架构体系中的位置。 其四，划定有争议的学术分野。在古书分类的过程中，馆臣对于一些学术分野有新认识。上节已揭“小学”的内容性质本来不太固定，朱熹因“大学”而立“小学”为之一变，四库修书时才确立了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为“小学”，视之为经学的基础。然而，如此一来，朱熹所谓“小学”的学问归属需要调整。《小学集注》提要云：“是书自陈氏《书录解题》即列之入经部小学类。考《汉书·艺文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小学家之所列，始于杜林，皆训诂文字之书。今案以幼仪附《孝经》，终为不类。而入小学，则于古无徵。是书所录皆宋儒养正之功、立教之本也。改列儒家，庶几协其实焉。” 馆臣认为，《汉志》训诂文字之书归属小学是汉人古义，陈振孙视《小学集注》为小学之书不合适；然后根据儒家类分野原则，将该书转归儒家类。学术分野的重新划定，最可见馆臣在古典学架构体系上的深思熟虑。  文渊阁《四库全书》 四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中国古典学的典范形式和方法进路的成立 伴随汉文古典文献的整理，历代学者对中国古典学术传统的认识不断深入。比如，刘向父子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论。当然，由于缺乏一套完善的典范形式和方法进路，这些认识要么停留在就人论人、就书论书的程度，要么属于学术演变规律的总结。只有到编纂《四库全书总目》时，馆内外学者对历代学术特质方向有了深刻把握，中国古典学的典范形式和方法进路才得以成立。 1 作为古典学典范形式的汉学和宋学 乾隆以前，“汉学”、“宋学”二语还只是汉、宋两朝学术的总名。至纂修《四库全书》，在清廷和馆臣的努力下，“汉学”、“宋学”二语超越朝代意义而上升到典范形式的高度。 众所周知，总纂官纪昀立足于经学史，将中国古典学术发展划分为六个阶段，把六个阶段的学术特质方向归纳成汉学、宋学两种范式，并讲明两种范式的根本差别和相互关系。《经部总叙》论道：“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其他馆臣也多持此意见，比如翁方纲有多篇文字专论汉学、宋学。对此，张舜徽先生指出：“汉学、宋学之名，发自清儒。名之不正，孰甚于此。最初见于《四库提要》，其后江藩撰《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录》，于是门户之见，牢不可破，彼此攻诘，势同水火。” 本来，汉宋两朝之学、汉宋门户之见只是一种学术演变规律的总结；但是依照馆臣的新见解，汉学、宋学本质上是两种不同的典范形式。 早在乾隆十八年（1753），戴震就说：“先儒为《诗》者，莫明于汉之毛、郑，宋之朱子。然一诗而以为君臣朋友之词者，又可以为夫妇男女之词；以为刺讥之词者，又或以为称美之词；以为他人代为词者，又或以为己自为词。其主汉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汉，此说之难一也。” 戴氏之意，主《毛传》《郑笺》者为汉学，主《诗集传》者为宋学。后来，这一见解成为馆臣共识。纪昀在《诗类小叙》中指出：“然攻汉学者，意不尽在于经义，务胜汉儒而已。伸汉学者，意亦不尽在于经义，愤宋儒之诋汉儒而已。” 汉、宋门户之争，固然有意气用事，根本还在于汉学、宋学为两种不同范式。戴震尝说：“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义理。” 明故训是汉学范式的特点，明义理则是宋学范式的特点。就汉学范式来说，梁启超先生有详论：“汉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徵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 从明故训再到文本考证，正是汉学范式的主要特点。 《四库全书总目》行世之后，偏训诂者被视为“汉学”，偏义理者被视为“宋学”，“汉学”、“宋学”成为中国古典学的基本范式，不仅影响清中叶以后的汉宋之争、汉宋调和、汉宋兼采等种种学术动向，也影响到民国以来的新汉学、新宋学乃至学界同仁的考证义理方法之争。 2 作为古典学进路方法的义理学、辞章学、考据学 乾隆以前，学界多泛论学问之途，或涉学派异同、或涉治学领域分野，较少归纳总结传统的治学方法。