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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曾有过飞来的艳福。湖州一位名士爱其才华，将侄女嫁给了他。后来，退隐江湖的范成大又赠其歌伎小红。“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写的便是这件事，姜夔的畅快得意，溢于言表。 但仅此一回。直到姜夔贫困潦倒地客死扬州，他都再没有过快乐的时候，也未再提起小红这个名字。或许小红已经离开了他的生活，原因很简单，他养不起。而且，他当时的得意，多半是因为他受到的赏识与知遇，自度曲《暗香》《疏影》一出手，遍是满堂喝彩，人皆叹慕，小红的出现对他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他对她，有多少深厚感情，真的说不上。 翻开他布衣浪迹江湖的一生，字里行间，永远站在那儿，似远还近的，是很早很早以前，在合肥遇到过的女人。他所有的爱与思念，都早早支出，再无他人补白余地。 那时他翩翩年少，第一次到合肥，23岁。后来为谋生，他不得不离开合肥，与情人虽时有来往，但终难厮守，十多年后，情人也离开合肥，音讯全无。 这段感情，他一生中从未忘记。他记着那些柳树，并在词中反复地写，他还记得每次分别时，院里都会开放的梅花，梅花下她的笑。 短暂的相聚，却用一生来怀念。如果你是女人，会为了一个男人苦苦等到三十多岁，却什么也没有等到？如果你是男人，你受得了在你最爱的女人面前，这般狼狈无力？ 所以，这段感情的死穴，唯两个字：贫贱。 虽然姜夔是官宦子弟，可惜父亲早亡，家道中落，自己又屡屡应试不第。那时候的文人也不像现在，进可入作协，退可下海经商，就算卖烧饼，只要放得下面子，能挣到钱，也没人笑话。从前，文人做官就是主业，做不了官，也就只能一条道摸黑走下去。 诗词音乐上的才华为他赢得名气，他也因此遇上不少惜才的人，权高位重者有之—他与他们交游，其实也倚仗他们接济度日。他这身份，半算江湖游士，半算豪门清客，实在算不得有光彩。 只是，要替她赎身，他没这个经济能力。况且，他已有妻，妻家对他有知遇之恩，就算把情人娶进门，肯定是委屈她做小。生计又那么艰辛……当男人真正爱一个女人时，是舍不得她和自己一起吃苦的。 被迫也好，主动也好，姜夔最终做了“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的选择。至少，他避免了让这段情落进现实的泥沼里，在贫贱夫妻百事哀中被慢慢磨灭。 姜夔生活中还有个被埋没的女人—他的夫人。姜夔长期生活于湖州，那才是他的家，可以进门换衣洗脚、掸落满身尘埃的地方。她是他举案齐眉的妻，身世清白，家教良好，吃苦受累，并无怨言。只是，她是否知道，她的丈夫，这一生心都停留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她出身书香门第，应该能识字，丈夫写的词，那为另一个女人纠结的深情与思念，她当然读得懂。 在宋朝的时候，湖州是和合肥面貌不同的城市。湖州丰饶，热闹，盛产鱼米、丝绸、笔墨与骚人墨客，文化气息浓厚，连小吃都那样精致：玲珑水晶包、碧梗腊鸡粽……而合肥：大麻饼、烘糕—听着品味上就矮了一截。姜夔写来写去，却总是舍湖州而取合肥，拐弯抹角，最终还是疾奔而去。 金庸小说中的一位女主角说：“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可是，我不喜欢。”在姜夔身上，就有这种接近于宿命的执拗。 执拗又岂止是在感情上。明明爱他怜他才的人那么多，他托关系弄个一官半职，实在是有机会的。甚至，有朋友愿意出钱为他买官，都被他婉拒。他的自尊和傲气直直接接地表现在这里，宁肯屡试不第，郁闷得再在寒风中走上几遭，就是不走那“不堂堂正正”的仕途。 姜夔执拗的性格也即他人生的悲剧所在。为自己的性格所限，他想积极进取也找不到借力点。既然干不得什么，那么，他只能坚守着：什么不能干。 他曾自承：“少日奔走，凡世之所谓名公巨儒，皆尝受其知矣。”字里行间颇有些自得。他是有自信的。只是他错估了运气，低估了这人世间的错综复杂。 他一直在努力：上书论雅乐，进《大乐议》《琴瑟考古图》，不了了之，最后好不容易以一篇《宋圣铙歌十二章》获得朝廷恩旨，可不参加地方考试，直赴礼部参加会试，又未被录用。个中曲折，不得而知。 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决定了人的大半命运。姜夔有点像李白，天生是诗人，也只能做诗人。但谁乐意呢？诗文终是雕虫小技。兼济天下，至少得到一官半职，告慰先祖，才是士人们的理想所在。 姜夔本可以实现他兼济天下的理想，但他那执拗的性格注定了他无缘于官场，官场的曲曲绕绕不适合他的直脾气。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也正因为他执拗的性格，所以他才比旁人多了几分坚持，他的诗正如他的人一样清冷、孤傲，自成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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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昵称19788366 > 《教训误区 人生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