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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体心理学看来，个体心理的发展并非力比多发展的结果，而是自恋从古老形态向成熟形态转化的结果。科胡特假设：婴儿与母亲原本处于一种原始的、想象中的融合状态，而婴儿的意识便从这样的状态中觉醒；此时，原先那种完美的一体性（wholeness）丧失了，而被代之以一对自恋幻想，以此作为某种挽救或补偿：其中一个自恋幻想是夸大-表现的自体意象（imago of thegrandiose-exhibitionistic self），它宣称“我是完美的”；另一个自恋幻想是理想化的父母意象（the idealized parent-imago），婴儿宣称“你们是完美的，而我是你们的一部分”。这两种意象构成了科胡特所讲的双极自体的两极。(Jeffrey，2015)
这些古老的自恋意象若要转化为成熟的自体结构，就需要科胡特所讲的自体客体（selfobjects）的回应。此处的自体客体并不是客体关系理论中的客体。自体客体并不会被体验为是跟自体相分离的，而是被体验为自体的一部分。
自体客体所履行的功能对于个体的发展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自体无法独立执行这些功能。夸大-表现自体需要镜映（mirroring），这是指一种理解的、赞赏的回应。科胡特讲到，婴儿需要从母亲的眼中体验到快乐与骄傲的闪光；母亲的这种目光是因为婴儿所做的所有事情，甚至是因为它的存在本身。孩子不会停下对于母亲镜映的渴望，但是又需要这种镜映逐渐地跟它的发展成就相协调：它学会了用杯子喝水、学会了使用厕所、学会了阅读、学会了扔球、学会了弹钢琴。
科胡特认为古老的夸大自体经由两个阶段变成了他所谓的现实自我的一部分。在第一个重要阶段，自体客体采用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镜映，来回应孩子夸大-表现的言行。当父母偶尔无法给予这样的镜映、出现失误的时候，就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阶段，科胡特将之称为恰到好处的挫折（optimal frustration）；因为孩子可以比较容易地处理这一挫折，并且这一挫折为它提供了来镜映自己的机会，即在给予镜映的自体客体不在场的情况下，来欣赏它自己的能力和雄心。自体把自体客体的功能转化为它自身的心理结构，科胡特将这一过程称作转变内化（transmuting internalization）。自尊（self-esteem）便是这一过程的副产品。
理想化的父母意象则通过两种独特的方式来发挥功能。第一种方式的特征是自我照料和调节：婴儿需要母亲给予喂养、安慰、刺激以及消除刺激。如果母亲能够温柔地、及时地为婴儿提供它所需的这些功能，而只有一些微小的、对于发展阶段来说恰当的过失，那么婴儿就会逐渐发展出一种能力（一种心理结构），即通过转变内化来为它自己提供这些东西。正如夸大自体产生了自尊那样。
理想化父母意象的第二项任务是提供一种价值、道德和规范的榜样，当儿童达成这些标准的时候，父母回应以温暖的骄傲。同样地，如果父母在回应方面出现微小的失误，孩子就会学着从自己的道德行为中内化一种自豪感。这样的孩子可以做到行为正直、坚守法度，因为它乐意这么去做，而并非因为它意识到某个权威正在监视它，等着对它的行为实施奖惩。
通过夸大自体和理想化父母意象的转变内化作用，个体就拥有了健康自体的两极：基本的雄心和基本的理想。一旦从基本的雄心发动、经由基本的技能、达成基本的理想这样一个精力充沛的连续统一体得以建立，那么，个体创造性的生活就成为可能。我们就说，个体拥有了健康的自恋。
