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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有机会与比较文学界的学术泰斗曹老师面对面交流，非常开心。还没有到采访时间，我与另一志愿者很早来到酒店内等候。听闻“曹老师是个守时准时的人”，我们离约定时间五分钟左右上楼来到他的房间门口，心里想着还是到点再敲门吧。从楼道的窗户往外看，成都今天的太阳大的很。脑海里不由的翻出无数句自我介绍的句子：“曹教授你好，我是科大新闻媒体…；曹教授，我读过您的著作，非常景仰…;曹教授，很抱歉要耽误…”。 时针指向罗马数字四时，门准时的打开了。曹教授出现在门口，清俊、儒雅，温暖。我顿时忘了所有的准备，只说出了“老师，您好！”“哎，请进请进！”他满脸笑容的迎我们进去，并很热情地让我们坐好再开始正式采访。 第一次关注到我面前这位和蔼、礼貌，而又有着说不出来的亲切感的老人家是因为他主编的《比较文学教程》（第二版）这本书上的曹顺庆三个大字。这本书是文学专业学生指定的必备教材。因此，在没有跟他面对面之前，心里除了开心和激动，更多的是紧张。意外的是采访宣布开始，我们就很轻松的就进入了正题。 出生于1954年的曹老师今年已经65岁了,年轻时候的他选择了一条学术的道路：1980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他成为杨明照先生的弟子，来到四川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84年，他决定继续深造，于是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很顺利的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取得了学位，并破格升任四川大学副教授。两年后破格升任教授，“三十而立”后，成为四川大学最年轻教授的他仍然保持一颗“活到老，学到老”的心。 在工作期间，他也到欧美各个知名学府访学，建立学术联系，掌握世界最新学术动向。香港中文大学、康乃尔大学、哈佛大学等高等学府，都留下他专心科研的身影。在谈到“在1993年访学哈佛时对他影响很深的一些事情”时，他回忆起一些知名学者。  关于他在哈佛访学时的导师宇文所安(StevenOwen)，他回忆道：“我去的时候他是哈佛东亚系的系主任，同时也在比较文学系。年龄只比我大十几岁，我那时候三十几，他四十几。当然他现在退休了，我都65岁了嘛！（笑）他就很厉害，是搞中国文化的，主要研究唐诗，编过《前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也编过《中国文论》（Readings i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 而关于另一位海外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泰斗夏志清，“我见到夏志清的时候他还请我吃饭，我们就一起聊天。他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眼光独到，我们以前的现代文学史，不写钱钟书，不写张爱玲的。（就）是他最早把钱钟书、张爱玲加上去的。学者大多都很有远见，有很开阔的胸怀和独到的眼光。” 在回忆起这段哈佛访学的经历，曹老师的眼睛闪闪发光。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宇文所安频频来到四川大学讲学，而夏志清早已仙逝，如今的曹老师已是国内比较文学界执牛耳者，他所倡导的变异学已成为比较文学发展第三阶段的重要理论，为比较文学学科构建做出重大贡献。 02. page 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学会上  说到培养人才，曹老师在1993年成为国批博士生导师后，开始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比较文论方向招收博士生。至今，经他“传道、授业、解惑”且已毕业获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众多，其中包括叶舒宪、徐新建、蒋承勇、李伟昉、曾明、何云波、李杰、代迅、张荣翼、彭兆荣等。1998年，曹老师以第一带头人申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博士点，成为了四川省学术带头人。2014年9月，作为一名“实力派”，他成为杨周翰、乐黛云之后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任会长。  在此次电子科技大学清水河校区召开的“2019年数字时代的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比较文学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上，曹老师在开幕式上表示了对来自全国各个高校的专家学者、博士生研究生的欢迎之后，也作了题为《变异学”:比较文学新话语》的讲座报告。“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其理论核心是把异质性、变异性作为比较文学可比性的基础。”在讲座中，曹老师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介绍了“什么是比较文学的死亡”、“为什么说比较文学死了”、“西方的‘不比较，不文学”存在的问题”，最后他强调“变异学理论话语体系也正是中国特色的学术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话语体系，对于中国及国际比较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话语”在当代的整体建构，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具有责无旁贷的意义。故此，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任重而道远!” 当谈到“面对‘西方比较文学的死亡’，中国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可以做些什么”时，老师说：“这个死亡，是西方人自己的提法。