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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4914字 阅读大约需5分钟 核心阅读：在有关新闻的研究中，“编辑”一角通常笼统地被置于“新闻工作者”这一名词之下。虽然编辑和记者的角色有重叠，但这两者实际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编辑功能”是新闻业的一个本质特征，是新闻业与博客、公共关系（PR）、政府公文、自媒体等“闯入式媒体 (interloper media)”区分开来的重要标志。本文通过探讨编辑与四类对象（观众、新闻机构、新闻实践和社会）的协同关系，进一步引向对新闻业的深度思考，即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 目前新闻界的学术研究主要涉及三类群体：一、记者以及记者的价值转变和职业化；二、处于新闻融合进程中的管理者；三、受众。通常，“编辑”这类角色往往被归入“记者”行列，缺乏一定的外界关注度。实际上，这三类群体与编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编辑指导记者工作并评估其工作，管理新闻编辑室，以及决定着抵达受众的影响力。编辑通过综合各方的需求和期望，以及不断的协商来助力新闻业的理想与实践。 然而，编辑这样的角色似乎仍然不为外界和研究所重视，学术界依然以“新闻工作者”的概念来笼统指代记者和编辑。被置于“记者”标签下的编辑工作领域也随之变得模糊不清。这个现象值得重视，因为记者和编辑的两个角色是截然不同的。尽管他们的职能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叠：记者可以编辑他们自己的作品，而编辑有时也可以报道新闻，但这些并非他们的核心职业。 在国际新闻学研究权威期刊《新闻学》(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 Criticism)今年1月30日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研究者Andrew Duffy认为，编辑是新闻业最重要和最具决定性的特征之一。①它赋予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形式的合法性。研究者把报纸、杂志、广播或网站的编辑——这些位于新闻采集和传播最前沿以及对平面媒体、电视屏幕、网站内容进行监督把关的文字编辑（包括体育、生活方式、艺术、健康等领域）视作严肃意义上的新闻报道工作者。“编辑”值得外界关注的原因在于，他们是将新闻与那些非新闻内容和类似新闻的内容区分开的一个关键角色。通常，这些内容会出现在一些“闯入式媒体”之中，比如博客、国家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技术、非政府组织（NGO）及其他利益相关集团绕过第三方媒介（例如新闻编辑室）而直接从商业或政治来源传递的信息、用户原创内容等。诚然，有些“闯入式媒体”内部也有类似把关监督的角色——比如一些编辑会看一眼记者的报道，或者某些个人扮演编辑的角色来审核赞助页面或原生广告等商业类内容。不过，一般原则下，“新闻编辑监督”被认为是编辑的主要职能。 文章的论述涵盖传播学、管理学以及社会学。因为编辑身兼数职，他们是沟通者、管理者，同时也是连接外部社会的接口。编辑在这三个领域中进行调解，每个领域也都与其他领域相关联。此外，文章旨在将以前在学术思想中探讨的大量相互冲突的元素融合为一个连贯的体系——新闻是规范和务实，虚拟且灵活，话语和实践，固定和流动，体现自发性和网络化，保持独立同时不切断与外界的支持，可信又可疑，同时具有意识形态和功能性。以编辑为中心的思维，通过审视编辑系统中个体的工作如何协商这些通常构成“新闻”的元素，来帮助调和这些二元对立的概念。 1 什么是编辑？ 通常，编辑被广泛归类于管理学的范畴。Hollifield等学者将“编辑”定义为新闻主管和新闻编辑经理。Gade认为编辑包括“部门主管、部门编辑、团队领导或以上级别的顶级新闻编辑经理”。如此看来，编辑的定义依据往往来自管理层面而非新闻标准。但事实上，编辑的工作既包括管理也涉及新闻——他们领导着一个团队并决定最终在网页、广播或其他渠道上推送的内容。Beam对400多名高级编辑进行调查后发现，这些编辑对其自身职务的定位通常为管理人员兼记者：他们处于监督岗位，所以更有可能了解到组织层面的目标和政策。同样地，他们也关注以受众为中心的内容选择。这种与受众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正如Carey所说的那样：离开了用户，新闻及其背后的产业链将失去全部意义。 Sylvie和Huang在研究了中级编辑之后，从中概括出四项价值。根据对编辑的重要性来排列，这四项价值的重要性排列依次为 “新闻、受众、组织和社会”。