只有到编纂《四库全书》，“义理”、“考证”和“辞章”才成为中国古典学的进路方法。 前文已述，戴震在讲汉宋范式时也有对学问之途的新理解。他认为：“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 他还说：“有义理之学，有文章之学，有考核之学。义理者，文章考核之源也，熟乎义理，而后能考核，能文章。” 两处合起来看，义理之学主于理义，文章之学主于文章，考核之学主于制数。方法进路不同所得各有偏重，但三种进路方法又相辅相成。稍后，姚鼐、翁方纲等馆臣提到学问之事，使用与戴氏几乎相似的用语。姚氏说：“鼐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 这种理解与戴震有异曲同工之妙。翁氏说：“有义理之学，有考订之学，有词章之学，三者不可强而兼也，况举业文乎！然果以其人之真切贯彻而出之，则三者一原耳。” 三途、三端、三学，是当年馆内外的共同话题。应该说，义理、考证和文章三种治学方向，确立了中国古典学的进路方法。 具体到“考证之学”，翁方纲的论述大体代表馆臣修书的考证功夫。他说：“盖尝反复推究，上下古今，考订家之所以然，具于此三言矣：曰多阙，曰阙疑，曰慎言。三者备，而考订之道尽于是矣。大抵考订者之用己意，初非好矜己以炫所长也，亦实因乍见某书某处有间可入也。而未暇于此事之旁见于他处者，悉取而详核之，则误者什有几矣。其或又见一处，正与此处足以互按也，喜而并勘之，以为两端之执在是也，而不知前乎我者，某家某文早有说以处之，吾不及知，而遽以吾所见定之，又非漏则略。故观书贵博也。每有积数十年之参互待决者，一旦豁然得之矣，而后此又于某书见有此条，其所见又倍于我者，乃始皇然省也，此皆未多闻之故也。至于不肯阙疑，不甘阙疑，则其弊最大。” 他详述了考证的基本原则、一般流程和具体做法，具有明确的方法论意识。这种方法论意识，在《四库全书总目》及馆臣其他文字中比比可见。 除此之外，馆臣还提到了“德行”、“经世之学”等其他学问之途。后来，从“学求有济于天下”之“学”，逐渐生发出“经世之学”“经济之学”等新的方法进路。  旧藏《四库全书》的北京故宫文渊阁 五 《四库全书总目》成为专治中国古典学的门径 《四库全书总目》问世后，两百多年来的中国学术深受其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中国古典及其学问的各个具体领域和细节问题，还延展到中国古典学的根本理念和内在逻辑上。比如，由小学、经学、史学、先秦诸子学、文学以及其他专门学问形成古典学的结构层次，由义理学、考证学、文章学、经世学以及其他相关学问形成古典学的领域方向。 当初，四库馆臣建立汉、宋两种范式，强调两种范式各有长短。至嘉道间，却引出了持久的“汉宋之争”。比如，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国朝宋学渊源记》两书，方东树应之而作《汉学商兑》，各立门户，彼此相攻。江藩尝谓：“近今汉学昌明，遍于寰宇，有一知半解者，无不痛诋宋学。然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 江氏强调治汉学者不可法程朱，挑起了门户之争。方东树回应说：“顾训诂未明，当求之小学是也。若大义未明，实非小学所能尽。今汉学宗旨，必谓经义不外于小学，第当专治小学，不当空言义理。以此欲蓦过宋儒而蔑之，超接道统，故谓由考核以通乎性与天道，由训诂以接夫唐、虞、周、孔正传。此最异端邪说，然亦最浅陋，又多矛盾也！” 方氏注意到，“汉学”门户的症结在于小学不能尽义理，但是指其为异端邪说却属激愤之词。道咸以降，曾国藩诸公持平汉宋，将汉学、宋学分解为义理、考据、辞章和经济四种进路方法，汉宋调和、汉宋兼采成为潮流。这些表明，《四库全书总目》倡导的汉宋之学和义理考据辞章之学，早已成为前贤专治古典学的必由之路。 当初，四库馆臣相当重视正经正史为代表的经典要籍，奠定了四部及各门学问的架构体系。晚清以降，中体西用、新旧兼学的风气很盛。光绪元年（1875），身为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作《輶轩语》和《书目答问》。他在讲“读书宜有门径”时提倡：“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析而言之，《四库提要》为读群书之门径。”接着，他解释道：“大抵初学，须先将经、史、子、集四种分清，何书应入何类，于此了然，则购书、读书皆有头绪。” 