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新型历史

新型历史

本文节选自

《福柯、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生产方式与信息方式》

马克·波斯特著  张金鹏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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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

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历史变化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很多方面成了问题。马克思主义确实被历史的幽灵所困扰。马克思主义已经改变了历史，但历史也同样改变了马克思主义。

福柯已经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另一个有效前提。在这一前提下，社会领域被作用于身体的权力技术网格所构建。人和物还是存在的,但适于批判理论的可理解层面在别的地方，在那些特定的安排所在的地方，通过这些安排，话语/实践被创造出来了，并将社会领域构建为众多不同的统治方式。

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表明福柯完成了与马克思同样的任务，但没有背负太多的形而上学的包袱。福柯对监狱和性经验的分析历史化了这些当代现象,破坏了它们的自然性,并阐述了它们固有的统治机制(全景监狱和真理话语)。从社会批判理论视角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然而它是一个以抛弃很多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为代价而赢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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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1941年生，1968年获得纽约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校区历史学系和电影与传播学系教授，批判理论研究所所长，并同时受聘于该校的信息科学院和比较文学系。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家。研究领域：西方文化思想史，批判理论，新媒体研究。

福柯为历史学家提供了研究过去的新构架（知识/权力），这样做的新方法（考古学和谱系学）以及暂时性的新观点（非连续性）。正如它所暗示的，这一历史理论背负着种种困难。

对福柯著述的常见反对意见是：它是很难读的、矫揉造作的，以及最终是不可理解的。该立场认为，与福柯相比，经验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至少还具有可读性的优点。如果它能表明福柯的晦涩源自思想的含糊，那么这一反对意见提出的问题将是严肃的。我认为，这些困难倒是可以由福柯历史理论的新奇性，由他的反进化论的、反主观主义的策略得到解释，福柯的新策略冒犯了少数人文科学从业者。[1]

对福柯更为严厉的指控涉及他的立场的难以容忍的不完善性。为了避免重蹈马克思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覆辙，福柯拒绝总体化他的立场，拒绝提出一个巧妙的、封闭的历史理论，一个能解释过去的公式。他始终坚持区别对待每一个问题，探究它的细节和特殊性，承认存在历史的断裂、未发现的经验新大陆。他从未试图揭示不同现象之间的联系，不用经济去解释观念，不用财政危机或战争去解释某场革命。在关于监狱的书中，他追踪了新权力技术的诞生，却没有提及具体事件何以造就了那一诞生，也没有提及新全景监狱系统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如何散布的。他的书所具有的跳跃的、易变的特征令那些期望能够解决所有主要问题的文本的人深感不悦、大失所望。

一座废弃的全景监狱

福柯的处理方法确实存在一个困难。由于没有系统化的理论，福柯不能解释为什么他没有探究他的文本中那些被忽略的问题。比如，他任由自己追踪权力/知识的变化形式，却不去讨论这一过程的受害者的反应。他在《规训与惩罚》中没有问，囚犯对全景监狱的规训强制做出何种反应。他详细描述了监狱制度的效率和周密性，它对个体的完全控制，它对最细微活动的无情监督。他接着揭发说，以它改造和规范化监狱人口的初衷来看，全景监狱是一个可耻的失败。累犯率一直居高不下。但由于福柯没有说明囚犯对监狱制度的反应，这一制度的“失败”在他的文本中就像是一名不速之客。

福柯认为监狱系统的“伪善”只是一个诡计，它所建立的权力技术是它唯一的真实目的，对刑事改革的宣传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圈套。但是，在始于1977年的一些访谈中，他开始承认反抗这些结构的重要性。[2]他承认历史必须描绘的不仅是知识/权力对日常生活的殖民化，而且还有如影随形的无数反抗。[3]这意味着福柯正在转向一种辩证方法吗？还有，人们可以不诉诸主体和自由等传统观念而讨论抵抗吗？简言之，人们可以发展一种抵抗理论而不会再陷入马克思主义的那些阶级意识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主体而引发的理论困境吗？只消指出，在这些难题得到适当解决之前，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再者，福柯的非系统化话语在认识论层面上导致了概念构成的问题。和尼采一样，福柯将他的范畴引入文本，却不进行充分的阐释或系统的描述。例如，“权力技术”概念是《规训与惩罚》的中心主题，首次出现在第23页，却没有得到任何解释。福柯在那里讨论的是这本书的“四条基本规则”。第三条规则是：

3.不是把刑法史和人文科学史看成是两个独立的系列——它们的相互重叠似乎对某一方或双方有干扰作用和有益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考察是否存在某种共同母体，或它们是否都出自同一个'认识一司法结构的过程：简言之，使权力技术成为惩罚制度人性化和对人的知识这二者的共同原则。[4]

