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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伯（Jurgen Kaube） 卢白羽 译 【译注】本文是对海德格尔的孙女GertrudHeidegger所编《“我亲爱的小心肝”：海德格尔与妻书，1915-1970》（“Mein liebes Seelchen!”Briefe Martin Heideggers an seine Frau Elfride，1915-1970，Munchen,2005)一书的评论。 1950年5月，海德格尔收到妻子爱尔芙丽德(Elfride)的来信。他回信写道： 你所说的我很明白：真正的传世之作(tiberlieferung)可以挑拣过去留给我们的东西，并能在未来一直把它塑造成不断更新的形象。然而，传世之作并不由历史(Historie)造就。历史只是歪曲或者混淆传世之作；造就传世之作的只能是现代学术的研究及档案工作。 海德格尔的妻子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她有理由相信，比起单纯的传世之作来说，私人档案会是更好的传世之作——虽然前者“真实”且成熟，后者则是她丈夫为公众所不知的一面。因此，爱尔美丽德在诲德格尔逝世（1976年）后，就把他五十五年来写给自己的逾千封信交给了孙女格特鲁德(GertrudHeidegger)，并叮嘱孙女，这批信至少要到2000年才可开启。那时，孙女可以自行决定如何处理这批信件。我们现在读到的这部选集由编者加了少量注释，梳理了一些家庭和时代背景。 海德格尔致妻子的信中有许多令小说家和大学历史学者感兴趣的题材。比如，日本一位贵族金融寡头曾邀请哲学家到某研究机构任职，海德格尔对此邀请曾再三斟酌。若不是克鲁格(AlexanderKluge)有更好的想法，说不定海德格尔就接受了邀请。这在思想史上将会产生何等后果，我们可想而知！在马堡，海德格尔把出席委员会会议当作哲学家的义务，为此而放弃自己体育锻炼的时间。这在德国大学倒是十分常见的事。稍后又出现了“莱布尼茨训练”。（ 【译注】Leibesubungen（体育锻炼）和Leibnizubungen（莱布尼茨训练）的德语很相近。）1934年夏，海德格尔曾在黑森林地区与当时最聪明的纳粹哲学家施特丁(Christoph Steding)讨论后者的《帝国与欧洲文明病》（das Reich und die Krankheit der europaischen Kultur）著述计划。海德格尔对此书的评价是：“种族、政治的心理分析”。比起那些为了说明《存在与时间》的思想有点“种族”味而掘地三尺的解释来说，这句话可谓一针见血。思想史家博伊姆勒(Alfred Baumler)涉足过（1933年的）焚书行动，1936年，他把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从柏林赶到格莱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就因为哈特曼与他的讲座在时间上冲突，前者又拒绝停办自己的讲座。这则轶事都是当年大学史的典型事件，类似的轶事在书中俯拾皆是。 这部选集还填补了一项隐蔽的空白。可以说，它揭开的东西，我们之前根本就没有注意过其隐蔽性。海德格尔的妻子一定认为，她的婚姻就是与一个男人最痛苦的结合，而她直到最后都不能确切地把握住这个男人。 爱尔美丽德的娘家姓Petri，按当时的说法，她是一位现代女性。她参加了教师资格考试，之后又在弗莱堡学习国民经济，并于1915年在那里的康德讨论课上结识了老师海德格尔——当时海德格尔二十六岁。这位哲学家尚未声名显赫之时，是爱尔芙丽德供养着这个家庭。后来闻名遐迩的托德瑙山（Todtnauberg）小屋就是她主持修建的。爱尔芙丽德还在事业方面协助海德格尔，而且是第一位取得驾照的弗莱堡女性：那是在1933年01933到1936年期间，海德格尔夫妇加入纳粹党，海德格尔公开从事国家社会主义活动。这期间的通信，只有四封不会令人感到难堪，同时也显示出爱尔美丽德对实际事务的理解力。1922年，爱尔芙丽德想重拾学业，以备若不被授予私人讲师教席，还可以找份工作。但丈夫告诉她，他认为“就其现今形势观之，这一学业或许尚处于摸索阶段，它会妨碍你获得女性的整全性。你在与我和孩子们的生命关联之中恰恰能获得这一整全性”。换句话说，海德格尔要求妻子支持他走的路。 爱尔芙丽德很清楚，这条路海德格尔会精力充沛地走下去。海德格尔在信中时常描述，在自己内心如何如何地掀起了“内心革命”，还经常谈到他的“召唤”，以及他如何如何紧张地工作——上午从六点到十二点，下午从两点到六点半——，而他又如何如何处于与其时代的孤军奋战之中。