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朝以前，中国大地上有没有国家？

（二里头一期）

感谢小秘书邀请。

个人觉得，这是个很严肃的历史科学问题——比如，何以算国家？中国夏以前有无国家的认定问题，等等。这样的问题，应该由专业学者经过充分论证后作出结论，且能够在学界得到基本认可。很赞同孙庆伟教授的《鼏宅禹迹》序所表达的观点——“人人争说夏文化是不严肃的”，在网络平台上把严肃的史学问题碎片化，人人争说，亦未必严肃——我们能做的，是交流各自了解的信息，仅只是“交流”而已。 一，夏之前有无国家？如果按文献记载来说，那肯定是有了。《史记.五帝本纪》曰：“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故黄帝为有熊，帝颛顼为高阳，帝喾为高辛，帝尧为陶唐，帝舜为有虞。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契为商，姓子氏。弃为周，姓姬氏。”——按司马迁的说法，从黄帝开始，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帝禹都是国家；不但五帝，三代更是国家了。 二，不过，对于五帝，会有不少人认为，那还属于神话或传说的时代。对二里头一期放射性碳素测试，其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正负165年）；这一时期的陶器特征也与商文化有明显差异。据此，徐旭升先生判定其应属于夏文化。在这之前的龙山晚期陕西榆林市神木高家堡石峁遗址，面积约425万平方米，距今约4300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城”，存在超过300年，毁于夏早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黄帝的都城昆仑城——这能不能算“国家”呢？ 三，位于山西襄汾陶寺村南的陶寺遗址，亦属龙山文类型为主的遗址，面积280万平方米。其绝对年代同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考古发掘发现了规模巨大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的手工业区等。一些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而且，发掘中证实，陶寺遗址曾遭受战争的巨大破坏——城墙被掘开、宫殿被掀翻、神庙被破坏、居民被屠杀，……。这算不算“国家”呢？ 四，距今5300-4500年左右，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广大区域里，分布着良渚文化。遗址面积达34平方公里。最大特色是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括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象征着财富和神权。尤其是玉琮和象征军权的玉钺相当精致。良渚遗址被一些学者认为，属于虞舜的领地。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加剧；刻划于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的前奏——这个又算不算是“国家”呢？ 五，张光直先生曾长期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精于融合中西历史研究方法。他晚年在论述中国文明起源问题时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要把西方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和中国丰富的历史经验加以对比，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我相信大部分代表人类的法则是可以适用的，但有一部分是不能适用的。 这些不能适用的部分有的就牵涉到文明城市和国家的起源问题。” 六，李学勤先生说，张光直先生所说的“法则”，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规律”。他认为，人类历史有其普遍的规律，有在规律下显示的共同性、一致性。但不同民族、国家的历史又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个别性，而我们对历史普遍规律的认识，是通过各个民族、国家具体历史的综合比较来萃取的。例如，讨论文明起源，涉及判断是否属于文明的标准，一般流行的说法是有一定规模的城市、礼仪性建筑物、文字的发明和金属器（青铜器）的使用等。李学勤先生说，他曾多次说明，这三四条标准是以若干外国古代文明的材料为基准的，并且从开始提出便有争论。他说：“实际上，城市、文字、金属器等都是文明的因素，在各个古代国家、民族间其发展都是不平衡的。正是这种不平衡，使各自走向文明的轨迹不同，构成了文明起源过程的多样性。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其文明的兴起应当有其特有的途径。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深入进行考察探讨，必将使我们对人类文明早期发展的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

这些年，国内的田野考古呈快速发展局面。随着更丰富的历史遗迹的面世，不仅可以使古文献的记载得到证实，关于文化和文明，包括国家形式的认定标准，大概都能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