福柯就这样随意地把他的研究对象指定为自古至今的监狱系统的“权力技术”。但是，说“使权力技术成为”监狱机构和研究它的社会科学的共同原则，到底是什么意思？福柯在这本书中使用“权力技术”术语不下几十次；他还使用其他似乎是同义词的术语（“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权力机制”等等）。问题不在于找出“权力技术”术语的全部意义，以揭示福柯思想中的矛盾或只是给这一术语一个形式上的精确定义。困难在别的地方：由于没有清楚表述的系统理论，福柯计划的边界仍然是不确定的。例如，如果没有对它的概念基础进行系统阐述，也就无法描述权力技术现象的各种参数。到这本书的最后，读者才对福柯的权力技术的意义明白了八九成，但确认这一范畴是否与其他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有没有抵牾之处，或它能否是研究其他制度母体的基础，实际上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福柯的总体化“权力技术”概念的倾向（这违背了他自己的一般立场），可以归结为他未能对“权力技术”概念做出充分的理论说明。

全景敞视的监狱剖面图

福柯在理论上的怯懦是他对人文科学的立场造成的结果。他坚决拒绝由自由主义实证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所釆用的“理论发展和经验实证”的传统策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坚信生产方式理论的价值可以仅由经验研究所决定。[5]福柯在普通社会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讨厌的东西是“知识”的未言明的宣示，即权力意志。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在《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the Enlightenment）中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当然也和《超越善恶》（Beyond Good and Evil）中的尼釆一样，[6]福柯认为系统化的社会科学，尤其是谨慎的理论阐明，自身就包含着权力技术的统治成分。如前所述，在引进“权力技术”术语的地方，犯罪学的话语自身就是一种权力形式。权力技术包含着知识与实践，它们与基于统治的社会关系的创造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社会科学不是超然于阶级斗争之上的中立者，所有理论生产的理性运演也就蕴含在统治问题之中。而马克思主义，由于有着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和等级制的政党，与资本主义的行为科学和政策科学没有原则上的差别。即使理论家公开站在被压迫者一边，而不是躲在科学中立的面具之后，与体系理论相关的统治功能并没有被消除。

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基本上严守了他的理论禁欲主义。很多读者发现这本书是难以卒读的，是因为福柯在反对现代监狱制度的同时没有提及对它的任何反应。这本书的研究者们会感到彻底的绝望，因为它仅仅确证了监狱的谱系学，却没有体系理论所提供的乌托邦替代[7]。如果权力技术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充分阐述，就必然会出现某种拒绝的政治立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权力技术的抵抗形式”一笔带过（见他在《知识/权力》（Knowledge/Power）中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它却是“标准理论”的必然产物。[8]马克思理论化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反抗，自由主义者理论化了对君主专制的抵抗。福柯声称，如果这种理论转向被采取，权力技术概念将回归理论家并成为作者（福柯自己）的理性的体现。理论的作者将是一场新运动的司令官，并对理论运动的拥建实施统治。知识分子将取得革命队列的领头位置；他的思想将被被统治者尊崇为力量的源泉，而他们也将服从他的压迫。西方哲学传统的剧目再度上演，黑格尔的理性之神确证了其固有的辩证力量。福柯对体系理论的拒绝因此类似于尼釆对作为存在中心的理性的怀疑。而且他为了维护那一立场放弃了很多。他坚持他的著作只是对既有机构的革命性解构的工具。[9]或者，他可以让我们认为，他的著作是别人扔向权力和财富之宫殿的炸弹。对于这个反体系的作者来说，唯一的体系性原则是他对体系的否定、对理性的否定，以及因此对权威的否定。[10]假如人们同情福柯的困境，那么福柯立场就依然是一个困境（他就变成了他所反对的权威——译者注），一个难以自拔的困境。[11]

除了拒绝体系化他的观点，福柯的理论怯懦还存在另一个方面，这一方面同样招致了怀疑并引了关注。福柯首先是一个话语历史学家。他论证的与其是真理的价值，还不如是知识的权力效应。他真正意识到话语塑形实践的方式，知识成为历史中的物质力量的方式。然而他拒绝把他自己的话语与其他人的话语区分开来。例如，他出色地指出了精神分析是一种用新的形式控制并生产性行为的性话语。他敦促我们摒除这种关于性的“真理话语”，但他没有提供一个区分“导致统治的话语”和“奠定解放的话语”的理论基础。他从未讨论他自己的话语的权力效应，也未提供一个区分保守话语和激进话语的标准。

米歇尔·福柯漫画

福柯试图对“缺乏认识论上的自我反省”的指责为自己辩护，坚持认为作者从未知晓他们著作说出了哪些假设。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写道，“我们描述我们自己的档案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来自我们言说内部，因为就是它为我们能够谈论的东西……提供它的出现方式”。[12]《物秩序》和《知识考古学》都极为信服地证明了一定话语构型的规则是作者意识不到的。那么我们当然也不能要求福柯自己去做那些他已经证明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尽管对这一论点还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但它最终不能令人信服是因为它只是论及了文本（作为能指系统的文本）层次自身，撇开了作为实践的文本问题、作为真理效果的话语问题。一旦像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之后的著作中所做的那样，确定知识与权力、话语与实践之间的联系，认识论问题就会转变场地并为自我反思所用——至少是部分的。如果纯粹认识论——绝对真实性原理——是一个伪问题，那么真理权力却不然，而人们应该准备好探究自己的话语闯入世界并扰乱世界的方式。

