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权力观

投沙斋 202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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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怪异、与众不同，却博大精深、影响广泛。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那独特的权力理论。在西方，福柯甚至被称为权力哲学家。

一、权力的两种模式及两个命题

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现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在权力问题上最为关注的是统治权的问题，尤其是国家权力的问题。由谁掌握统治权，如何运用统治权，如何保护、巩固统治权，一直是权力理论的焦点，从而成为西方政治理论的“话语霸权”。福柯的权力理论则完全不同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这种传统。他独辟蹊径，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考察、说明权力问题，从而在西方思想界引起巨大的反响。

福柯认为近代以来有两种主要的权力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一种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法理主义的法权模式。马克思主义将权力看作是维护生产关系的工具，认为权力充当着与某种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统治的角色，在社会中只有经济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权力的功能就是维护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作。法理主义的法权模式则把权力看作可以像商品一样地占有，就如社会契约论所主张的那样，原先由个人所占有的权力，通过契约而转让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从而产生了国家的权力。福柯认为：“在法律的、自由的政治权力的概念（建立在18世纪哲学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至少是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我把这种共同点称之为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在福柯看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权力模式还是法理主义的权力模式，都是从经济中演绎出权力的。福柯认为这两种模式都没有真正说明权力的本质是什么，都只是一种权力的经济还原论，都只是将权力归结为经济。问题是，从经济上真能够对权力作出很好的解释吗？对此福柯当然是怀疑的。他指出：“首先，与经济相比，权力是否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吗？它注定了要去实现、强化、维持和再生产与经济和经济的功能相吻合的关系吗？其次，权力是以商品为模式吗？它为我们所占有，获得，根据合同放弃、转让和重新获得，流通或取消吗？

福柯显然不满意从经济角度解释权力的两种模式，他认为需要对权力作非经济的解释。福柯认为20世纪对权力的非经济的分析，有两个重要的命题。“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为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被称为“弗洛依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赖希从压抑机制上分析权力，将权力视为一种压抑性的力量，权力压抑自然、压抑本能、压抑个人也压抑阶级。而尼采则从势力（力量）关系上分析权力，将权力双方的角斗视为战争的双方的斗争，力量对抗的最终是一方战胜另一方，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力量对另一种力量的压抑。所以，按照福柯的分析，尼采的命题也是最终将权力归结为压抑。无论是赖希命题还是尼采命题，都是关于权力的支配-压抑的模式。福柯认为，这两个命题避免了马克思主义和法理主义对权力的经济主义分析，有其可取的地方，但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福柯说，在许多权力的形态中，“发挥作用的机制不是压抑，或者说超出了压抑的范围。我认为今日的研究中对权力的效应和机制的分析是远远不够充分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更彻底详尽地研究这种压抑的观念。”在对权力的分析上，福柯认为赖希命题、尼采命题比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的模式更为合理，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是权力的经济主义模式，而赖希命题，尼采命题是支配-压抑模式。在福柯看来支配—压抑的模式优于经济主义的模式，所以他对权力的分析也更多采用了支配—压抑模式。事实上福柯的权力观受到了尼采的很大影响。他的权力观很大程度上是继承并发展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论。尽管如此，他对尼采的支配—压抑的权力分析仍然采取批评的态度，用福柯自己的话说，他是开始于尼采但并不止于尼采。

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福柯对权力的说明基本上采取的就是后现代性的立场，因此他也是采取片断性的、非连续性的、多样性的方式，从各种各样的视角来把握权力问题，来说明权力是什么。

二、权力是什么

如果说福柯也致力于探寻权力的本质，那么这种本质并不是某种总体的描述，比如把权力的本质归结为经济。这种对权力的总体化的描述，在福柯看来是过于简单化、过于武断的。权力的本质恰恰只有体现在它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中，体现在一种相对主义的描述中。福柯正是从这种视角主义的理论立场上，从各种角度解释了权力是什么。

视角之一：权力是一种关系。以往人们总是把权力看作一种物，就像统治权的理论那样，谁拥有统治权就像拥有某种商品、财产那样，谁就能够运用这种权力来统治其他人、控制其他人。福柯对旧的权力观的批判一直把矛头对准这种统治权的观念，对准将权力视为一种物的观念，而主张权力是一种关系。权力关系可以看作是处于流动的循环的过程中，“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按照福柯的看法，马克思主义、法理主义都是将权力看作物，都关注权力在谁手里、权力由谁支配的统治权的问题，但是权力实质上要复杂得多，它是各种力量关系的、多形态的、流动性的场。只存在着某种关系性的权力，它在无数个点上体现出来，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某人可以获得、占有的一种物，权力纯粹是一种关系，是一种结构性的活动。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的观点，显然受到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影响。福柯曾经同著名的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有过交往，并接受了他的某些观点。注重对事物的关系、结构的考察正是结构主义的明显特征，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体现了福柯思想中的结构主义倾向。