在科胡特后来（1984）建立的模型中，健康自体还包括天赋和技能这个中间地带的发展。就是说，自体的发展中需要寻求自体客体的相似感，或者说，自体觉得和自体客体是“一类人”。这就是自体与自体客体的孪生关系。当有音乐天赋的孩子陪着拉小提琴的父亲练习，当有工匠天赋的孩子与父亲在花园里一起干木工活，当一个女孩与妈妈在客厅里织着毛衣……就是这样的相似感促进了孩子天赋和技能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也使得孩子感到自己身处人类之间，觉得自己是个人类，并且获得一种模糊但强烈且弥漫的安全感。所以，孩子成长的周围需要这种具有相似感的人性的存在。
于是，统整的自体结构就包含了的三个部分：雄心、技能、理想。总的来讲，在儿童发展的早期（主要是6、7岁以前）自体客体恰到好处地满足了孩子对镜映、理想化、孪生关系的需要，我们就可以说，古老的自体客体对自体的回应是共情协调的。
3.古老的自体客体对自体的回应是缺乏共情的
在古老的夸大自体转化过程中，如果自体客体的失误并非微小失误（恰到好处的挫折），孩子的心理无法处理这一失误，那么这就是缺乏共情的、创伤性的，此时健康的自体结构以及自尊就不会发展起来。比如，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镜映性母亲死亡了，或者母亲太过抑郁、心事重重，以至于无法给孩子共情的回应，那么转变内化的进程就会关闭，而孩子的古老自大就会被分裂，无法再被现实自我所运用。(Jeffrey，2015)
还有一些比较隐蔽的伤害，比如，中国母亲（以及学校的老师）通常过份要求孩子保持良好的姿态，当孩子回家，正在眉飞色舞地跟母亲讲述他在学校的愉快经历时，有些母亲会打断孩子：把你的腿站直了。这样的打断实际上干扰了孩子夸大自体的展现，应该被视为非共情的。还有，当孩子们在客厅里高兴地玩着捉迷藏等游戏的时候，有些家长会大声呵斥他们保持安静。类似这些看似微小的伤害，如果长期积累或者伴有双亲的人格层面的缺陷，也将会影响到孩子自体的统整性。
发生上述伤害的结果就是，孩子（以及将来的成人）绝望地依附于自大愿望，要么在现实世界缺乏追求这些目标的力量和弹性，要么无法借由现实中获得的成功来体验活力和愉悦。在科胡特看来，这是因为当转变内化的发展进程被中断以后，现实世界再多的赞美和鼓励也无法重启缺失的内在结构的发展。
在理想化父母意象的内化过程中，如果母亲没能为婴儿提供基本的调节式照料，婴儿自我调节的心理结构就不会发展起来。他可能需要药物的帮助才能让自己入睡，或者让自己清醒起来。
理想化父母意象的另一项功能是为孩子提供一种价值、道德和规范的榜样，这同样需要父母提供的回应是恰到好处的；但是，如果被理想化的父母以一种创伤性方式挫败了孩子，孩子的内化过程就会关闭。假设父亲突然被发现挪用了公司公款，或者母亲抛弃自己的丈夫跟另一个男人跑走，那么创伤与关闭就有可能发生。在遭遇了这样的自体客体失败以后，孩子（以及之后的成人）就会寻求那些备受尊崇的人物，去理想化他们，因为只有当这些人确认了它已经达成了某种道德行为的标准，它才能够为这些行为感到自豪。
如果孩子成长过程中缺乏一种与他人的相似感，缺乏天赋和技能本质上相同的人的陪伴和传授，那么，孩子的技能的发展就可能会受到挫折。成年后，由于自体中间地带的缺陷，个体无法发挥和实现自己的潜能。
如果自体结构三个组成部分（理想、技能、雄心）中的两个部分遭受创伤性的、非共情的挫折，那么个体就可能形成自恋人格。
4.自恋人格障碍的症状
自恋人格障碍的症状是很宽泛和模糊的，总体来说，这些症状可能有：一种自大感、一些驱力化的表现（性欲化、成瘾、攻击性等）、一种深深的抑郁和空虚等等。
这些个案是颇为活跃、社会适应相当良好、功能也很不错的人士，然而他们的人格障碍却或多或少严重干扰了其工作与生产能力，也干扰了其幸福快乐与内在的平和。（《自体的分析》p.1）