《规训与惩罚》也躲不开一切传播形式的宿命。无论福柯怎样隐藏在他的文本背后，怎样放弃他的理性权威，也无论他这样做听起来有多合理，他的文本自身仍然是一种话语，而作为话语就保有权力效果。否认这些效果并不是使其消失。因此福柯的混淆在于，他对理性和体系理论局限的觉察，能够产生一种避免上述局限的理论形式。简言之，福柯泄露了一种唯心主义假设：作者对作者身份的窘境的认识就是认可了一种非作者的立场。换言之，福柯自己可以在他的书写中规避书写的权力技术。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理性和作者身份固有的统治可以消除，那么不是通过作者的意识而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化，一组新的实践，在其中，读者和出版系统将权力授予作者——这种情况从未发生，也永远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权力技术的话语必须被看成是严重不完备的，并因此是可以被滥用的。因此在理论光谱的首尾都存在着悬而未决的问题：福柯既没有系统地理论化历史领域，也没有在认识论上审视他的思想的基础。

面对理论系统化不足的指责，福柯用挑战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来为自己辩护。至少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化就把知识分子当作自然权利的捍卫者、人性的倡导者、普遍性的代理者。福柯正确地将伏尔泰列为典型。知识分子是进步与革命的先锋，传统信仰和根深蒂固的权威的瓦解者。正是接受了这一知识分子观，极端保守的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3]才会将旧制度的失败归咎于他们中的两个人：伏尔泰和卢梭。在20世纪，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了朱利安·邦达（Julien Benda）、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的强烈质疑——邦达指责他们背叛了文化，葛兰西区分了传统知识分子和有机的知识分子。尽管如此，福柯还是毫不费力地把马克思放到启蒙哲学家的行列中。难道他不是把人类的普遍利益置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之中，而完全无视妇女、儿童和非欧洲世界的利益吗？难道他没有独揽科学地位和辨别劳动者的真实意识和虚假意识的能力吗？这些都是“马克思是古典知识分子”的铁证。

约瑟夫·德·迈斯特（1753-1821），法国君主主义者，反现代派人物，1787年任萨伏依议会议员

福柯将那些名人称为“一般的”知识分子，而他自己则是“特殊的”知识分子。特殊知识分子是20世纪的产物——在20世纪，知识碎片化了、学科倍增、研究中心无限膨胀、印刷品爆炸、话语专业化了。在今天，谁要是号称为人类的普遍利益说话，显然不是僭越就是幼稚，不是空想就是疯狂。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悲叹知识的碎片化和知识分子地位的丧失。他们没有忽视蔓延于社会科学中的专业主义的保守倾向。一旦知识领域分裂成碎片，就没有人有能力为社会的整体利益说话、批判这个制度，或代表普遍性。谁在这一变化中受益是路人皆知的。统治阶级将它的那些没有获得衡量局势充分信息的讨厌鬼们贬低为怪物。从知识分子转向专家、从社会批判家转向社会学专家，削弱了激进理论的任务。也许，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认为的。

福柯发现了这些发展的较为光明的一面。尤其是1968年5月以来，斗争的场所已经从一般转向了特殊。囚犯非难监狱；精神病院的病人、护士和治疗学家扰乱医院；福利工作者和他们的顾客抗议官僚制度；家庭主妇和消费者组织起来反对大公司；社区居民游行反对建设核电站；少数民族抗议法律制度的不公正。革命在继续，但不针对国家和资本主义；它不是由政党和工会推动的；它在地方上、在具体的情境下、在特定的机构中，出乎意料地随意进行，没有任何明显的逻辑。这一幕与德鲁兹和瓜塔里的“根茎”概念中的情形很相似，在那里，社会秩序被那些自身不受攻击的游牧式的游击战术所破坏。福柯由此欢庆了传统知识分子的死亡和新型激进抵抗者的诞生。这些特殊的知识分子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当地情境说话，从而产生了一种福柯认为非常有效地打击了“权力的微观物理学”的武器。

1971—1972年，福柯加入了一个名为监狱情报小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GIP）[14]的运动，它是为监狱改革而组织起来的。监狱情报小组的实践例证了特殊知识分子的新作用。和反对精神病院的瓜塔里一样，福柯没有把自己装扮成犯人的代言人，诉说他们的不满，成为他们所受的压迫的主体。相反，监狱情报小组利用它的成员的名声，帮助囚犯创造出他们能够发出声音的空间。通过在监狱高墙外的游行，监狱情报小组的成员们将媒体的注意力吸引到囚犯问题上，但拒绝用他们的名义说话。这样一来，监狱当局再也无法不受惩罚地镇压囚犯们的反抗，因为普通公众已经注意到了监狱生活的悲惨条件。

