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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影视作品中，经常会出现“武状元”、“武举人”这些角色，而且大多是清一色的武林高手。那么在现实中，武状元、进士、举人，是否真的如此，和文举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又如何呢？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也仅限于文举，武举的设置始于武周长安二年（702年），但那时的武举还是不同于文举，并非每科都有，不久后又被停止。从科举史上的重要性来讲，武举的含金量和知名度都远不如文举。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举出身的人往往鄙视武举。 唐代的武举科目主要有长垛、骑射、马枪、步射、翘关、负重等，其后的宋代沿袭唐制，但在考试项目上又进行了一些改进，有步射、马射、弩踏、抡使刀枪和程文等。元代不设武举，明代武举乡试、会试均分为三场，第一场考马射，第二场考步射，第三场考策论，殿试则考弓、刀、石三项。  武举真正走向鼎盛的时期是清代，清统治者出身满族，向来以骑射为治国之本，因此历代统治者都较为重视武举。从制度上看，清代武举大多沿袭明制，但重视程度却要远远高于明代。和文举一样，武举的考试等级也是分为四等，即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 武举的殿试规格很高，都由皇帝主持，等级分为三等，即一甲、二甲和三甲，也有状元、榜眼、探花之分。一甲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赐同武进士出身。自顺治三年开科武举，至光绪二十四年截至，一共举行了一百一十二次，其中河北、山东所出的武状元最多，分别为32名和13名。按例，武举殿试发榜后，皇帝会赐给武状元盔甲，以表恩荣。  殿试以后，武进士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朝时，武状元授三品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都司。雍正时期，武状元授一等侍卫、武榜眼和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出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他全部授予营职。 清代的武举乡试、会试也是分别考三场，第一场试箭；第二场考弓、刀、石三项；第三场为内场，清初试策论，后改为默写《武经》。从这些考试项目来看，武举其实并不需要考察考生的武术水平，只要拥有一定的骑射水平，以及具备较好的力量，再加上略同文墨，大多可以通过武举的考试。因此武举选拔出来的武进士、武举人一般都不是什么武林高手。  清代虽然以骑射得天下，但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重文轻武的趋势愈盛。体现在科举上同样如此，文举的重视程度都远远高于武举，武进士在很多方面都没有文进士更有地位。比如明清两朝，文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名次都会被留在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因此，文举留下的史料就很多。而武科就没有这样的荣誉，留存的史料也就很少。 历代武举都不受重视，地位也不高，甚至一般都只是讲文科举，而不讲武科举。其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武举偏向考察考生的力量、射箭水平；二是武举尽管也要考核文化水平，但总体而言，文化素质都比较低；三是统治者对兵权的警惕心理以及武备人才选拔的特殊性，使得统治者对武举采取一种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自然会波及整个社会，形成一种轻视武举的社会氛围。  正因为如此，武举选拔的人才往往得不到重用，武举出身的大多只是骁勇善战的战将，而不能成为运筹帷幄的将帅。从唐代到清代的一千多年间，真正建功立业而成为英雄的武举出身者只有唐代的郭子仪、明代的戚继光、清代的葛云飞等，几乎可以用寥寥无几来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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