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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布尔乔亚市民社会的新型权力装置

 置身于宁静 2019-05-19
  在著名的法兰西学院系列演讲中,福柯提出,17 世纪以来,资产阶级通过制造以科学真理为构形本质的规范性权力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其实,这个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或治理技艺。而从 19 世纪开始,以认知为权力部署的规训开始在全社会布展开来。权力的规训技术,在最微细的层面上开始控制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肉体和灵魂。
一、规训—规范部署: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的真理刀
1970 年福柯正式入选法兰西学院教席教授。从1971年1月开始,除去 1977 年的休假,一直到1984 年他去世,福柯分十三个专题,开设了“思想系统的历史”(Histoire des systèmes de pensée)的系列讲座。福柯事先按照学院候选程序向教授委员会提交了题为《应当进行思想系统的研究》的报告。因为前来听讲者并不是学生,而是进出自由的社会听众,所以福柯的演讲并没有完全按照自己的学术文本话语,而是采用了较为通俗的课堂语言。这会让人感到某种话语的断裂。因为,他同期在学术文本中使用的一大批学术术语在这里似乎通通隐遁了,只是偶尔才出现。例如 épistémè 为零,archéologie出现了 4 次,stratégies 只出现了 1 次,discontinuité 出现了 2 次,généalogie 相对多一些,出现了 20 次,等等。这种从文本到公众演讲的特定适应状况在后来的讲座中有所改变。当然,这种词频变化也较深入地反映了福柯思想构境中的一些重要改变。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面的讨论中逐步分析。
  我们先来看福柯在 1975 年的法兰西学院演讲《不正常的人》。这个 anormaux 在法文中也有反常、例外,以及疯子和精神病人的意思。这个主题当然与他早年的疯狂史研究有一定的内在关联,通俗地说,福柯指认了疯子不是天生的、不是生理的事实,而是一种社会建构。这与波伏娃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建构出来的观点相近。萨义德曾经说,“自一开始,福柯似乎就把欧洲的社会生活理解边缘人、罪犯、另类与可接受者,正常人、一般的社会人或同类之间的斗争”。这是对的。谁能裁定一个人的存在是正常的或不正常的,并有权将这种在社会存在中的反常判定为疾病?这种切割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权力就成了福柯这一演讲的焦点。
  在 1975 年 1 月 8 日的演讲中,福柯说,能够判定人的生存之正常和不正常的质性,这是一种“可以杀人的话语(discours qui peuvent tuer)”。话语与杀人的直接链接是从这里开始的,这个话语相对于《词与物》中的烙印者和《认知考古学》中作为历史陈述档案被激活后的话语实践,已经在政治哲学的构境中走了很远。这是由于,这种话语关系着人们的自由与监禁、生存与死亡的裁决,认定你不正常地活着,如同死去。在这个意义上,福柯将这种真假二值逻辑构境中的裁决指认其为一种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discours de vérité)之刀。所谓真理话语,即身披科学资格言说的权力话语,或者叫“专门由具 有资格的人在科学制度内部系统阐述的话语”。福柯认为,这个可以杀人的真理话语刀正是支撑整个西文社会司法制度的核心。在他看来,这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司法权力和医学权力的新型的权力,他将其命名为“规范化权力(pouvoir de normalisation)”。这个 normalisation,在法文中也有正常化的意思。正常化恰好与这里福柯的思考焦点相关,它是打造正常人生活存在的构序过程。规范化之外即是不正常的人。福柯在本讲座32次使用 normalisation 一词。规范化,应该是福柯对康吉莱姆在《正常与病态》中相近医学概念的挪用。正是这种以科学话语为构形本质的真理话语建构了正常与不正常生存的界线。作为同性恋者的福柯,深恶痛绝地例举了他身受其害的西方社会自 17 世纪以来对性的规范化技术过程。在他看来,正常的异性恋,不过是社会规范化建构出来的。原因在于它是科学(真理)的文明样态与被划定的人的自然属性。福柯说,这种权力所处于的位置是超结构的(supra-structurel),往往属于“上层建筑的构序(l'ordre de la superstructure)”。这是福柯对马克思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喻的引用,上层建筑是规范化科学话语的政治性本质。