《规训与惩罚》

如果可以认为特殊知识分子揭示了工作场所之外的激进主义的根源，那么福柯话语中对权力技术的反抗怎样才能起效，这一点仍然是不明朗的。虽然《规训与惩罚》的洞见令人惊叹，可是读者的悲观结论是，如此大规模的扩展到整个社会空间的权力技术的新规训比资本主义更有效，比帝国主义更邪恶。[15]

福柯的自我意识的局限性进一步扩展到参照系问题或境遇问题。福柯没有像马克思那样质询他自己思想的条件。他从未了解他提出问题的历史局势。令人不安的是，在他的文本中缺乏一种超越所谓“人无力分析自己的档案”的反思。对于马克思，无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条件。同样，对于福柯，人们可以问的是：理论产生并坚持认为历史是知识/权力的形态学的社会条件是什么？

提出福柯话语的社会语境的问题，其背后的策略不是将他文本的意义还原到社会层面。例如，马克思的思想不是由工业革命“决定”的，但在它对社会领域的自觉介入中发现了自身的力量和界限。马克思采取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就限制了他对话语的真理的诉求，并将之在政治上与历史局势相联系。对福柯的文本完全可以遵循同样的策略。

争论的焦点是总体化问题。我在第一章里比较了福柯和萨特的观点。我认为，福柯在本体论或分析层面上拒绝总体化是正确的。分析的领域必须保持开放和无限制。理论家只能提出对社会领域的具体特征的分析，也许会得出那些特征和其他层面之间的联系，但仅此而已。总体性仍然是思想的视界，而不是它的对象。我还认为在认识论或解释层面上，一定的总体化要素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在前理论层面，在研究对象被确立或范畴得到发展之前，理论家要做出选择。这一选择涉及一系列的政治判断：在当前局势中什么是重要的，应该怎么办，还有理论家与他的世界的关系以及理论家的作品与这一世界的关系等。在理论形成的这个阶段，一定形式的总体化即使不是明显的，也是隐含着的。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中，福柯的话语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缺乏这种认识论上的总体化。读者在这些文本中几乎找不出任何对作为文本的解释学基础的当前局势的陈述。

福柯自己的策略是要为理性设置严格的界限，强调权力与知识的内在关联，埋葬一切对绝对真理、普遍真理的声称，从这一立场出发，缺乏自我反思是说不通的。福柯在他自己的文本中防止普遍主义真理的声称的最佳方法是确定他自己的位置并使他自己的主张变得有限，说白了就是坦然承认他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知识分子的角色。在我所分析的文本中，福柯从未描述他在当前局势中的立场。特殊知识分子的形象不是福柯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形象。在访谈和谈话中，福柯建议他的文本可以当作反抗统治的斗争工具、当作“匕首和投枪”来用。他没有阐明直接卷入了反抗统治的战斗之中的特殊知识分子和为之提供战斗武器的作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我所指的福柯立场中系统化的缺乏，源自他拒绝在认识论层面总体化他的思想，拒绝阐明他的话语与他作为特殊知识分子的可能作用之间的关系。

这一切的讽刺之处在于，自我反思并不会毁掉福柯的反理性的宗旨。既然语境化的任务与福柯的主要理论策略相契合，而且对它的阐明会强化他的立场，我将试着在结论部分提供这方面的分析。

需要避免两种危险。第一，我不是在揣测福柯的意图。我不是用自己来取代福柯，不是通过想象重构一种总体化，从而讲出他本人对世界的关系。我想要的是确定《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两个文本与当前局势之间的可能关联。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视角，我感兴趣的是福柯文本的力量，而非他的意识。我寻求澄清一种理论立场，而不是进入某个人的内心。第二，结论将是局部性的。我力图勾勒的这些文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不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总体。它们是碎片式的、启发性的，而不是最终的和封闭的。

福柯的文本与当前局势之间有三个交点，它们既证实了那些文本的重要性，也提升了批判理论的地位：（1）一般的话语概念；（2）[16]对理性与绝对的理性形式的批判；（3）信息方式。我将逐一讨论这些交点。

第一个问题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来。话语问题为什么是中肯的？在和精神集团（the Esprit group）的一次访谈中，福柯确实在一个地方提出了这一问题：

今天不存在对政治实践不重要的问题：法律问题、科学话语的应用条件、运作和制度化的问题。那就是我通过选择话语想要历史地分析的问题，它拥有的不是最强的认识论结构……而是最密集、最复杂的实际领域。[17]

虽然认识到这一问题，但福柯并没有深究它。如果他深入下去，他也许会说人文科学的当代角色授权——毋宁说，迫使——社会批判理论采用这样的立场，将话语/实践、“真理”和统治方式作为问题并进行历史分析。