海德格尔总是绘声绘色地刻画自己的“绝对”哲学创作(Produktivitat)的体验。对于那些与自己相干的事，海德格尔总是看得一清二楚。海德格尔向爱尔美丽德指出，他们的婚姻就像一个研究小组，而从很早起，海德格尔就把“无形的教会”这一概念灌输进这一研究小组。无疑，在这个“无形的教会”里，布道者只能有一个。 尤其在一战后，海德格尔更明显地设法用哲学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宣告要与理性主义“决一死战”。这场战争基于一些简单的对立：自然中的孤独与城市里的颓废以及粗野的性生活之间的对立；专心致志工作——“最神圣的生活方式”与心不在焉(Zerstreuung)之间的对立；振奋与“流于肤浅的此在（das Oberflachendasein）”之间的对立；精神、生命、青春与“市民”之间的对立。其间，海德格尔还迁就他夫人的反犹主义，并断言：“诚然，我们的文明和大学里的犹太化非常讨人嫌”，而且“有时人们会希望成为一个精神上的反犹主义者”。不过，1928年的信中也有这样的句子：“无疑：最好的人是——犹太人。”海德格尔的讲课吸引了当时的大多数哲学天才（洛维特、施特劳斯、阿伦特），因为他敏锐而又清晰地把一般文化批评的重心与哲学传统联系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十分重视把自己的工作视为一个孤独者的工作。事实上，他时常不待在家里，离家很远——这才有了他给妻子的信。我们本以为海德格尔会大谈特谈同时代的人，但信中却很少见到。海德格尔的大多数同事也付之阙如，唯一的例外是纳托普（Paul Natorp）和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称他们与自己趣味相投。海德格尔的婚姻早期出现过危机。他的儿子赫尔曼(Hermann Heidegger)就是其中一场危机的结果——赫尔曼为这部书信集撰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后记。在处理婚姻危机方面，哲学家海德格尔一点儿也不像个市民，他向妻子描述那位爱上他的女人说，这个女人可不怎么让人满意。并且他还对这场风流韵事听之任之。 在阅读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会一直有这样的感觉：仿佛我们在观赏一出易卜生的戏剧，只不过没有致死的结局——生命是一场谎言。在这谎言里，许多东西把自己装扮成自由，实际上不过是关注自己的延续而已，尽管有可能是精神层面上的延续。其中关键性的句子是1920年的一封信中的那句：“我们的婚姻意味着某种非常丰富和强健的东西，虽然它或许缺少那份爱。不过关于那份爱，我自己也无法构想出一个正确的概念”。尽管海德格尔竭尽全力，绝对不让自己显得肤浅，然而，在迷恋妻子、倾心和忠诚这一节骨眼上，海德格尔却显得无能为力。海德格尔早期曾写过一首现象学风格的情诗，甚至还冠以“在你之中朝向上帝”的题目——爱尔芙丽德将之遗赠给了马尔巴赫(Marbach)文学档案馆，并在信的背面点评：“这是他写给众多情人的所有情书的样板。”呵！ 对于受骗者，海德格尔也有一剂万灵药：1945年之后，爱尔芙丽德收到海德格尔的多封来信。信里又是老一套，希望她能理解自己一而再的越轨行为，并为之供出一套高深的理由。每当他在思考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时，爱神爱若斯之翼都会触动他。将进一步的神话意蕴抛诸脑后，海德格尔以“赫拉”的名义要求婚姻行所有严肃之事，并对爱尔芙丽德解释为何自己需要激情，因为若不如此就没有灵感。 然而，海德格尔伤她最深的，除了一再红杏出墙外，应该另有原因。海德格尔应该十分了解自己——爱尔芙丽德在一封未寄出的信中提到，海德格尔在他的情人中间寻找“故乡’’。爱尔芙丽德写到，她试着把这些风流韵事视作“你需要的火焰：’，是给海德格尔带来幸福的事。然而，这种过分抬高以及一直在兜圈子的谎言，反复说什么再也没有爱或信任，这背后的冰凉深深刺痛了爱尔芙丽德。海德格尔在写给爱尔芙丽德的多封道歉信里，一再许诺要写一本柏拉图的书献给她，却最终没有实现。《存在与时间》的对应作品，在其中计划将特权赋予宙斯般的爱若斯，也未能付诸现实。爱尔芙丽德写道： “海德格尔呵，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造就了这些空洞乏味的言辞。” 对此海德格尔没有作答。这部选集同样没有回答的问题则是：什么才能弥补这位理应感到愤怒的人所承受的巨大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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