  在 1975 年 1 月 15 日的演讲中,通过对西方社会历史中两种疾病—麻疯病与鼠疫病的处置方式的不同,福柯说明这种规范化权力布展的独特质性。首先,在西方的中世纪存在着一种对麻疯病人的特定处置方式,即对麻疯病的排斥(l'exclusion)方式。排斥,即是将麻疯病人与社会正常生活隔离开来,患者被驱逐到人群之外的无法接触的黑暗之中。被排斥和驱逐的人,实际上是被剥夺了正常生存的权利,甚至麻疯病人会被宣告在正常生活中的死亡和消失。通常,已经“死亡”的他们的财产可以被转让。福柯说,对待麻疯病的方式是一种消极的隔绝方式。其次,在中世纪结束之后,特别是到了 17-18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同样是对待流行病—鼠疫的控制方式则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改变,即与排斥相反的容纳的(inclusion)方式。与麻疯病人的那种被排斥和遗弃的方式不同,鼠疫病人成了“细致详尽的分析和精细的分区管理的对象”,这一次,鼠疫病人不再被简单地驱逐和排斥于社会之外,而是通过一种检疫隔离分区的精细化治理将病人监控起来,现在,病人不再是处于边缘化的黑暗之中,他就在可见的光亮之中。这让我们想到不久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讨论过的内容。“他不是要被驱逐,相反是建立、固定、给定他一个位置,指定场所、被分区控制的在场(présences quadrillées)。不是抛弃(rejet),而是容纳。”福柯是想说,这里在对等传染疾病的处置方式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其实恰恰也是对整个社会政治权力转换的一个真实写照。
  在福柯看来,与传统封建专制社会中的外部宏观强制不同,资产阶级新型的政治“权力的个人化(individualisation)、分化和细分化(subdivision)最终走到与细小的个体连接起来”,可见的外部暴力转换成不可见的微观权力,“政治权力的毛细血管(capillaire)不断地作用于个人自身,作用于他们的时间、他们的居所(habitat)、他们的定位(localisation)、他们的身体”。在同期的一次关于监狱的对话中,福柯将这种“毛细血管式的微型权力(pouvoir microscopique)”也形象地比喻为“神经突触式的权力体制”:这是指“它像毛细血管一样的存在形式,它与每个人的切身相接的那一点:它进入人们的肌理,嵌入他们的举动、态度、话语,溶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依弗雷泽的说法,正是这些“各式各样的‘微型技术’被无名的医生、典狱官、教师,运用于无名的医院、监狱和学校中而得以完善,它们远离古典政体的强权中心”。我觉得,这其实仍然是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开始向我们呈现的那个重要社会权力质变:从高调渲染的戏剧化的可见酷刑向认知对肉体和灵魂看不见的支配的转换。从专制到开明统治,从意志到真理,从否定到肯定,从消极到积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福柯这里演讲的主要思考线索与他同期正在写作的《规训与惩罚》是一致的。
福柯指认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进程,即资本主义古典时代中“权力的积极技术(technologies positives de pouvoir)的发明”。福柯在此讨论中近 500 次使用 pouvoir 一词,这说明权力问题仍然是他在法兰西系列演讲中的中心思考点。在他看来,与传统的总是打压、奴役人民的消极权力不同,
我们从一种驱逐、排斥、放逐、使边缘化和镇压(réprime)的权力技术。 过渡到一种总之是积 极的权力(pouvoir positif),一种进行制造(fabrique)的权力,一种进行观察的权力,一种获得认知的权力和从其自身的效果出发自我增殖的权力。
积极的权力有两重意思:一是说,这种权力“不是与无知相联系的,而是相反,与保证认知之构成、投资、积累和增长的整个一系列机制联系在一起的”。新型权力的支撑点不再是无知的暴力,而是启蒙之后的认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思想注释。二是说,积极的权力就是通过获得知识进而生产和制造的权力,或者叫“生产和生产的最大化”过程。这种积极的权力令人联想到他同期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关于规训权力的生产性的讨论。对此,弗雷泽的一个有趣的比喻,他说,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我 们也许可以说,前—现代权力的功能是进行简单再生产的系统配置,而现代权力定位在扩大再生产”。这个比喻是深刻的。
 其实,福柯所指认的这个资产阶级的新型权力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管理学”的东西,在这里,福柯把它叫做“治理的艺术(art de gouverner)”。这是福柯在此讲座唯一一次使用 art de gouverner 这个词组,这一词组在之后的讲座变得愈发重要起来。不过,福柯在此讲座中已经 30 多次使用 gouverner和gouvernement 等词。请一定注意,这个区别于社会强制的治理是福柯权力理论中的一个关键性的范畴。治理就是资产阶级所发明的新型的积极权力。
  福柯告诉我们,这个治理在广义上有三层意思:一是18世纪或古典时期资产阶级所发明出来的“权力的法律—政治理论(théorie juridico-politique du pouvoir)”,这是指法制的规训本质。二是建立了整个国家机关和各种相关的制度及其延伸物,制度化是规训操作的保证。三是“调整了权力操持的一般技术(technique générale d'exercice du pouvoir)”。福柯在此讲座中 93 次使用 technique 一词,这显然是这一时期福柯思想中使用率正在上升的准高频词。这是一种对人进行治理的一般技术,相对于传统的权力意志,它甚至可以被看作一种“异化(aliénation)”。福柯在此讲座中 28 次使用这个 aliénation,但是,aliénation 一词都不是在传统人本主义逻辑话语中出现,而是对一个具体的颠倒性现象的指认,并且大多数都是在 aliénation mentale(心理异化)的构境中使用的。