社会批判理论的中心任务是努力将当代统治方式的历史性予以概念化和经验证明。这一目的将批判理论与“科学的”社会学区分开来，后者满足于对社会现象的测量和解释。相反，批判理论及其重构历史的方法揭穿了统治方式的自然性外表，这一自然性是科学的社会学试图确认的——无论其参与者本人的意图如何。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空前绝后地履行了批判理论的职责，他证明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并阐明了其固有的统治机制。然而，由于他用自由主义的话语（即普遍解放）来表达他的理论进展，他落入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巢窠。他在揭露了自由主义政治解放对实现民主（无阶级社会）的无能为力之后，接着认为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可以实现那一目标。彻底废除统治的形而上学再次将它自己掺入了批判理论。

漫画：福柯和马克思

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表明福柯完成了与马克思同样的任务，但没有背负太多的形而上学包袱。福柯对监狱和性经验的分析历史化了这些当代现象，破坏了它们的自然性，并阐述了它们固有的统治机制（全景监狱和真理话语）。从社会批判理论视角看来，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然而它是一个以抛弃很多马克思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为代价而赢得的成就。为了把握内在于监狱和性经验现象的特殊统治机制，福柯釆用了尼采的以非连续性、历史现象中有差别的权力关系作用为导向的谱系学策略，后结构主义的青睐于现象的特殊性的去总体化策略，结构主义的使分析脱离主体性人本主义语域的策略。这三个策略中的每一个都颠覆了批判理论铭刻于其上的形而上学领域。前两个策略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论述；第三个策略则要再写一本书了。

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关于社会的话语意在促进解放。知识促进自由。这是自启蒙运动以来对话语的基本假设。然而，一旦表明这样的话语被组织进规训制度中——西方和东方都一样，并开始发挥对社会领域的权力塑形作用（和统治并无二致），一个严重的问题就出现了。福柯所举的例子是犯罪学和精神分析。（在1968年之前的研究中.他证明了医学和精神病学也有同样的作用。）人文科学将“人”设定为它们的对象并意在解放该对象，开始用与自然科学相同的方式去控制它的对象。

问题有着双重根源。一是主观主义的对象“人”，二是客观主义的主体“理性”。要将对象“人”概念化，就必须给它一个形状，即用类似于《创世纪》（Genesis）中上帝造人的形而上学行为创造出自己的对象。这一过程的例子可以参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概念或自由主义的经济人概念。斯达汉诺夫（Staknanov）[18]和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19]的身影遍及最著名的学术杂志的字里行间。福柯试图通过系统地“将对象客观化”绕开这一概念僵局。他采取了出现在文本性和“权力的微观物理学”中的话语/实践，而不诉诸它们背后行动、书写它们、对它们负责、引发它们的主体。他聚焦于这些对象的内在规律性，搜寻它们的统治机制。他无需问话语（或观念）与实践（或行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因为那一区分本身根植于构成人文科学中“人”的观念的实质的笛卡尔二元论。

人文科学中的第二个问题涉及对科学家或学者——认知主体的假设。自由主义、实证主义和官方马克思主义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比西方马克思主义更为严重。一旦理性被设定为中立的工具，或只能促进自由的工具，理性的权力效力就会被隐藏、被掩饰，以及被合法化。实际上，笛卡尔在很久以前就写道：如果世界不遵从理性，世界就会更坏。理性主宰现实，同时认为它对其对象并无潜在影响。无疑，认识活动（理性）对于理论和科学工作是必要的。然而人文科学的倾向是扩张理性的范围和现实，以至于这个“第一原理”成为话语生产的目的，而不仅仅是它的手段。如果某种形式的理性是人文科学的中立的或促进自由的起源，那么知识分子就成为普遍性的人物，要么处于革命先锋的最前列，要么处于社会等级的顶端。为了避免理性的隐秘权力的危险，福柯拒绝体系化他的立场，拒绝将他的著作组织成连贯的范畴——这些范畴自身凭借它们在逻辑上的完美无瑕就发出了服从的命令。

笛卡尔（1596-1650）

对福柯的批评中被人重复最多的一条是他所使用的“权力”一词过于含混不清，且定位不明。批评者断言，如果权力无处不在，那么民主化的前景就黯淡了。按照这一观点，福柯的分析将导致悲观主义和无为主义（quietism），即臭名昭著的“新哲学家”提倡的一种非政治的立场。当这一指责变得足够严厉，它可能由于其与福柯关于统治问题的阐述的联系而被搞得更为严重。“权力技术”塑造了实践并构建了统治方式。统治方式可以被改变，比如旧制度下的“酷刑”惩罚体制就被推翻了。但在福柯的著述中，新的统治方式似乎总要取代旧的，正如产生于19世纪的全景监狱。在福柯的话语中，权力不仅仅是无处不在的，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历史是统治方式的交替，是没完没了的权力技术和不间断的反抗统治的斗争组成的西西弗斯传说。