Andrew Duffy认为，编辑作为新闻的权衡者，最重要的便是综合考量这四项价值体系。综合“编辑”这一角色与Sylvie和Huang四项价值体系的关联，Andrew Duffy将编辑定义为“负责监督新闻采访和传播，通过促进公共领域的交流讨论来造福社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编辑在受众利益、组织利益和新闻原则之间寻找平衡；是新闻内容分配的仲裁者；是新闻业作为一种文化生产形式和一种全面的社会产品的忠实捍卫者。” 2 编辑与新闻实践 虽然编辑涵盖多种领域，本文主要讨论的是新闻业中的编辑。在研究边界与新闻业变迁的时候，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通常是一个切入点。根据他的论点，一个领域是一个“微观宇宙，它有自己的规则，是自主构成的，不能用外部因素理解”（Bourdieu，1998）。然而，Champagne 和Marchetti发现，随着进入到数字环境中的入侵者（比如博主）的增多，新闻领域开始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就包括Eldridge提出的“闯入式媒体”。这些媒体通过塑造其对权威的对抗性角色来挑战新闻的首要地位和合法性。 需要指出的是，领域是值得保护的，因为它们带来了回报。正如Carlson所说，边界是强大的社会结构，它影响资源的分配以及“认知权威”的构建。尽管随着经济和文化回报开始变得不稳定，该领域的界限正在被重新建立，一个新闻领域的编辑，依旧可以通过对其领域进行定义，从而受益。而这定义的工作则来源于长期工作实践的经验积累。 许多证据表明记者和“闯入式媒体”之间的界线通常是模糊的。如果研究这两者所包含的内容以及它们允许进入的场域，我们会发现：这些“闯入式媒体”的案例其实可以发展成新闻。因为，它们已经通过新闻的筛查过程（事实核查、选择/拒绝、编辑、框架）并在新闻文章的范围内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比如，与公关从业者进行合作的政府官员可以创造话题，并将其发送给期待类似报道的记者；新闻的生产过程是弱是强，关键在于能否将这一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新闻。新闻是多孔的，此过程可以类比为营养素进入系统促进其生长的过程。当然，毒素也可以进入系统：用户提供的内容可能成为虚假的新闻来源。但是一旦该领域外的内容被纳入，它就可以变成新闻。 3 编辑与受众 新闻是面向受众的。新闻通过加强公共领域的交流讨论，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Habermas，1999）。但是，在目睹“闯入式媒体”逐渐渗透新闻业并有意分流其获益的情形下，我们有必要明确新闻和受众之间的界线。 根据Carey的观点，受众是编辑和新闻的上帝，因为新闻的主要目的是“为受众提供他们所需的信息”。然而，数字化已经改变了编辑们对受众的看法。编辑不能再认为受众是被动的，相反，受众能够积极参与并表达个人需求和愿望。编辑必须接受受众的贡献这一点，正在成为新媒体环境的重要变化。比如，新闻编辑室逐渐转向网络分析来指导编辑决策。在新闻网站中，受欢迎的故事人气攀升，不受欢迎的故事出局。 但是，受众和编辑关于新闻的构成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Boczkowski和Peer指出，受众之间存在“选择差距”，他们喜欢有关犯罪、体育和技术等“软”新闻，而记者偏好有关公共事务、政治和经济等“硬”新闻。然而，也有学者担心，过多关注受众指标可能面临新闻与社会责任脱钩的风险。因为这样一来，新闻便更倾向于关注受众想要的是什么，而非受众需要什么（Ferrer-Conill和Tandoc，2018）。因此，通过指标了解受众并将其应用于新闻选择和模式构建上，其实存在概念和操作上的缺陷。这无疑是对编辑的考验，编辑的艺术便在于他是否能通过科学参与来选择内容，提出独到的见解。 4 编辑与组织机构 学术研究通常将“记者”和“经理人”称为新闻机构中的两个独立阵营。而编辑则与两个阵营都有一定关系。当编辑寻求客观事实时，他们显然被分配了记者身份；当编辑参与培训记者时，他们兼有两种身份；当他们打磨故事以符合新闻机构的商业或政治议程时，他们便是经理人这一阵营的中坚力量。 即使从表面看来，编辑服务于受众，受众仍然不是编辑的焦点。他们的状态可能更接近家庭模式；Bell认为，大众传播者对他们工作的大本营可能更感兴趣，而非广泛的公众领域。传播伙伴以及职业共事者是他们的重要受众。尽管是基于对“公众”吸引力的专业价值诉求，编辑们还必须同时考虑雇佣他们的（通常是利润驱动的）新闻机构。Bunce在一家路透社新闻编辑室观察到“管理层的利润目标与新闻价值之间的直接冲突”，尤其当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强调新闻的商业性。