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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是记录精神财富的数据库，书目与中国学术史结有不解之缘。本讲将论述书目的分类及类目的名称和位置，书目的序（含全目之序、大类之序、小类之序），书目的著录情况（如各类图书的统计数据）以及著录项目（含书名项、作者项、稽核项、版本项、附注项、提要项、按语）等的学术史价值。 书目是记录精神财富的数据库，因此书目与中国学术史结有不解之缘。前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如清章学诚《校雠通义·叙》云：“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余嘉锡亦称：“目录者学术之史也。综其体制，大要有三：一曰篇目，所以考一书之源流；二曰叙录，所以考一人之源流 ；三曰小序，所以考一家之源流。三者亦相为出入，要之皆辨章学术也。” 范文澜对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七略》作了很高的评价，指出：“它不只是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部极可珍贵的古代文化史。西汉有《史记》、《七略》两大著作，在史学上是辉煌的成就。” 下面我们就谈谈书目的学术史料价值。
目录学与学术史的关系能从书目的分类中鲜明地体现出来。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云：“类例既分，学术自明。”明胡应麟《经籍会通》也说：“观其类例，而四部之盛衰始末亦可以概见矣。”
首先，分类是学术发展状况的反映。如现存第一部群书目录《汉书·艺文志》一共分六大类，除六艺略、诗赋略外，尚有诸子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而在明代的胡应麟看来，“《诸子》、《兵书》、《术数》、《方技》四略皆子也。”他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后来在四部分类法中，这四略统统归入了子部。在当时，“六艺”实际上是古学，是官学；而“诸子”实际上是今学，是私家之学。反映私家之学的著作竟在《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中占了三分之二，可见，在战国至西汉时期百家争鸣，诸子腾跃，盛况空前。
类目的设置也是学术发展的客观反映，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凡例》所说：“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关于这一点，诗文评类的逐步确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这一类，因为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南朝时出现了两部文艺理论巨著，一部是刘勰的《文心雕龙》，一部是锺嵘的《诗品》。这两部书被著录在《隋书·经籍志》集部的总集类，可见魏徵等已经注意到这些新出现的文艺理论著作，可是这类著作比较少，编者对它们还缺乏深入的了解，所以勉强置于总集类。唐代又出现了刘知几《史通》等史评类著作，于是唐人吴竞《吴氏西斋书目》特设《文史》类，兼收诗文评与史评著作。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集部文史类引《宋三朝艺文志》类序云：
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锺嵘为《诗评》，其后叙略例者多矣。至於扬榷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竞《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列之。
此后，《崇文总目》、《通志·艺文略》、《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均在集部设立了“文史”类。用“文史”类专门收录诗文评与史评著作比附在总集类或杂家类当然是一大进步，但是诗文评与史评著作毕竟属于文学与史学两个不同的学科，所以合在一起也不是很恰当。《四库全书总目》将文史类分为史评与诗文评两类，前者属史部，后者属集部，就相当科学了。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指出：“诗文评的系统的著作，我们有《诗品》和《文心雕龙》，都作于梁代。可是一向只附在总集的末尾，宋代才另立文史类来容纳这些书。这文史类后来演变为诗文评类。著录表示有地位，自成一类表示有独立的地位，并如何获得一般的承认。”可见“诗文评”类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文艺理论不断发展，人们的文艺理论观念不断明确、不断完善的过程。
其次，学术变化了，分类也会随之变化。如在《汉书·艺文志》中，由于史学著作寥寥无几，所以附在《六艺略》《春秋》类。随着《史记》、《汉书》等史书获得成功，撰写史书蔚然成风，这就要求史书在目录中单独成为一类，即使你不想单独成为一类也不行，梁阮孝绪在《七录序》中分析道：
刘、王并以众史合於《春秋》，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例。今众家记传，倍於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且《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斯例，序《记传录》为内篇第二。
阮孝绪在《七录》中不仅为史书单独列为一大类，而且还下设十二个二级类目，这就非常清皙地反映了当时史学飞速发展的情况。