实际上，福柯根本不打算赋予当代社会构型以特权，不允许进步主义残余出现在他的文本中。如前所述，这一倾向导致一些批评者把他视为悲观主义者。与此同时，还可以认为对他的著作的另一种解释同样是可信的，事实上是更加可取的解释。如果人们因其合法化现代的倾向而拒绝进化论的进步主义，那么合理的选择是关注所有社会构型的局限性。这一策略不排除反对统治的批判视角；它只是不看好激进变革的前景。现存的统治形式是一种压迫的和必须反抗的形式，即使我们不能担保不会出现取代旧形式的新的统治形式。福柯著述中所提出的愿景不一定就是悲观主义的，而是不再梦想着“历史之谜的解决”、永远告别阶级社会、一劳永逸地消灭一切暴政。拒绝进化论只是为了拒绝目的论，而不是拒绝民主化变革的可能性。福柯的权力观念是初步的，统治观念是无所不在的，因为理性不能界定权力的限度或统治的界限。理性唯一能做的是说明权力的每种具体情况并使之变得可以理解，以便更好地反抗它们。除此以外，认为理性能够再现统治的本质，能够把它装进概念的篮子中，并整个地移交给被压迫者，则会使理性僭越它的固有界限。

不过福柯的权力概念和统治概念当然也不无困难。福柯在限制理性范围上走得太远，以至于他无法在概念上将他自己话语的本质（揭穿统治把戏的话语）与他所书写的话语（构建统治制度的话语）进行概念上的区分。这一区分的必要性提出了在这里无法充分讨论的非常微妙的解释问题，尽管可以尝试着对这些问题做一些说明。福柯和尼釆一样坚持理性暗含于权力之中。因此他自己的话语是权力的一种形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意识到这一情况的福柯去自觉反思他自己的话语与权力的关联，去明确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并试图说明其可能性的条件。

话语概念和理性批判是福柯文本顺利地与当前局势相关联的部分。使这些文本语境化的任务的第三个方面——信息方式——则与之有着更为遥远和间接的联系。一般而言，福柯的文本提岀了与社会相关的语言问题。它们用一根细线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活动（实践、劳动）的强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问题串联起来。福柯的话语/实践范畴使批判理论注意到涉及经验、塑造经验的语言系统。监视、忏悔、精神分析——这些是凭借其语言学序列而造成巨大影响的“权力技术例如，监视是通过信息流的建立而得到实现的，信息流从被监视对象到管理当局，并用文件或存储器来收集那些信息。这一信息网络的存在和被监视对它的意识构建了权力技术。统治在这里取得的形式不是个人控制（封建制度）的，也不是活动的结构性操纵（资本主义），而是复杂的语言接合。

我使用信息方式一语来指认那些已经出现于20世纪进程中的语言经验的形式。对这些语言形式及其与其他社会层面（工作、家庭政治、休闲）的关系的分析，必须提上批判理论的重要议程。正如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20]敏锐发现的那样，“现代的大传媒显然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举足轻重的关键部门，必须像注意工业生产和分配部门一样注意它们——至少在一开始要这样”。[21]

雷蒙·威廉斯（1921-1988），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

在信息方式的分析语境中，福柯近来的文本显现出它们的全部重要性。信息方式为话语/实践范畴提供了可能的历史条件。同时，话语/实践范畴为分析信息方式提供了最好的解释架构。这一陈述应该还处于假设阶段，只是因为话语/实践范畴还没有被自觉地应用于信息方式中。我把它看作是对未来研究的建议，也是对《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的语境支援。我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需要注意这些文本，是因为它们是信息方式时代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杰出代表。福柯的文本无意颠覆资本主义；作为阶级分析，它们是不够格的；它们不提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它们不揭示文化工业背后的意识形态运作。尽管如此，它们仍然是发达社会的批判理论发展史上的关键著作。

以面对面的口头符号交换为主、书面交流为辅的交流方式在社会生活的结构中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诸多不同的交流类型。可以根据这些新类型与旧类型相比所取得的不同进展来列举和分析它们。电话交谈也许是最早先存在的交流形式。在这里依然进行着口头的交流，但是一种身在异地的远距交流。然而，一种全新的互动形式通过电话成为可能：陌生人仅通过他们的声音就可以呈现自己了。陌生人获得了对话的机会，这种机会在过去是为熟人保留的，而且仅限于那些被允许进行口头交流的人们。

而更进一步脱离传统交流形式的是电视“交谈”。尽管电视交流看起来像是独白，但是它包含着对话的很多特征，在其中，观众一听众被经历所改变：他或她消费了意义。当然，电视包括观众—听众随意接收的视觉信息和言语信息。在这里，陌生人的视觉形象和声音进入寻常百姓家，就像一个朋友的造访。交流形式的扩张再一次使传统形式相形见绌：朋友造访的意义已经没有电子传播的造访重要了。社会现实因此而变形了：社会互动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换与电子视听传播的结合。对于个人而言，二者是同等真实或重要的吗？民主社会的前景是如何被交流形式的新组合所改变的？