因此，编辑往往容易在传达对观众有益的价值观和顾及组织利益之间产生动摇。研究表明，在这场斗争中，比起商业价值，新闻原则更有可能被抛弃。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媒体组织逐步向利益驱动模式靠拢，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随着收入来源逐渐衰减，这种冲突被一次次重复和放大。 在西方或北半球范围内，媒体组织所依赖的传统商业模式正在转变。原生广告只是类新闻生产线中的最新产品，因为新闻机构在面临环境不确定性时采用了营销导向的策略，这些类新闻产品一定程度上模糊了新闻和商业之间的界限。传统报纸的编辑和商业功能曾被视作彼此独立的不同实体，如今二者之间的界限正在模糊。当下，新闻编辑室加强了编辑和商业部门之间的合作以维护其产品的开发和竞争。然而，双方的价值观依旧相互矛盾，编辑必须在商业压力和牢固的新闻价值之间进行权衡。 编辑的第二个组织角色是使记者更社会化。员工们需要达到编辑和管理层制定的标准，记者们需要“迅速融入新闻日常仪式的价值观和惯例”。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和态度被制度化为约定俗成的惯例，使得记者和新闻报道更加易于管理。沿着前辈们已经上升到编辑职位的道路，记者们自我强调某些专业界限，这将有利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 组织文化也影响着新闻编辑室的决策。广义的“新闻文化”超越了各种新闻室的局限。然而，一些专业惯例可能与组织的要求相冲突。正如新闻原则和商业之间的竞争一样，组织文化往往胜过新闻价值需求。高级编辑被选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与出版商的政策偏好的相似性，又或是他们愿意遵守这样的政策。这引申出一个问题：编辑是如何在组织内部平衡创新与规则，以及他们是否选择维持现状而非挑战现状。编辑必须同时接受来自受众和机构两方的期望，即便这可能会产生冲突或模棱两可的局面。这种不一致性也是记者个体与社会观念之间进行博弈的机会。 5 编辑与社会 新闻业中最基本的事实之一是“职业记者决定着哪些内容可以进入公众视野，决定着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Deuze，2005）。因此，守门人理论指出，编辑通过筛选新闻，决定哪些事件可以抵达受众。他们决定新闻报道的内容，为受众呈现世界图景。编辑人员依据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以及是否“激发受众兴趣”来筛选故事，其中包括报道原创新闻或策划搬运来自其他新闻机构的新闻。新闻的选择往往超越了受众的日常利益，以便他们与更大更深刻的社会、经济或政治意义产生联结。同样，严肃的新闻故事对新闻组织的重要性超过对受众，新闻组织机构受益于真正意义上“严肃的”新闻故事，因为广告商希望通过这些严肃的新闻故事吸引与这些文章相关联的有一定财力基础的受众，而不是通过那些报道琐碎热点的小报媒介。 然而这呈现的是一种较陈旧的有关编辑作为守门人的观点。随着新闻业的变化，既定的新闻规范也在发生变化，目前以旧模式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已不足以满足快速发展的新闻生态系统。单向信息流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双向更为常见。由此衍生出了一个编辑在社会作用方面的认识论问题：是什么赋予了编辑定义新闻构成的资质？他们是重申并认可现存的霸权，还是挑战并改造它们？ 学者如Schudson认为是前者，但数字化为这个问题打开了新的视角。基于客观性的旧认识论受到基于多主体性的建构主义方法的挑战，这种方法融合了现实主义、经验主义、基于事实研究等方法论。由此反过来改变了新闻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通过编辑的协调，新闻媒体提供一系列信息，受众可以从这些信息中挖掘他们想要的东西。与这种新模式相伴而生的，是对媒体守门人角色有关解释的重新商榷。新的讨论既可以基于新闻的社会和公共领域功能的理想视角，也可以基于什么有卖点的更为实际的视角，又或是基于一种建构主义的看法，认为新闻集聚了理想、证据和主观意见，三者组合形成一种关于“新闻”的广泛共识。 注释 ① Duffy, A. (2019). Out of the shadows: The editor as a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of journalism. Journalis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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