视角之二：权力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在福柯那里，权力是一种关系，但它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控制的单纯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的网络。人们通常把权力关系视为单向性的，掌握权力的人对被其统治的人实施自上而下的控制、支配，从而构成了直线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福柯认为权力关系并不是这样简单的，而是相互交错的关系网。“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每个人都处于相互交错的权力网中，在权力的网络中运动，既可能成为被权力控制、支配的对象，又可能同时成为实施权力的角色；个人在这种网络中既是被权力控制的对象又是发出权力的角色。不能简单地区分占有权力的统治者和被权力控制的被统治者，权力关系并不简单地表现为这种模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权力不应被视为某些人可能占有的特权，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正是基于权力是相互交错的网络的看法，福柯反对将权力关系看作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二元对立。

视角之三：权力是无主体的。福柯站在后现代性的立场上把主体看作是现代性理论的虚构，看作是人本主义的骗人的把戏，为此他呼吁解构主体。现代性理论是确立在人本主义的基础上的，人本主义预先假设存在着一种先于社会的其他一切的主体，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人”。福柯在前期的《知识考古学》中就力图揭示主体是一种虚构物，在《词与物》中则预言了“人的消亡”，这是继尼采的“上帝死了”之后提出人死了的问题，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当然，福柯这里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人的消亡”，而是指建立在现代性理论的人本主义意义上的“人的消亡”。现代性理论中占有统治地位的作为主体的人，在福柯看来只是在近代的知识结构中诞生的，是现代性的语言、知识的产物，或者说是近代开始的话语霸权的产物。随着现代性的知识结构被后现代性的知识结构所取代，随着旧的话语霸权的解构，这种主体也就消失了，那么在福柯的后现代性语境中的权力也就是无主体的了。因此，福柯一再强调权力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主体）掌握权力，一直淡化了权力由谁（主体）实施的问题。福柯的权力无主体的观念其实与权力是一种关系、一种相互交错的网络的观念是完全一致的。在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个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而并非绝对操纵权力的主体，他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成了权力实施的对象，人并非权力的主体而是权力运作的工具。

视角之四：权力是非中心化的。传统的权力研究关注的往往是某种机构化的法律化的权力中心，如国家机构被视为政治权力的中心，是政治学研究的热点。福柯认为这种中心化了的权力只是对权力的过于简单化的理解，事实上国家机构只是权力的一个有限领域，真正的权力关系要复杂得多。为此，福柯甚至也反对主权的概念，因为主权承认一个最高的权力中心的存在。福柯主张：“不要在它们中心，在可能是它们的普通机制或整体效力的地方，分析权力的规则和合法形式。相反，重要的是在权力的极限，在它的最后一条线上抓住权力，那里它变成毛细血管的状态；也就是说，在权力最地区性的、最局部的形式和制度中，抓住它并对它进行研究。”这就是说要在最边缘、最局部、最底层去研究权力。福柯将传统的权力理论视为宏观权力学，它重视国家机构这样的权力中心，从权力中心构成对局部的支配、控制，形成单一的统治大厦。福柯反对权力中心化的这种模式，而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作为关系性的网络权力，它是在无数点上被运用，在无数点上展开出来的，所以福柯的权力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国家、法律这些中心化的存在，而是如疯人院、监狱、修道院……这些社会边缘、底层中的权力关系。