他还特别指出：“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晚清民国诸儒之读书治学，莫不以《四库全书总目》为门径，以此熟悉四部学问和讲究为学次第。光宣以来学校社会，包括京师大学堂、存古学堂的创设以及国粹派、国故整理的兴起，无不受《四库全书总目》及《书目答问》研治古典学问的影响。这些表明，《四库全书总目》倡导的经史之学和四部学问，已经成为前贤治古典学的必由之路。 大体来说，近现代学者在总结清代学术时，莫不推重四部之学和乾嘉学风。比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国粹派学者邓实先生说：“学者穷经必先识字，故有故训之学；识字必先审音，故有音韵之学；今本经文其字体与古本不同，故有校勘之学；校理经文近世字书不足据，则必求之汉以上之文字，故有金石之学；又以诸子之书时足证明经文，于是由经学而兼及诸子学；以经之传授源流详于史，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史学；以释经必明古地理，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地理学；以历法出于古经，于是由经学而兼及天文学；以古人习经先学书计，于是由经而兼及算学。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 邓氏以经学为古典学之宗主，因穷经而生故训、音韵、校勘、金石之学，因释经而有诸子学、史学、地理学、天文学、算学。这种论述，颇能反映《四库全书总目》倡导的古典学性质宗旨。民国九年（1920），梁启超先生作《清代学术概论》将清代学术与欧洲文艺复兴类比。他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如果换个角度来说，中国古典学也正是在清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梁氏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又将乾嘉学风与古典学派类比。他说：“乾嘉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科学的古典学派。’” 尽管乾嘉学风未必与近世科学极相近，但是比之于古典学派却很有见地。《四库全书》的纂修，颇能反映乾嘉学者之于中国古典学上的自觉；《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颇可见乾嘉学者对于中国古典学成立的贡献。 六 结语 中国古典及其学问，从先秦时期萌生，汉唐时期沉淀，宋明时期转型，至清代终成正果。据梁启超先生的意见，清代学术的“复古”是一种“文艺复兴”，到乾嘉时代发展到极盛，而《四库全书》纂修正是这种“文艺复兴”的先导。由这种“文艺复兴”催生出中国古典学的自觉，古典学的整体讨论和分析总结进入新阶段。 首先，《四库全书总目》揭示出中国古典学的性质宗旨，包括古书排序遵循注从经典、类附于本的原则，古书价值遵循考证精核、议论明确的原则，古书选取遵循明体达用、经世致用的原则。其次，《四库全书总目》完善了中国古典学的架构体系，确定经史子集四部的学术架构和经史之学的优先地位，厘清了各部、各类学问之间的关系，划定了一些有争议的学术分野。最后，《四库全书总目》标举出中国古典学中汉学、宋学两种典范形式，明确了中国古典学中义理、考证、文章三种方法进路。清中叶以后，《四库全书总目》成为中国古典学的标准读物，影响至今。不仅如此，《四库全书总目》在近现代学术体制下成为了专治中国古典学的门径。 近年国内学界尝试使用“中国古典学”，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中国古典传统的认识。个人以为，中国古典学是以古典语文学为基础，传习中国古典籍及其学术文化的一门综合性学问。这门学问，由传统小学进入，以经史之学为根基，以四部各类学问为架构体系，有自己的典范形式和方法进路，指向经典传习和读书明理的目标。就像西方古典学一样，中国古典学应当成为中国现代学术最为基础的学科门类和学术训练。 秋阳 编辑 / 明矣 校对 通识经典丨 课程大纲 丨 微访谈 丨 走进课堂 阅藏知津丨 通识讲座 丨 讲习班 丨 博雅沙龙 通识联播，每晚6点准时为您播报 来稿请寄：tongshilianbo@163.com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