最大限度地脱离传统语言经验的，恐怕是两台信息处理器或计算机之间的“交谈”。在这里既没有身体的在场也没有言语的交流。被复杂的代码模拟的书写信息从一台机器交流到另一台机器。然而这一信息却可以关乎社会中的人。机器之间的交换应当被视为社会语言经验的一部分。实际上，在特殊场合，它可能比朋友间的面对面交谈更为深刻地影响某些个人的生活。例如，这些机器可以收集和交换有关个人是否享有福利金或医疗保险的资格的信息，或者是有关犯罪记录或商业信用历史的信息。在这些情形中，机器交谈的结果对个体的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机器交谈是我们语言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它们构成我们社会互动的一个日益增长的部分。作为我们语言世界的成员，什么是它们与民主社会的关系？

对于信息方式来说，在今天最突出的独特语言形式，是个体与计算机的对话。在过去几年，数百万人学会了“计算机文化”，能用最新的“移民”的“外语”进行交流。计算机提出了可供分析的有趣问题。它的语言学和认识论地位仍不清晰，尽管有很多支持或反对计算机智能问题的文章。可以拿马克思对机器的分析来类比。计算机存储的不是死劳动而是死知识。它取代的不是工人的手臂和肌肉，而是他的记忆和计算的智力功能，等等。接着马克思主义的类比说，它与活工人对立，就像是他的异化的本质，支配着劳动过程。马克思在工厂里看到的死物（机器）控制活人（工人）的“本末倒置”现在被计算机扩展到了知识领域。

计算机与个人之间的语言学关系超越了这一对照。和机械的机器一样，计算机塑造了其使用者的精神；与旧的设备不同的是，计算机吸引了使用者的意识。它的力量似令它的使用者着迷，他们被它所提供的性能所吸引。划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被模糊，远远超出马克思在对劳动的分析中的情况。[22]哪一个是主体，计算机还是个人？哪一个具有生产知识的能力，具有精神力量？吸引使用者通过计算机媒介与陌生的伙伴进行交谈的魅力从何而来？[23]

显然，这些语言经验的新形式正活跃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它们只关心变化了的语言形式本身，排除了任何对语言形式和其他社会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讨论。例如，我在第二章已经简要讨论过的，新的语言形式与工作世界的关系[24]、与生产方式的关系，还有新的语言形式与休闲和消费世界的关系。只需要看一看电子游戏厅的激增和电视广告的传播就知道了。最后，是新语言形式与政治世界的关系。在第四章我讨论了新的监视形式——借助计算机交谈而扩张的全景监狱的重要性。在这些方面，新的语言形式都对发达社会中的所有主要制度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综上所述，研究这些语言经验的新形式以及这些新形式对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信息方式”一语的主旨。我并不认为信息方式完全取代了生产方式：没有连续不断的商品生产，社会就不可能持续存在。我也不认为信息方式是批判理论唯一的乃至核心的关切。核战争问题和生态平衡问题无疑仍是批判性研究的重中之重。我想要说的是社会领域正在急剧改变，基于电子交流装置的社会互动的新形式正在取代较为老的社会关系，而语言经验的空间是新的社会架构的重要领域。因此批判理论必须认识到这一情势的新奇性，并相应地重构它的概念标准。固守着生产方式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无法开启进入新社会世界的路径。[25]

考虑到信息方式，福柯的话语分析就显示出它对批判理论的全部的重要意义。新的语言经验的出现和扩展构成了这样一种分析方法的历史条件：这种分析方法给予实践的话语本质以应有的认可，联系权力来理解真理的概念，使历史—社会领域去总体化，并严格限定了理性的范围——这里的理性既是分析的力量又呈现为活动于社会领域的人的意识。福柯的解释策略尤其适合于那些充满了丰富的语言学形式的社会领域。别的方法则错误地走向了两个极端：它们要么（1）用形式主义的图式来分析、构建语言，这一图式混淆了语言经验的社会语境和行动因素，要么就（2）遮蔽了经验的语言性质，以此来赋予行动以优先权。结构主义、符号学和文学的方法通常犯的是第一种错误；马克思主义往往会犯第二种错误。福柯最近的研究在唯心主义锡拉岩礁（Scylla）和唯物主义卡律布狄斯漩涡（Charybdis）之间艰难前行。[26]他的立场使与新兴的社会关系形式相吻合的分析层面变得可以理解。我相信，《规训与惩罚》和《性史》之所以已经引起了如此广泛的兴趣，是因为它们直截了当地谈论当前局势，提供了真正批判这个生活世界的视角，这一视角拒斥了诸如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那样的思想形式，这些思想形式都是以过去的时代为前提的。信息方式抛弃了这些过时的立场：它既不把人描写为居于肉身机器中的理性幽灵，也不把人描述为在异化的社会结构中与自然作斗争的劳动动物。

[1]See the delightful piece of Jacques Leonard, “L’Historien et le philosophe”, in L’Impossible Prison , ed. Michelle Perrot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80), pp. 9 -28, 在那里传统历史学家对福柯著作的批判的拙劣模仿被提出并受到批判。

[2]See the interviews in Power/Knowledge.