还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孟子》及其相关图书的分类情况，北宋以前的书目，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等，《孟子》一类书都列入子部儒家类。但是据宋人丁度《礼部韵略》所附《贡举条式》可知，北宋后期宋哲宗元祐年间，曾将《孟子》列为科举考试内容，此后的《贡举条式》一再重申了这项规定，因此《孟子》的地位大为提高。所以南宋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将《孟子》及其相关图书附入《论语》类，这样该类著作在书目中也就由子部升入了经部。稍后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及元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则干脆将经部的《论语》类改名为《语孟》类。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替《礼记》中的《大学》、《中庸》做了章句，替《论语》、《孟子》做了集注，并且将它们合在一起称为《四书》，影响越来越大。据《元史·选举志·科目》可知，《四书》成了科举考试内容，依据就是朱熹的《大学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中庸章句》，这对明清两代的科举考试产生了深远影响。《四库全书总目》于《四书大全》提要云：
明永乐十三年，翰林学士胡广等奉敕撰。成祖御制序文，颁行天下。二百馀年，尊为取士之制者也。其书……初与《五经大全》并颁，然当时程式，以《四书》义为重，故《五经》率皆庋阁，所研究者惟《四书》，所辨订者亦惟《四书》。后来《四书》讲章，浩如烟海，皆是编为之滥觞。盖由汉至宋之经术，於是始尽变矣。
这样，明代与清初的一些公私目录就进一步将《论语》类或《语孟》类改为或另设为《四书》类了，如明晁瑮的《晁氏宝文堂书目》、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姚继恒的《好古堂书目》，以及《明史·艺文志》等。这一改变，也为《四库全书总目》所接受。《孟子》及其相关图书在目录分类中的变化，清楚地反映了《孟子》一书在封建社会越来越受到重视的过程。
再次，某类文献在分类体系中的位置也能反映该类文献的学术存在状况。最突出的例子当然是六艺略，也就是后来的经部，始终处于首位，因为这部分著作是专门用来培养统治阶级接班人的。“六艺”原指统治阶级接班人应当具有的六种技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刘国钧分析道：“四库分类序次之原理，一言以蔽之，即由六朝时遗传来之卫道观念。申言之则曰尊儒重道。经为载道之书，故列之于首。其余皆其支流也。” 因为作者讨论四库分类法，所以追溯到六朝，其实《七略》将六艺略放在全目首位，将儒家放在诸子略首位，当然也充分地体现了重儒卫道的观念。
六经有多种排列顺序，《汉书·艺文志》将《易》排列在六经的首位，与秦汉时期的经学研究状况有关。刘歆在写给太常博士的信中说：
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孙叔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
在这样的情况下，《易》的地位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也引起了人们学习与研究的兴趣。如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提到他父亲司马谈“受《易》於杨何。”《汉书·刘歆传》称“歆及向始皆治《易》。”《汉书·刘向传》还谈到“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刘向父子将《易》置于六经之首，也就不难理解了。
最后，类目名称的变化也能反映学术的流变。如《汉书·艺文志》有诗赋略，因为赋是汉代特别发达的文体，也为武帝所爱好。武帝时还专门设立乐府以采歌谣，所以取名《诗赋略》来含盖这两类文学作品是非常恰当的。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得到了肯定，，诚如曹丕《典论·论文》所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文体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即以梁代萧统所编《文选》为例，该书文体大分为三十八类。而且作者们都普遍将自己的作品编辑成集，希望能够流传下去，以至出现了梁元帝在《金楼子·立言》篇中所说的“家家有制，人人有集”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书目再用“诗赋”为名来指称文学作品，显然是不够准确的。于是南朝时宋人王俭的《七志》将之改为《文翰志》，梁阮孝绪又将之改为《文集录》。阮孝绪的《七录序》还作了解释：“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为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於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后来《隋书·经籍志》肯定了《七录》的做法，将《文集录》改为集部，遂成定制。
书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功能还能通过书目的序来实现。书目的序包括全目之序，大类之序、小类之序，皆有学术批评的作用。
全目之序通常置于书目卷首，常用以总述经籍功用、探讨学术源流、介绍书目体例。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序、《七录》序、《隋书·经籍志》序中，略可窥见其一般。因文长，仅摘录《七录序》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释氏之教，实被中土，讲说讽味，方规孔籍，王氏虽载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录》为外篇第一。仙道之书，由来尚矣。刘氏神仙陈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经书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录》为外篇第二。王则先道而后佛，今则先佛而后道，盖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浅深也。
这段文字谈了《七录》收录佛教著作与道教著作，以及“先佛而后道”的原因，蒋礼鸿还专门分析过《七录》收录佛教著作与道教著作的学术价值，指出：
学术流派错综复杂，随社会与时代而异，这在目录书中就不能无所反映。好的目录学著作也就有学术史的作用。……如梁人阮孝序的《七录》有佛、道两录，这就是佛法东来和古代的道家演变成迷信的道教的反映，为以前的目录书如《汉书·艺文志》所没有。《汉书·艺文志》里的道家为哲学家，而以后的目录书中的道家则有实指神仙家和道士者。