在这类个案的精神分析过程中，有时会有暂时的退行摆荡(regressive swings)。乍看之下，这时出现的某些症状，会令那些不熟悉严重自恋人格障碍的精神分析者认为，这些症状就足以被标定为精神病。然而，奇怪的是，无论分析师或个案都不会对这些暂时的退行体验维持太大的警觉，即使如果单独来看这些体验的内容（例如妄想型猜疑；或妄想性身体感觉和自身感知的剧烈转变），确实有理由让人担心个案已经与现实严重脱节。但整体状况仍然是令人放心的，尤其因为导致该次退行的事件通常可以被辨识出来。而且个案不久就学会当发生退行时，要去寻找移情的困扰（例如被分析师拒绝而受挫）。一旦分析师熟悉了这位个案——尤其只要他观察到某种形式的自恋移情（narcissistic transference）已经自动发生——他通常便能相当有信心地下结论：个案的主要困扰并非是精神病，而且即使在以后的分析过程中，有发生那种严重但暂时的退行现象时，她仍会坚信他的结论。（《自体的分析》p.2）
科胡特把弗洛伊德界定为人类动机之基础的强烈的性和攻击力量看成是二级的、“瓦解的副产品”，由于自体形成发生中断，性和攻击力量试图挽留一些活力感，否则内心世界将是一片荒芜。他将这个观点与性欲联系起来进行的探讨格外有创造力，例如他关于手淫对维持个人的内部经验的功能的讨论。下面引自科胡特的一段原文。
“由于他甚至在想象中也无法快乐地体验自身拓展和独立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巨大喜悦，他试图通过自我刺激获得最低限度的快乐——受挫自体的愁苦的快乐。换言之，他的手淫并不是驱力驱动的：不是健康儿童寻求快乐地稳固自体所做出的精力旺盛的行动。他是试图通过对自己身体最敏感区域的刺激，暂时获得他还活着、生存着的证明。”（科胡特，1979，第17页）
类似地，科胡特对病人在治疗中的攻击和愤怒的理解，不是认为他们表达了内在力量，而是把他们看成脆弱秉性的迹象。攻击性的诋毁可能是病人保护自己的方式，是他在接受分析师成为自体客体时避免所固有的再次受到创伤的危险。当病人进入他所需要的自体客体联结重新激活的情境时，他深深地、完全地依赖它的有效功能，因此觉察到分析师的不可靠、软弱、缺乏协调而引发强烈的暴怒，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科胡特看来，攻击是一种反应，而并非基本能量。（《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p.192）
5.自体客体移情
自恋移情（narcissistictransference
根据科胡特最终建立的理论，自体客体移情被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反映了童年所需的三种自体客体经验）。尽管在传统方式上分析师可能显得对病人并不重要，但是实际上他作为一种养育环境（很像温尼科特的“抱持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病人在其中可以开始感到更受关注，更为真实，内心更坚实。科胡特称之为镜像移情(mirroring transference)。第二种自恋移情的发展是，当病人把分析师看成是完美出色的，通过他与这个有力而重要他人的联系而感到自己更加强大和重要。科胡特称之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最后科胡特还提出了所谓另我(alter ego)移情或孪生(twinship)移情，在这种移情中，病人渴望感到与分析师有本质的相似，不是外部意义上的类似，而是在意义或功能上类似。（《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p.189）
由于在这些移情形式中，病人感到分析师不是独立的生命，而是病人虚弱的自体所需的延伸，病人预期的对分析师（自体客体）的控制，会在感觉上接近于成年人对自己身心的控制（科胡特与沃尔夫，1978，第414页）。
这些移情都不像作为经典精神分析标志的俄狄浦斯移情。科胡特发现，最令人震惊的是，根据传统技术对自恋移情的解析是灾难性的。如果分析师对病人解析说（在镜像移情中）病人的自我知觉是夸大的，需要放弃；或（在理想化移情中）病人对分析师的看法是夸大的，需要抛弃；或（在孪生移情中）假想的在病人与分析师之间的相似性是防御的或虚假的，那么病人的自尊会崩溃，随之产生的是泄气的空虚无用感，或报复性的宣泄。