但是他们没有说为什么会死亡，在我看来，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比较文学不再像以前那样搞比较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不搞文学了，而是搞文学以外的研究，他们叫做文化研究（culture study）。他们不再研究文学审美、人物塑造等，而是考虑性别、阶级、政治、精神分析这些。所以，好多研究比较文学的写文章就写女性主义等等文化研究了。这个有必要搞，但是从比较文学的学科立足点来说，它是要比较的，要不然怎么叫比较文学呢（笑）。 他们现在想补救，也有一些措施，想要救活这个学科。他们其实学术氛围很好，比如：他们在本科阶段就有比较文学系，中国没有。我们只有比较文学硕士点、博士点。国内的比较文学发展历程将近百年，如：王国维《人间词话》、《红楼梦评论》堪为典范，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管锥编》等等。我们的比较文学学科起步比较晚，硕士点博士点从85年才开始，但是这些年我们的队伍壮大起来，研究问题也不断深入，还发现了西方比较文学的缺陷：其中最大的一个缺陷就是他们还是跳不出“西方中心论”，没有完成东西方文明的跨越。 比较中西作品时，我们都在跨越。如果不跨越这堵文明的墙，你就不是真的世界性的。关起门来，西方比西方的，东方比东方的，中国比中国的，这是一种失误。对于有些西方学者来说避免这个失误很难，这就是中国学者的机会。（这是其一）；其二，他们还有一些学术失误，比如，维斯坦因等人认为：“同”可以比较，“异”不可以比较。这个违背了常识，比较文学是比“同”又比“异”的。他们觉得比较差异就是乱比较，但在我们实际的文学研究中，比如流传学，文学从一国流传到另外一国。这种流传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变异，《赵氏孤儿》到西方以后，西方添油加醋的就变了；“寒山诗”传到美国就变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教从印度传来，传到中国，但是现在中国的禅宗已经不是印度的佛教。这个变异非常明显，但是他们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美国学者没有阐释这其中的差异，这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机会。” 谈到“相关专业研究如何发展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话语建构的内部动力”时，曹老师强调：“我们的内在动力是中国人怎么走自己的路。但是，部分中国学者专注于追赶西方学术，不关心如何走自己的路，不建构自己的话语，这就是没有尽到当代学者的责任。研究生也是，有些学校对西方亦步亦趋，西方讲什么，我们就讲什么（女性主义、精神分析等等）。这样固然可以学习西方，但是跟着走就只能做他们的学生。其实，很多西方的学者也跟着中国学。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西方学者思想中与《老子》的渊源很深。所以，西方有些理论建构，正是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们中国人自己怎么能妄自菲薄，不去研究自己的文化呢？如：中国学者可以去实证考察德里达和中国老子的关系，中国的思想又是怎样影响他的解构主义。你们学生选题的时候可以考虑：怎样从西方大思想家看中国文化，这就是自己的路。中国文化对西方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却视而不见。走自己的路，这是今天最重要的，要加强文化自信。其实，不是没有这条汇通中西之路，是很多人在意识里，不知道这条路。” 听完曹老师的讲座后，看着自己的笔记，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看到了作为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广更远的未来，深受鼓励。从译介学，再到变异学，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显而易见。我有一种茅塞顿开，“满血复活”之感。 最后，曹老师给了一些对文学方向学生的建议。他感叹到：“文学难学，或者说，人文学科都不好学。（从）我们现在培养的情况来看，部分人文学科的学生缺少扎实的功底。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中国自己的经典没有得到充分阅读；另一方面，学生的文化文学根底比较浅。在鲁迅他们的时代，包括我们川大的郭沫若、巴金、还有王国维、钱钟书、朱光潜、季羡林，他们都是学文学的，每个人都功底深厚。鲁迅、闻一多和郭沫若都是新文学的干将，他们的旧文学也非常的好。鲁迅青年时写了一篇文言文论文叫《摩罗诗力说》。我们今天学文史哲的学生古典的根基很差。你看先秦典籍，比如《老子》、《庄子》，以及我们的“十三经”，史书等，很少有人完整地读完其中一本。以前，我们学《离骚》，都是要背下来的，现在你们学的都是很短的节选（笑），所以，要想做一名合格的文学学生，要学习自己的经典，同时，也要学西方经典。学中国经典要用文言文学，学西方经典要用外文来学。只有学好这个，才能培养出好学生，这才真正是我们比较文学的人才的培养。” 与曹老师交流的时长大约为四十分钟。每次听完采访的问题，曹老师就会心一笑，娓娓道来，逻辑十分清晰。这四十分钟，它是学术大牛与小记者之间的问与答，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教与学，也是我的短短学术生涯里最幸福的时刻。 ” 文 字|王玉莹 编 辑|李萌 电子科技大学数字文化与传媒研究基地 公共管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 cdcm@uestc.edu.cn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者合作意向请给我们写邮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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