总而言之，福柯是从后现代的视角主义、相对主义的理论立场上分析权力，体现了后现代性的微观的政治理念，强调权力是关系、是网络、是场，强调权力的分散性、多元性，从而不同于现代性的宏观政治观念。西方传统的权力理论是一种宏观的政治理念，强调扎根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中心化的权力，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围绕着统治权的斗争。福柯特别反对“统治权”的理论。在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中，统治权问题处于核心地位，整个政治学理论是围绕着统治权这个核心概念组织起来的，谁拥有统治权谁就拥有统治的合法性，霍布斯的利维坦就是通过统治权建立起来的。“它由一个灵魂赋予生命，这个灵魂就是统治权。你们回想一下《利维坦》的图式：在此图式中，利维坦作为构想出来的人，正是许多分开的个性的集合，它们由国家的一些建构因素集合起来。在国家的中心，或者说大脑，由某种东西构成，这种东西就是统治权，也正是霍布斯说的利维坦的灵魂。”统治权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中被视为核心、灵魂、国家生命之所在，福柯恰恰反对的就是这种以统治权力为中心的权力模式，甚至通过自己的微观权力学解构这种统治权的模式，努力在统治权力之外，在国家机构、法律制度之外，去探讨权力的更为复杂的存在，这种权力的本质体现出多样性、分散性、流动性的特征。福柯的权力理论不关心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关心权力由谁掌握的统治权问题，以微观权力学取代宏观权力学，这种理论尽管拓宽了权力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某种独特的权力分析的视角，但是其局限性是明显的。在现代社会明显存在着少数人对统治权的控制，存在着少数人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资源的控制的情况下，他却要淡化这种统治权的问题，悬置权力由谁控制的根本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掩盖了现代社会中权力实际上由少数人控制的事实。

三、权力的机制

福柯认为权力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关键在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权力的技术、权力的策略、权力的机制的问题。福柯指出，在西方工业化社会里，人们一直强烈关注着“由谁实施权力”、“对谁实施权力”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对权力在社会里的功能和运用方式依然所知甚少。当然，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工商业界谁主沉浮、政治家是怎样培养出来的；还有一种更一般性的研究，主要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关于资产阶级对我们的统治。但是，据我看来，在这些一般性的命题之下，实际的情况要复杂得多。”福柯认为，“由谁实施权力”的问题不可能与“权力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割裂开来解决，权力是如何发生、如何运作的问题远比权力由谁实施的问题重要。“我们当然要找出发号施令的人。我们要注意像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人。但这并不很重要，因为即使把这些‘决策者’一一指明，我们仍然并不知道那些决定为何作出，怎样作出，怎么为大家所接受，又怎样对某些人产生了伤害。”关键是要弄清楚权力是如何运作的，弄清楚权力的策略、技术、机制，弄清楚权力得以实施的各种手段。通过说明权力的策略、技术、机制才能真正懂得权力是如何发生、如何运作的，才能真正弄清权力是什么。“权力不应被看作是一种所有权，而应被称为一种战略；它的支配效应不应被归因于‘占有’，而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动作。”

在对权力的机制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柯所提出的规训性权力，这是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核心概念。“规训”一词本身具有多义性，目前国内外对此术语有各种译法，如译为“约束”、“规戒”、“惩戒”、“监视”、“纪律”、“戒律”等等。根据《规训与惩罚》的译者刘北成、杨婴的说明，该书的法文书名直译应为《监视与惩罚》，福柯本人建议英译本名为 Discipline and punish ，而Discipline一词具有纪律、教育、训练、校正、训戒等多种释义，福柯用这个术语指谓近代社会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权力技术（机制），规范化是这种权力技术的核心。刘、杨将其译为 “规训”，意指“规范化训练”。

规训性权力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规训”既不会等同于一种体制也不会等同于一种机构。它是一种权力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目标。它是一种权力物理学或权力解剖学，一种技术学。”所谓权力就是体现为对人的控制、支配，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就是通过规范化的训练，来支配、控制人的行为，甚至造就人的行为，这种支配和控制不是借助暴力、酷刑使人服从，而是通过日常的规范化的纪律、检查、训练来达到支配、控制的目的，行使权力的功能，通过规范化训练把人变成为权力操纵的对象和工具。“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种权力不是那种因自己的淫威而自认为无所不能的得意洋洋的权力。这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是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与君权的威严仪式或国家的重大机构相比，它的模式、程序都微不足道。然而，它们正在逐渐侵蚀那些重大形式，改变后者的机制，实施自己的程序。”与国家机构、法律制度这些宏观的政治权力相比，规训性权力只能算是微观的权力技术、策略、机制，它体现在日常的社会活动中。在福柯看来，这种权力甚至比暴力、酷刑、国家机构、法律制度更为有效。