  这种技术构成了表象(représentation)背后的(envers)法律和政治结构(structures juridiques etpolitiques),以及这些机关进行运转和产生效力的条件。这个对人进行治理的一般技术有一个部署类型(dispositif type),即我去年给你们讲的规训化组织(l'organisation disciplinaire)。这个部署的目的是什么? 我认为人们可以把这个目的称为“规范化”。
  这里有几个福柯特意提及的理论链接点,一是他在《词与物》一书中将 17-18 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居支配地位的“认识型”指认为表象符号系统,只是这里强调了表象背后的政治—法律结构;二是这里的治理技术就是自己不久前刚刚讨论的规训组织。而新的判断在于,福柯开始将这种治理技术组 织的内部机制指认为客观的部署(dispositif)。在法文中,这个 dispositif 也有装置的意思。但从福柯此处具体的思想构境来看,这个 dispositif 显然不是指可见的具象式的机械装置。在本讲座中,福柯十次 使用 dispositif 一词。其实,法文中另外还专门有装置(appareil)一词。正是这个看不见的部署布展系统 才建构出让整个社会处于更深支配中的正常—不正常的规范化效果(effets de normalisation)。
福柯在此并没有详细地解释部署一词。不过,在 1977 年法国“Qrnicar?”杂志的一次访谈中,福柯具体标识了 dispositif 的基本意义域。
他说,其一,部署的要素包括了“话语,制度,建筑形式,调控决策,法律,行政方式,科学陈述,哲学、道德和慈善事业”。显然,这里面的东西既有社会生活中主观的话语、科学陈述和哲学,也有客观的制度、建筑形式、决策和行政方式等操作性构架。这几乎涵盖了全部社会生活。当然,这并非是说,这些东西都是部署,而是指认这些完全不同的东西在资产阶级新的社会控制战略中可以通过部署的方式实现 看不见的社会治理。所以福柯才说,部署是“一种彻底异质的集合(ensemble résolument hétérogène)”,或者说,“部署自身就是能够在这些要素之间建立起来的网络(réseau)”。
  其二,部署之网是通过一种“具有一种支配性的策略功能”的看不见的塑型(formation)发挥作用的,这仍然是隐性的控制和奴役。那些看起来是话语、建筑物和慈善事件的东西,恰恰部署着资产阶级对生活每一个细节的塑形和改造,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正常教化中的治理。人的成人、成熟和成功,恰恰都是资产阶级治理权力部署的阶段性成果。今天被捧上天的成功人士则是资产阶级治理部署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幻象。
  其三,部署“代表了在特定历史阶段形成的结构”,之所以说部署的本性在本质上是“策略性的”,因为它是“对力量关系中一种理性而具体的干涉的操控”,这种权力操控的目的是“特定的认识型 (épistémè)所支持的力量关系之策略的集合”[6]。也是在这里,福柯承认自己在《词与物》中所使用的认识型概念过于狭窄,进入了死胡同,而这里的部署是“认识型更普遍的情况”,或者说,认识型只是“特定的言谈的部署(dispositif spécifiquement discursif)“。我注意到布洛塞提及福柯思想中”从认识型过渡到部署“的转换。这有对有错。对的是,布洛塞看到了部署范式的出现接近原来福柯用以描述认识型拓文化中的规制作用,错的是,认识型与部署并非同一描述方式的线性替代。我认为,福柯对资产阶级现代性权力部署的表述是令人惊叹的,精准而入木三分。当然,相比之传统的政治学概念,这个哲学化的 dispositif 也是很难理解的。
  我还注意到,福柯的知己好友德勒兹对布置概念进行了十分仔细的解读,依他的解释,部署是“一个交织缠绕、线索复杂的组合体。它由线构成,每条线各异。社会部署中的这些线并未勾勒出或环绕着那些权力、对象、主体、语言等都是同质性的体制,而是遵循着某些方向、追溯着一些总是不平衡的平衡。这些线现在正集结起来而后它们又自此分开。每条线都是断裂的,并服从于方向的变化”。这是一个德勒兹式的复杂构境空间。并且,德勒兹进一步将部署细分为不同的构成因素,如“可见性线、发音线、力线、主体化之线、分离线、劈开线、断裂线”,还有“层级线或沉积线”等等。我实在看不出,德勒兹的解释是让福柯的部署概念更清楚了,还是更混乱了。我基本倾向于后者。
  我发现,也是在此处,福柯第一次明确提出他的规范化思想缘起于自己的老师康吉莱姆。他明确指认说,在康吉莱姆的《规范与病态》一书中,后者已经从历史上和方法论上讨论了建构正常性的规范问题,并初步生成了一批观念。首先,康吉莱姆已经指认了“规范是权力意图(prétention de pouvoir)的载体”,也就是说,规范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范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逻辑引导;其次,规训的定性和矫正功能表现出,它“不是排斥和抛弃,相反,它总是与介入和改造的积极技术、与某种规范计划相联系”。所以福柯说,他正是在老师思想的启发下,才从规训进入到更隐密的规范化权力部署的思考中。规训与规范化,由此被内在地链接在一起。
  同样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福柯明确反对了马克思将政治—法律一类的政治权力切割到”上层建筑层次“的观点。福柯的批评似乎恰恰是建立在一种马克思式的比较性历史分析之上的:把权力视为外部强制的观点,只是取自奴隶社会的模式;而权力的功能主要是禁止、阻止和独立的观念,是种姓社会的模式;封建社会的权力模式是强迫进行财富转移,剥夺劳动;而行政君主政体中,行政权力的控制已经开始“叠加到给定的经济水平上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上”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说明。
