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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梳理是在张舜徽先生《四库提要叙讲疏》上损益调整而成，特此说明】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以上是《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总序，概括自汉至清乾隆以来二千年经学总况。 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 圣，谓孔子。司马迁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孔子世家》云：“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自后学者多沿其说。而孔子与六经关系，亦因学术派别不同而难遵统一。 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 诂，训诂，解释之意。自孔子以后，解经之书汗牛充栋，经部类即采择其要。 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 汉京，谓汉京长安及洛阳。班固《东都赋》云：“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汉京。”此代指西汉。以武帝立五经为学官，后世咸尊经学为国家学术，至清乾隆时约二千年。此二千年间，经学趋向有六次转变。后文即次第论述。 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 此是第一阶段，为两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又立博士弟子以传授。每经有先师，有弟子，传承不紊。如《易》先师田何，传弟子丁宽，丁宽传田王孙。每经又分诸家，说法不同，如田王孙传弟子施雠、孟喜、梁邱贺，遂有此三家《易》。《汉书·儒林传》所载甚备。不仅恪守一经之说，彼此不通，即便一经之内诸家说法，也彼此不通。皮锡瑞《经学历史》第三章《经学昌明时代》云：“汉人治经，各守家法；博士教授，专主一家。”又云：“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子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师法之严如此。”汉人经学长处为笃实谨严，流弊在于拘固。 王弼、王肃，稍持异议，流风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贾、啖、赵，以及北宋孙复、刘敞等，各自论说，不相统摄，及其弊也，杂。 此是第二阶段，为汉以后至北宋早期。汉人说《易》，以象数为主。王弼为《周易注》，则以老庄玄学解之，重在谈名理，故其书《提要》云：“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与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与康伯亦不能无过。瑕瑜不掩，是其定评。”序在此不言郑玄，似是一小不足。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是说早于王弼而有重要影响的郑玄。郑玄兼今古文，遍注群经，总结两汉经学，是汉魏间极其重要的经学大师，故皮锡瑞谓为经学小统一时代，谓“经学至郑君一变”。也因其小统一，所以在他之后诸家驳之也多。王肃特不喜郑玄，有意与之立异，所注《诗》《书》《礼》《论语》《左传》，多与郑玄见解不同。此风影响波流而下，至唐孔颖达等人纂《五经正义》、贾公彦疏解《周礼》《仪礼》，亦时出己见，驳斥先儒旧说。啖助、赵匡说《春秋》，与三传立异，开后世废传解经之渐。至宋孙復撰《春秋尊王发微》，刘敞撰《春秋传》，则事于攻击三传。故《春秋》类小序云：“说经家之有门户，自《春秋》三《传》始，然迄能并立於世。其间诸儒之论，中唐以前则《左氏》胜，啖助、赵匡以逮北宋则《公羊》、《穀梁》胜。孙复、刘敞之流，名为弃《传》从《经》，所弃者特《左氏》事迹，《公羊》、《穀梁》月日例耳。其推阐讥贬，少可多否，实阴本《公羊》、《穀梁》法，犹诛邓析用竹刑也。夫删除事迹，何由知其是非？”此一时期诸说兴起，故弊端在纷杂。 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吴澄攻驳经文，动辄删改之类。） 此是第三阶段，为宋元儒经学。洛指二程，闽指朱子，濂洛关闽开宋代新儒学，是为“道学”，强调脱去注疏而直面经文，阐发义理。故程颐作《易传》，不说象数。朱子作《诗集传》，废弃小序。对汉唐以来经师旧说视之为不足信。此风之长，在于破除繁琐的文字训诂和章句解读，而以简明的言辞揭出经中大义，判定是非。然因其空无依傍，至于末流，则擅自改动经文，如王柏《诗疑》《书疑》，并全经而移易补缀，元吴澄《易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语多杜撰而纵笔点窜，似此流弊在于彪悍。 学脉旁分，攀缘日众，驱除异己，务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如《论语集注》误引包咸“夏瑚商琏”之说，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一条，以讳其误。又如王柏删《国风》三十二篇，许谦疑之，吴师道反以为非之类。） 此是第四阶段，为明初经学。自宋元以来，诸说并行，见异不迁，难于一统，然因科举需要统一学说，故元仁宗延祐中定科举法，《易》用朱子《本义》，《书》用蔡沈《集传》，《诗》用朱子《集传》，《春秋》用胡安国《传》，惟《礼记》仍用郑玄《注》。明初沿用元制，而去郑玄《礼记注》用陈澔《集说》。永乐中又纂《四书五经大全》，为科举教材。然孤陋空疏，故顾炎武云：“《大全》出而经说亡。”小注所云者，朱子《论语集注》“子贡问曰：‘赐也何如’”条注“夏曰瑚，商曰琏”有误，乃承包咸之失，张存中《四书通证》即阙此条，而不引用《礼记》证明，乃是为朱子之误避讳，故《四书通证提要》云：“不知朱子之学在明圣道之正传，区区训诂之间，固不必为之讳也。”