如果这些移情没有被解析所破坏，而是允许它们蓬勃生长，会发生什么呢？经典理论会预测，由于分析师与病人共谋并满足了病人幼儿式的、自我专注的幻想，会加深固着或退行。而科胡特发现，他的病人需要长时间沉浸在这些移情状态中，从而逐渐发展出更加可靠的活力或者幸福感。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病人没有退行，而是开始茁壮成长，发展出更协调、坚韧、健康有力的自我感，能够经受挫折，适应生活现实，并在个人体验中发现充满活力的快乐。
在分析情境中，无论分析师如何努力，他都不可能始终完美地符合病人的需要。这就像重启了病人早年没有完成的发展过程，也像父母一样，分析师无法让太阳升起或者保护病人不接触无情的生活现实。因此分析师就像称职的父母一样，会慢慢地让病人失望并逐渐增加（恰到好处的挫折），让自体客体移情（通过转变内化）转变成更为现实、但仍然有活力而坚固的对自我和他人的感受。
最终，病人完成了修通，重新拥有了一个健康的自体：由基本的雄心发动、经由基本的技能、达成基本的理想的一个精力充沛的连续统一体。
6.自体结构
这个（核心自体）结构是我们感觉作为创造与知觉的独立中心的基础，并整合入我们最中心的企图心与理想，以及我们的身体与心智在空间中自成单位、在时间中为连续体的体验。这个统整而持续的精神构造，关联于一组相关的天分与技能；这些天分与技能吸引它自身，或应对核心自体的企图心与理想的要求而发展，形成人格最核心部分。
7.共情(empathy)：也译“神入”、“同理心” 共情，即“替代性内省”，是一种能够思考和感受他人内心生活的能力。我们毕生都有能力去经验别人的经验，虽然准确地说这种能力通常会逐渐减弱。在正常环境下，这种能力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转变，这种转变方式虽有个体差异但总体来看仍是可以预测的。在生命的早期，婴儿以共情方式感知到的环境似乎充满了他人的情绪。换言之，这种共情泛滥的情况与大多数成人对他人经验的浅尝辄止相反，也不同于深层心理学家对共情的某种科学应用。从生命发端开始——分析情景也包括在内——个体需要的是暴露在稀释了的共情环境下，而非完全包围着的共情环境。婴儿感到焦虑时，母亲会经验到孩子的焦虑，她会把他抱在怀里。随之，婴儿感到被了解与安慰，因为母亲经验到的共情信号并非婴儿全部的焦虑而只是消减了的部分。如果母亲的共情能力仍然停留在婴儿阶段，即如果她倾向于因孩子的焦虑而感到惊恐，那么一系列的坏事情便相继发生。她可能长期地把婴儿的焦虑隔绝在外，这就剥夺了婴儿与她融合并从她的这种由体验到轻微焦虑到恢复平静的过程中受益的机会。或者，她可能持续以恐慌来回应，此时会出现两种负面后果：这为孩子终生无法控制焦虑或其他情感的蔓延打下了基础，或者使孩子不得不把自己隔绝在这种因过度剧烈而具有创伤性的共情回应之外，她的不可控的共情性共鸣使孩子的心理组织变得贫瘠，使得孩子们长大后无法与自己共情，也无法经验他人的经验，从本质上来说，无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科胡特，1984）
古老自恋完全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它无法认识到别人的感受，因为在它看来，别人根本就不是独立存在的。不过，正是通过镜映性自体客体的回应，自体才能够认识自己，认识它的感觉。当孩子哭的时候，妈妈告诉他：他伤心了、痛苦了，妈妈跟孩子的悲伤或痛苦产生了共鸣。当孩子欢笑的时候，妈妈告诉他那是快乐，而且妈妈也在欢笑。因此，在妈妈的帮助下，孩子学会了去辨识自己的情感。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情感表达，我们去认识自己是什么感觉，由此，共情使得我们可以辨识别人的情感。
（2016年7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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