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美国著名汉学家、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陆续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传统中国朝贡关系的研究著作，这在国际学术界中逐渐奠定了费正清模式的朝贡体系研究框架，也形成了用“朝贡体系”一词来明确界定中国世界秩序的学术规范。费正清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当中，归纳起来，他的朝贡体系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他认为中国推行朝贡体系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意识，即长期以来以中国为中心的这种世界秩序是等级制和不平等的，正是由于中国的自我中心意识和思维才导致了中国难以适应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人与其周围地区，以及与一般非中国人的关系，都带有中国中心主义和中国优越的色彩。中国人往往认为，外交关系就是向外示范中国国内体现于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同原则。因此，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像中国社会一样，是等级制的和不平等的”，“中国的世界从一开始就是等级制的和反平等主义的”。基于这种认识，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在 19 世纪和 20世纪难以适应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部分是由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个重要传统造成的”。他还认为“天子全智全能的榜样和德行所具有的神秘影响力，不仅遍及中国本土，而且可以超越中国疆界，普及全人力，给予他们和平与秩序。尽管这种影响力已逐渐衰微，但仍然是以天子为中心的等级制度的组成部分”。  其二，费正清同样强调贸易在朝贡中具有重大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和蛮夷国家的交往过程中，商业性的关系与朝贡密切相关”，在中国与外邦交往过程中，相比于中国统治者的行为动机而言，蛮夷国家更加看重这种经济利益。 例如：费正清在《论清朝的朝贡体系》一文中，曾明确指出“贸易和朝贡是中国对外关系体系的两个方面，中国统治者更加看重朝贡的道德价值，而四夷则更看重朝贡的物质价值，双方的利益满足了各自的需求，因此朝贡体系能够持续运行”。“外国必须把与中国的贸易视为皇帝给予他国统治者的一种恩赐，外国统治者必须遣使进京，举行朝贡礼仪。只有在这样的政治框架中，经济关系才能得到正式认可”。  其三，在费正清论述的中国世界秩序中，他尤为强调中国皇帝的德智、传统文化、礼仪在这种政治依附关系中的重要性。在朝贡体系的等级制社会秩序的维持和运行之中，皇帝的德行尤为重要，正当的礼仪会使他人在内心中确认统治者的权威，而参与中国世界秩序的异族统治者都必须遵守适当的礼仪，所有这些礼仪合在一起，便形成了朝贡制度。 纵观费正清的一系列著作，可以发现费正清对于朝贡体系的研究几乎大都以讨论清朝的朝贡体系为主。这也许恰恰是费正清看到了清朝朝贡体系内部运行的独特性，所以，他以清朝的朝贡体系为突破口逐步剖析传统中国的朝贡体系。但是，由于费正清开拓和奠基了朝贡体系的研究方向，使得学术界在研究传统中国对外关系和古代东亚国际政治中长期奉费氏研究路径为圭臬，这就导致了朝贡体系的学术研究迟滞不前的局面。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开始反思和批判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模型，比较突出的是最近清华大学的张峰在《解构朝贡体系》一文中对费氏朝贡体系框架的批判。由于朝贡体系在帝制中国不同王朝推行的背景、目的、方法、形式以及功能和作用的不尽相同，这使得仅仅是用朝贡体系的单一宏观的历史叙述来描述和解释不同时期朝贡体系的纷繁复杂形态难免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与其说是费正清等人奠定的经典传统导致了这一局面，还不如说是因为后来的研究者找不到另外一种比朝贡体系更能描述传统中国世界秩序的研究路径造成了这一局面。  应该承认，费正清对朝贡体系的研究并非就是如同一些学者所说的“是一个静态的框架，缺乏变化的意识，反映的主要是中国朝廷希望看到的世界秩序”。至少在张峰对费正清的批判中忽视了费正清的两个潜在的有可能开拓出新的研究路径的重大贡献，其一，就是费正清曾强调在朝贡制度掩盖下的朝贡贸易蓬勃发展的事实，以及最终朝贡贸易相对于朝贡制度的胜利，这其实为滨下武志研究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很好的学术研究基础，而就在上世纪 90 年代，滨下武志已经较为成功的从朝贡贸易的研究路径中开拓了朝贡体系研究的新方向，并且在目前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研究路径；其二，费正清也看到了朝贡体系具有防御性的功能，只是相对于朝贡的防御性质而言，他更为强调的是朝贡的礼仪文化作用和华夏中心主义的意识。  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张峰对费正清的批判不乏有“为批判费正清而批判”之嫌。 所以，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观点虽然主要集中于对传统中国华夏中心主义的历史阐释，但也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后人继续为之利用和探索的学术宝藏。从这点来说，费正清的朝贡体系研究虽然在学术界处于主流研究地位，有垄断学术研究话语的色彩，但是只要我们全面的系统梳理和归纳费正清有关朝贡体系的所有思想和观点，在解构费正清的朝贡体系之前充分利用和吸收他的研究思想。那么，我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去深刻认识朝贡体系的历史原貌。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