规训性权力机制主要不是通过对暴力、财力的控制，也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控制来运作，而是通过规范化的监视、检查、管理来运作，这是一种轻便、精致、迅速有效的权力技巧。福柯认为最能体现这种规训性权力机制的是边沁所设计的全景敝视主义的“圆形监狱”。一个像圆环一样的建筑，中央有座塔楼，塔楼上有很大的窗子，面对圆环的内侧，外围的建筑划分成一间间的囚室，囚室有面对塔楼的窗户，塔楼通过窗户可以有效地监视囚室的各种活动，这是一种全景敝视的结构。在这种监狱体系中，权力技术被精致化了，通过注视性的权力机制保证权力功能的发挥，监控者通过注视使被监控者处于权力控制中。这种注视性控制，福柯称其为“权力的眼睛”。“没有必要发展军备、增加暴力和进行有形的控制。只要有注视的目光就行了。一种监视的目光，每一个人在这种目光的压力之下，都会逐渐自觉地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这样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禁。这个办法妙极了：权力可以如水银泻地般地得到具体而微的实施，而只需花费最小的代价。”边沁把自己的这种发现称为哥伦布之蛋，是一种有效而精致的权力技术。当然注视或监视只是规训性权力的一种技巧，并非唯一的甚至不是主要的，但是它却真实地体现了规训性权力的机制、功能，表现出一套对人进行支配、控制的技巧。

福柯认为规训性的权力机制对资产阶级的统治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资产阶级清楚地知道，新的宪法和法律并不足以保障它的统治。他们认识到，必须发明一种新的技巧，来确保权力的畅通无阻，从整个社会机体一直到这个社会的最小的组成部分。”这种权力技巧就是规训性权力。在规训性权力机制中，资产阶级不是以权力占有者的身份出现，运用自己已占有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去统治，而是通过规训性权力的监视、检查、管理等规范化的手段来实施支配、控制。福柯认为与暴力式的权力机制相比，规训性权力机制所付出的代价更小，却更为有效。暴力式的权力代价太大了，如果太强暴了可能激起民众的更大反抗，如果太宽疏了又压制不了各种抵抗和反抗；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的是，规训性权力代价低却有实效。

在对现代性的创造性批判中，福柯认为，17-18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的进步，只不过是从一种统治形式过渡到另一种统治形式，只是社会的统治技术、权力机制的进步，其突出表现就是规训性权力的逐步展开，以至形成了福柯所谓的规训社会。“全景敝视主义的规训——机制：一种能通过使权力运作变得更轻便、迅速、有效来改善权力运作的功能机制，一种为实现某种社会而进行巧妙强制的设计。……在17和18世纪，规训机制逐渐扩展，遍布了整个社会机体，所谓的规训社会（姑且名之）形成了。”福柯认为最初这种规训性权力机制主要只是存在于监狱、修道院中，以后逐步扩展到现代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学校、兵营、工厂、城镇以至整个社会都被规训性权力的网络所覆盖，现代社会是一个布满规训性权力机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类被规范化训练，犹如马戏团中的驯兽，人被固定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按照一定的标准被监视、训练、检查、管理，实质上就是被支配、被控制。整个社会是个大型的全景敝视的“圆形监狱”，每个人都受到规训性权力效应的干预。

福柯对规训性权力机制的解释体现了他的反现代性的理论立场。规范化毕竟是理性主义的，是现代性社会的典型特征，而按照福柯的理论，这种“规范化训练”只是增加了统治效应。规范化管理、技术等现代制度都被视为一种统治的力量，规训性社会只是一种充满压迫形式的权力社会。现代社会所形成的规范、标准，塑造了人的灵魂，支配了人的行为，控制着人的活动，从而发挥着比暴力或直接压制更为有效的权力效应。应该说，规训性权力的理论对于内在于社会现代化中的某些倾向是有说服力的解释，对现代社会中个人被支配、控制的方式提供了重要的观察角度。问题是福柯通过规训性权力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显然过于片面，他只注意到理性化、规范化管理所具有的统治效应、压迫形式，却未能指出其进步性的一面。

另一方面，福柯在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中过于强调规训性权力的机制，忽略了其他的权力机制，尤其是忽略了传统政治学所强调的国家机构、法律制度所具有的权力作用，甚至片面否定了社会的经济权力、国家权力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这样就难以对现代社会作出全面、辩证的分析。正像法国另一位著名的权力理论家普朗查斯所指出的，福柯低估了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国家权力是同规训性权力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的，甚至可以说国家权力是规训性社会存在的条件和基础，福柯夸大规训性权力的作用而完全忽略国家权力的作用，显然是片面的。

*本文原载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