  首先,在更深的思想构境层中,福柯这里的历史性说明是一种双重反讽:一是直接针对马克思,将社会结构界划为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发生的特定历史现象,将这一社会结构普适化本身就是反历史的。对于这一点,我可以为马克思进行辩护。马克思在 1859 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中对社会结构那个著名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其实只是对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设性说明,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变成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和一般规律,是斯大林教科书体系过度诠释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二是福柯自己思想构境中的悖结,前面我们看到,他在《认知考古学》一书中,口口声声反对历史研究中的连续性总体观,特别是反对将社会历史划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线性模式,可是在这里,他自己却用这种历史逻辑说明社会权力的历史性生成。我的感觉,福柯的思想正在发生一种逐渐的改变,他越是接近历史现实,他将越是无意识地重返真实的马克思。他抛弃了前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解释框架中的虚假马克思,而回到历史的马克思的语境。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多次演讲中越来越强烈地感知到。
其实,福柯是想让指认,从奴隶社会到行政君主制,我们可以看到行政权力支配点的历史性转移,即从社会结构的上层向生存根基的下移。能感觉的到,福柯正是针对那种传统解释中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那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二分法,他甚至也觉得自己是在批评马克思没有看到这种政治权力支配落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质性改变。依福柯的看法,18世纪之后,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权力的统治方式就已经出现了全新的东西,
这种东西发生在 18 世纪和古典时期,也就是说,建立了某种权力,它相对于生产力,相对于生产关系,相对于事先存在的社会系统,它所扮演的不是控制和再生产的角色,而是相反,它在此扮演的是一个积极的角色。通过“以规范化为目的的规训”系统,通过“规训—规范化(discipline-normalisation)”系统,18 世纪所建立起来的,我觉得是这样一种权力,它实际上不是镇压的而是生产性的(n'est pas répressif, mais productif)。
这里的生产性不是具象的塑形和制作,而是一种权力在积极的存在肯定和创造性发挥的异样布展。依福柯的观点,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仅仅只是打倒了封建专制,还在于它对整个社会整体制度的重新组织和构序,其中,规训—规范化是其新权力技术发明的主要构成部分。他说,18世纪开始发明出来的新权力技术也是一种权力机制的新经济学:这是一套程序,同时也是一整套分析,使人们可以增加权力的效果,降低权力运转的成本并把权力的运用整合到生产机制之中。福柯在此讲座中50余次使用 économie 一词,这说明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再一次靠近。
在后来的《领土、安全与人口》的演讲中,福柯曾又一次回到这个规训—规范化的主题上来。在那里,福柯明确指认规训的四个特点:一是 “分析和分解个人、地点、时间、举止、行动和操作”,通过分解为要素,对其进行观察和修正;二是在要素的分类之上找到最有效的行为方式;三是建立最优化的顺序和相互协调方式;四建构长期训练和控制的程序。福柯说,规训的规范化进程,就是要划分出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
规训的规范化(normalisation disciplinaire)就是要首先提出一个模式,一个根据某一目标而确立的最优模式(modèle optimal),规训的规范化操作就是要让人和人的举止都符合这个模式,正常的人就是可以与这个模式相符合的人,而不正常的人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人。
    以认知为工具的规训—规范化,就是资本主义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划分存在状态的正常—不正常的真理刀。这把真理刀不直接沾血,却是最锋利的新型杀戮工具。疯子、不正常的性倒错都这种真理规范化下的刀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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