胡适在《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就明确指出孙楷第编撰的这部中国小说书目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小说发达史，他指出：“沧县孙子书先生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成绩之大，都由于他的方法之细密。他的方法无他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他在这几年之中，编纂中国小说书目，著录的小说八百馀种之多。他每记载一种书，总要设法借观，依据亲身的观察，详细记载板刻的形式与内容的异同，这种记载便视为中国小说立下目录学的根基，这是最稳固可靠的根基，因为七、八百年中的小说发达史都可以在这些版本变迁沿革的痕迹上看出来。所以孙先生本意不过是要编一部小说书目，而结果却是建立了科学的中国小说史学，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中国研究小说史的专门学者。”
大类之序，是介绍书目中一级类目的说明性文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均有大类之序。如《隋书·经籍志》经部序实际上是一部经学发展简史，着重介绍了各时期经学的特点。文中谈到西汉人喜欢搞烦琐考证，东汉人喜欢以谶解经，晋人喜欢在经学中融入玄学的成分，而到了南北朝时期，又不重视家法与师承，喜欢翻奇出新，所介绍各时期经学的特点都是缺点，可见一部经学发展史，实际上是人们为了现实的利益对之进行曲解的历史，这对我们认识各时期经学的本质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小类之序是介绍书目中二级类目的说明性文字，针对性更强，也更有参考价值。譬如一提到道家，人们便很自然地将其与没落的奴隶主阶级联系起来。如任继愈曾说过：“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对新的封建制度的一切都感到不满，妄想历史向后倒退。他的社会思想是和历史发展潮流背道而驰的，因而是落后的、反动的。”“针对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老子提出‘无为而治’，实际上就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积极地从奴隶主手里夺取政权，希望大家‘无为’，从而为奴隶主阶级保留一定的地盘。” 而《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类小序的论述则是大不相同的：
道家，者流盖出於史官，历记成败祸亡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於尧之克攮，《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应当说此序对道家的阐述最符合实际情况。试以《老子》为例，其三章云：“无为则无不治。”三十七章云：“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云：“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五十七章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可见强调无为的目的还是为了“治”，为了有“为”，为了“取天下”，为了化民、正民、富民，使老百姓淳朴，好管理。可见《老子》研究的确实是统治术。应当说西汉前期运用老子的学术管理国家，实践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进入大有为时期以后，西汉政权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书目的著录情况也清楚地反映了某个时期学术发展的状况，与某类学术的发展变化。我们知道西汉前期盛行黄老之术，其关键人物，一个是曹参，一个是窦太后。曹参先担任刘邦长子齐王刘肥的相国，接着又担任了汉惠帝的相国，采用的都是黄老之术，大获成功，司马迁于《史记·曹相国世家》赞曰：“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接下来便是窦太后，她当了汉文帝二十三年皇后，汉景帝十六年的皇太后，汉武帝六年的太皇太后，先后共四十五年，在政治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用的也是黄老术。《史记·外戚世家》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这种状况在《汉书·艺文志》中也得到了鲜明的反映。在诸子略、兵书略、数术略、方技略中都有许多托名为黄帝的著作。据胡适统计，“黄帝一人名下有十二类，四百五十二篇书；又托名他的臣子的书八十七篇。黄帝的君臣共计书五百三十九篇！” [6]汉代出现了许多托名黄帝的书恰恰是汉代前期崇尚黄老之术的反映。
统计数字也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我们将目录中的相关类目所著录的文献统计一下，也能反映该类学术的大致面貌。钱穆曾利用统计数字证明南北朝时期史学快速发展的情况：
《隋书·经籍志》史学部门所收共分了十三类，今再统计其所收经史两部书籍之部数、卷数作一比较，计经书有六百二十七部，五千三百七十一卷，连亡佚，则为九百五十部，七千二百九十卷。史书共八百十七部，一万三千二百六十四卷，连亡佚，共有八百七十四部，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八卷。史学著作之卷帙总数已超过经学卷帙一倍以上。而上述经学著述，其承袭两汉前人所遗下者为数尚巨，史书则多为东汉魏晋以下人新撰。由此可知，当时在史学方面一种突飞猛进之成绩。
再如《清史稿·艺文志》史部目录类著录目录书138部；《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史部目录类著录目录书96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史部目录类著录目录书761部。三部目录共著录清代目录995部，可见目录学是清代的显学。