[3]This is the perspective of Pierre Bourdieu in Oul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ichard Ni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and Michel, de Certeau in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I Arts de faire (Paris:  10/18, 1980). A critique similar to mine is made by Nicos Poulantzas in State, Power, Socialism, trans. Patrick Camill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8), p. 79.

[4]Discipline and Punish, p. 23.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25页。译文略有不同。——译者注

[5]Easton and Guddat, eds., The Writings of the Young Marx on Philosophy and Society, (New York: Anchor, 1967), p. 431.

[6]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eimer,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Seabury, 1972, original edition 1944). Friedrich Nietzsche, Beyond Good and Evil: Prelude to a Philosophy of the Future, trans. Walter Kaufman (New York: Vintage, 1966).

[7]See for example, Edward said, “Travelling Theory”, Raritan (Winter, 1982), pp. 41-67.

[8]一般抵抗理论的努力，see Michel de Certeau,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I.

[9]M. Morris and Paul Patton (eds. ), M. Foucault: Power, Truth, Strategy (Sydney: Feral, 1979), p. 57 and Gwendolyn Wright and Paul Rabinow, “Spatialization of Power: 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 Skyline (March, 1982), pp. 14-20.

[10] “What is an Author?”, in Language, Counter-Memory, Practice Don Bouchard (ed.)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 113-38.

[11]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见David Carroll in “The Subject of Archeology o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pisteme”, Modern Language Notes, No. 93 (1978), pp. 695-722.

[12]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p. 130.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145页。译文有不同。——译者注

[13]约瑟夫·德·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法国的反革命思想家，被认为是法国的柏克，其思想对后世有很多影响。——译者注

[14]“监狱情报小组”（Prison Information Group, GIP），福柯帮助建立的监狱改革组织，为因五月事件而被关押的毛主义者们提供主张他们要求的途径，并且深受毛主义者革命精神和深人群众的探究策略的影响。——译者注

[15]Jean Baudrillard, Oublier Foucault (Paris: Editions Galilée, 1977), trans. Humanities in Society, 3 (Winter, 1980), pp. 87-111, 注意到福柯权力概念中的这一问题并将之用作批判福柯观点的起点，这是一个常难令人信服的观点。

[16]这个序号是译者加的，原文没有。——译者注

[17]Foucault, “History, Discourse, Discontinuity, Salmagundi, No.20 (Summer-Fall, 1972), p. 241.

[18]阿里克谢·斯达汉诺夫（Alexey Stakhanov，1906—1977，又译为“斯达哈诺夫”、“斯泰哈诺夫”、“斯泰汉诺夫”等），本是苏联顿巴斯煤矿的一名普通采煤工人。1935年8月31日斯达汉诺夫在一班工作时间（6小时）挖煤102吨，超过规定的工作额度13倍，一举创下了新的世界纪录，一下子就成了轰动全世界的新闻人物。在媒体的广泛宣传下，斯达汉诺夫成了先进劳动工作者的代名词，一场学习斯达汉诺夫的运动在全苏联轰轰烈烈地展开。——译者注

[19]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英国作家丹尼尔·迪福的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又译《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是个人奋斗和与困难抗争的典型人物。《鲁滨逊漂流记》首次出版于1719年。——译者注

[20]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又译雷蒙德·威廉斯），二战后英国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文化理论家，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奠基者和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21]Raymond Williams, Communications (New York: Penguin, 1976) p. 136.

[22]See Jean Zeitoun, “Codes et langages pour sujet terminal”, in “Les rhétoriques de la technologie”, Traverses, 26 (October, 1982), pp. 72-9, 一个对个人与计算机之间交流的有趣的讨论。

[23]Andrew Feenberg, “Moderating an Educational Teleconference”, in M. Heimerdinger and M. Turoff (eds.) Educational Teleconferencing (Norwood, New Jersey: Ablex, 1984).

[24]See Gunter Friedrichs and Adam Schaff (eds.), Microelectronics and Society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New York: Pergamon, 1982), especially Klaus Lenk,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pp.273-310; and Ray Curnow and Susan Curran, “The Technology Applied”, pp. 89-118.

[25]Barry Smart, Foucault, Marxism and Critiqu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在比较马克思与福柯的过程中，在强调政治维度的分析之后得出了同样的判断。

[26]“Scylla”和“Charybdis”是指处于意大利与西西里岛之间相对的大岩礁和大漩涡，又指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女妖，她们都以吞吃水手而著名。波斯特的意思是指福柯受到来自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双方的攻击，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艰难进行。——译者注

编辑：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