许谦为王柏弟子，撰有《诗集传名物钞》，《提要》云：“谦虽受学于王柏，而醇正则远过其师。研究诸经，亦多明古义。故是书所考名物音训，颇有根据，足以补《集传》之阙遗。惟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襛矣》于《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亦十有一篇，适如《周南》之数。师心自用，窜乱圣经，殊不可训。而谦笃守师说，列之卷中，犹未免门户之见。至柏所删《国风》三十二篇，谦疑而未敢遽信，正足见其是非之公。吴师道作是书《序》，乃反谓已放之郑声，何为尚存而不削，于谦深致不满。是则以不狂为狂，非谦之失矣。”似此为师说回护，流弊在于偏党。 主持太过，势有所偏，材辨聪明，激而横决，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学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禅解经之类。） 此是第五阶段，为明代中后期。“主持太过，势有所偏”，其实可用来说整个经学史各段的特征，所谓法久生弊，盖一时期学术，初创时鲜活鼓舞，振奋人心。逮及后世末流，固守旧说，乃至曲意回护，终使其学偏党执陋，落入下乘。有识之士乃奋而排之，以开创新的学术风气。如此回还，乃使学术日新不已。如两汉初师法家法之说，到王肃、王弼为之一变；汉唐经学受先儒旧说，至濂洛关闽为之一变是也。序后文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即质言之也。惟以汉学、宋学判大关节，是高屋建瓴的概括。元至明初以经义取士，守一先生之说，至此更为疏陋，几不知先儒旧说为何。物极必反，学者更骋己意，以求突破樊笼。正德、嘉靖以后，说经之书愈多而愈丛芜，至有如丰坊伪造子贡《诗传》、申培《诗说》，世人竟末能辨。王守仁即王阳明，为明代大儒，创立宋明理学中心学流派，以致良知为帜，其学与禅宗有接近之处，求修心致良知，略于格物读书。后学推而至极，乃如李贽（卓吾）者，其著作《焚书》《续焚书》诋訶孔子，以为孔子亦只庸人而非圣人。沈瓒《近世丛残》云：“李卓吾好为警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其学以解脱直截为宗，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不但儒教防溃，而释氏绳检亦多所屑弃。”黄宗羲《明儒学案》亦云：“李卓吾鼓猖狂禅，学者靡然从风。”因此，清人评明人学问即以疏陋著称，所谓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也，其弊端在放肆无归。 空谈臆断，考证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义以抵其隙。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如一字音训动辨数百言之类。） 此是第六阶段，为清初。清初诸儒深痛明人治学空疏，乃专事考证以矫其弊。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以作，继之者毛奇龄解《易》说《礼》，阎若璩治《尚书》，胡渭辨《易图》，皆为考证重实之学，而大开清代经学以考据为命脉者。自后吴派、皖派兴起，清学大盛。然末流积弊，陷而不知，如注所云一字音训达数百字之类，其弊端即在于繁琐。 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 以上六阶段是从二千年历史演变的具体阶段定性而言。此汉学宋学之争，则从经学整体研究偏向来说。《孝经问提要》云：“汉儒说经以师传，师所不言，则一字不敢更。宋儒说经以理断，理有可据，则《六经》亦可改。然守师传者其弊不过失之拘，凭理断者其弊或至於横决而不可制。王柏诸人点窜《尚书》，删削二《南》，悍然欲出孔子上，其所由来者渐矣。”可与此同参。汉学特点在徵实，要言必有据，是为具有根柢。宋学特点在说义，要阐发大义，故而具有精微。二学亦各有所失，然多在末流后学身上显现出来。《提要》此初言二学之别，至江藩特撰《汉学师承记》与《宋学渊源录》，高筑门墙，令汉宋之攻势同水火。龚自珍以为不妥，尝移书于江藩云：“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饾饤，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咏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圜无一切语弊矣。”（《与江子屏笺》） 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学术为天下公器，但求其是即可。存门户之见者，见善而不从，守陋而不迁，以一己之私蔽公理，则经义泯灭。所以去私意明公义，是为经学要旨。经者，常也，恒也，刘勰《文心雕龙》称为“恒久之至道”，即永恒真理。 今参稽众说，务取持平，各明去取之故，分为十类：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曰孝经、曰五经总义、曰四书、曰乐、曰小学。 此虽云“务取持平”，然《提要》扬汉排宋的趋向仍很明显。《孝经问提要》中评汉学、宋学不足之处即表明此态度。盖因一时风气乘逼，学者浸淫其中，知而不能避，亦在所难免。读者读之，当自具眼目。十类是在《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基础上损益而成。《汉志》分六艺九种，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隋志》增图谶为十类。《汉志》有五经杂义，附入孝经类，《隋志》有五经总义，附入《论语》类。《四库总目》则单列五经总义，扩《论语》为四书，去图谶，仍为十类。此三家目录书经部分类的变化，正可见当时学术转变。 一七年十月九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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