如果我们将两部以上的目录相关类目的著录情况加以比较，就能更清楚地看到某类学术的发展变化。例如我们将《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中所著录的纵横家文献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纵横家急剧衰落的命运。《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著录“纵横十二家，百七篇。”而《隋书·经籍志》子部著录纵横家“二部，合六卷”。柳宗元《辨鬼谷子》云：“《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明胡应麟《四部正讹》也指出：“《鬼谷》，纵横之书也。余读之，浅而陋矣，即仪、秦之师，其术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谓刘氏《七略》所无，盖后世伪为之者，学者宜其不道。”可见，《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纵横家著作在《隋书·经籍志》中一部都不剩了。这说明秦汉以后，国家统一了，纵横家著作也就没有市场了。
书目所著录的资料也有助于我们对一些学术现象作全面而客观的认识。譬如《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书虽然绝大多数已经亡佚了，但是《隋书·经籍志》本身却保存了大量文献信息。就拿南朝人所编的总集来说，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文选》与《玉台新咏》两部，难道它们是孤立的现象吗？我们查一下《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发现“共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而这些总集绝大多数都出现于南朝时期。由此可见，《文选》与《玉台新咏》正是在如此大量的总集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佼佼者。
此外，书名、卷数、作者、版本、附注等著录项目也透露了大量信息，与学术研究息息相关。就卷数而言，例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注《史记》的只有三家，共九十五卷，而注《汉书》的却有二十一家，共六百二十卷。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原来《史记》行文偏用单笔，而《汉书》行文偏用复笔。因为汉代以后写文章的风气是由单笔走向复笔，所以在汉魏六朝时，研究《汉书》的人多于研究《史记》的人。再如宋人郑樵《通志·校雠略》说：“陶潜集梁有五卷，隋有九卷，唐乃有二十卷。”陶渊明的诗在南朝时不甚受重视，锺嵘的《诗品》仅将其列为中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甚至没有提到过他。但是从他的集子的卷数不断增加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陶诗的价值逐步被人们所认识，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
书目提要实际上也是书目的著录项目之一，由于它是一部书的说明文字，在介绍作者生平时，往往同时介绍作者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渊源，这对读者当然很有参考价。譬如有人将荀子定为法家，而刘向所撰《孙卿书录》却说：“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孙卿道守礼义，行应绳墨，安贫贱。……楚有尸子、长卢子、芋子皆著书，然非先王之法也，皆不循孔子之术。唯孟轲、孙卿能为尊仲尼。”这些话对我们正确认识荀子的学术渊源显然大有帮助。
再如明高儒《百川书志》卷九于《初唐诗》提要云：“初唐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方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大历以后锄而治之也。”三言两语就极其生动地指出了初唐诗与中晚唐诗的不同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提要除对某书、某人进行学术评价外，往往也对某种、某类学术或文化现象的源流进行梳理，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八于汪藻《浮溪集》提要云：
四六偶俪之文，起于齐梁，历隋唐之世，表章、诏诰多用之。然令狐楚、李商隐之流号为能者，殊不工也。本朝杨、刘诸名公，犹未变唐体。至欧、苏以博学富文为大篇长句，叙事达意，无艰难牵强之态；而王荆公犹深厚尔雅，俪语之工，昔所未有。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若浮溪尤其集大成者也。
“杨刘诸公”当指北宋初年杨億、刘筠、钱惟演等。此提要介绍了骈体文的发展简史，改变了我们的一些习惯看法，作者为宋人，于宋代骈体文的发展状况，说得犹为亲切而透彻。还有的书目以按语的形式来对图书作出评价，其作用颇类提要，如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于经部《易》类《伊川易传》提要云：“伊川之学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论也。而晁、陈之说，以为濂溪所师，本与希夷及一僧，则故老、释、道宗旨矣。”伊川指程颐，濂溪指周敦颐，晁指晁公武，陈指陈振孙，希夷指陈抟。此按语指出了程颐《易传》的学术渊源，同时也使我们了解儒、释、道三家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情况。
总之，书目无论从主观上，还是从客观上来看，都能起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如上所说，该作用能从分类、著录情况、序，以及提要中反映出来，因此我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应当注意充分利用书目成果。
徐有富（1943-），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李清照》、《校雠广义》（与程千帆合著）、《中国古典文学史料学》（主编）、《郑樵评传》、《闻一多》、《文献学研究》（与徐昕合著）、《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唐代妇女生活与诗》、《诗学原理》等，并发表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诗学论文多篇。为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三等奖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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