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朝廷铸币掺假史——自食恶果的“夹锡钱”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北宋政权统治了167年(960~1127年),其间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在我国古代是一个比较突出的历史发展阶段。当时全国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由政府规定使用什么材质的货币。

1、北宋钱币简史

北宋有开封府、江南东西两路等十三路专用铜钱;四川一带就专用铁钱,陕府路和河东路则铜铁钱兼用。北宋时期,金属货币的铸造和发行量达到一个空前规模,是我国封建社会铸币量的最高峰,质量也达到了封建社会铸币的顶端。

考古资料表明,北宋铸币是目前按历代王朝划分出土量最大、工艺最精的。太宗在太平兴国年间(976~984年)曾铸有太平通宝钱,这是两宋年号钱之始。

990年,太宗改元“淳化”,铸造淳化通宝钱,自此北宋各代皇帝每次改元必更铸新的年号钱,年号钱基本成为定制,并一直延续到明清。

北宋的货币制度,仍以金属铸币为主,主要是铜钱和铁钱,并形成铜钱与铁钱流通区域。但两宋铸币是中国钱币史上最复杂的时代,币材多样,且流通受地方限制,由于各地的经济情况不同,形成区域性割据局面。

总体上看,两宋流通的货币虽然以铜钱为主,但是有些地方专用铜钱,有些地方专用铁钱,有的地方则是铜铁兼用。宋代的钱制,南北宋大不相同,北宋以小平钱为主,南宋则以折钱为主。两宋铸币在金属成分比例、铸造工艺和数量、钱币的钱文书体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宋钱版别多样,名称多,数量巨大,最流行年号钱,一般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折十钱等,为我国历代钱币之首。

宋钱名称多样复杂,一般称为通宝、元宝,有时候一种年号的钱币既称为通宝,又称作元宝或重宝。尤其是南宋铁钱,名称五花八门。从两宋铸币的流通情况看,北宋时期铸币以铜钱为主,铸造量巨大;南宋时期因为铁钱铸造量大增和纸币的广泛使用,铜钱流通数量有所减少。

今天考古发掘、收藏市场上所能见到的钱币尤以北宋时期的居多,这既给宋钱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也为钱币版别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以致宋钱的研究者和爱好者面对宋钱庞杂的版别,常有望洋兴叹之感。

2、北宋夹锡钱

夹锡钱创始于北宋徽宗时期、是朝廷为解决钱币外流和财政困难而铸造、推行的一种特殊货币。

据《文献通考・钱币考》《宋史・食货志》等史籍所载,徽宗锡钱的倡导者是蔡京、据史书记载,“初,蔡京主行夹锡钱,诏铸于陕西”。

崇宁二年(1103年)始铸崇宁折十铜钱及夹锡钱,并规定夹锡钱一当铜钱二

3、夹锡钱铸造的原因

夹锡钱铸造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严防北方地区的辽、金二政权大量收购北宋制造的铁钱,然后熔炼再制作兵器。加锡后,降低了铁钱的硬度,不能再用来二次铸造兵器和衣具。《九朝编年备要》一书描述,“夹锡钱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二铁钱。”诏从之。寻又命陕西转运许天启,铸夹锡当二及当十大钱铸造铁钱时,在原料中加入一定量的锡,可以使得钱币变脆,熔炼之后不易打造成武器。

二是北宋末年钱监铸钱亏损严重,据杨时描述,“今钱一千重六斤,铜每斤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铅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锉磨损折,须六七斤物料乃得千。

铜自涔水、永兴数干里运至,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货一二,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杨时的铸钱成本核算非常精准,按照他的计算方式,北宋末年铸钱的成本已明显超过产出,每铸一贯钱亏损四五百文,可见当时铸钱已赔钱赔得很厉害。故北宋政府当时铸造夹锡钱的目的是降低成本。

三是作为北宋朝廷敛财的一种手段,可以弥补朝廷的财政开支。当时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枯竭,蔡京推行夹锡钱的目的是收敛钱财,补国库之空虚。既弥补了军费开支的不足,又满足了皇室、官僚的奢侈消费。

4、关于夹锡钱的史书记载

关于夹锡钱的铸造,许多史料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如：

《宋史・·食货志》有专门的描述:“钱有铜、铁二等,而折二、折三、当五、折十,则随时立制。行之久者,唯小平钱。夹锡钱最后出,宋之钱法至是而坏。”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ー一三六:“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映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之用。”

《文献通考》卷九《钱币考二》:“徽宗崇宁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陕西铸折十铜钱并夹锡钱。左仆射蔡京奏:“据陕西转运副使许天启申,送到新铸铜钱、铁钱样,已降指挥,铜钱於岁终须管铸三十万贯,铁钱铸二百万贯…又陕西铜钱至重,每一钱当铁钱三或四,今夹锡铸造样制精好,欲一钱当铜钱二支用。

””“夹锡钱始于(崇宁)二年,河东运判洪中孚言:・二虏以中国铁钱为兵器,若杂以铅锡,则脆不可用,请改铸夹锡当三、当十铁钱。从之。”

《群书考素》载:“徽宗崇宁二年,铸大铜钱以一当十,夹锡钱以一当三。”“崇宁五年是春,监察御史沈畸言……又有监司献议,欲尽改陕西铁钱为夹锡钱者,此尤不思之甚也。殊不知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一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

5、夹锡钱的材质

关于夹锡钱的材质和成分问题,钱币学界一直存在一定的争议。

因为史书记载的一些谬误,有学者认为夹锡钱的材质是铜,有学者认为是铁。近二十年来,通过应用科技考古学方法与现代科技分析手段,对夹锡钱进行成分检测,夹锡钱应是铸造铁钱之时加配少量的锡夹锡钱的合计配比是铁57.14%、铅28.57%、锡14.29%。其材质的特殊比例在世界冶金及化学等领域可谓是独一无二。

1997年7月,通过对广西贺州钱监实地勘察和科学试掘,揭露出治炼炉、柱洞、灰坑等遗迹,采集了炉渣、铁钱、瓦片和陶瓷片等遗物。冶金专家将采集到的两种炉渣、金属块及铁钱样品进行了分析,对5枚政和通宝铁钱样品的化学分析表明,其含锡量为0.36%~2.54%,平均含锡量为1.36%;黑红色玻璃状炉渣为含锡3.5%~3.8%的铁硅系炉渣,同时对这种炉渣中金属颗粒作能谱分析,看出这些颗粒无论大小成分基本一致,为平均含锡14.5%、铁81.37%、钨3.36%的合金颗粒。贺州钱监含锡铁钱的发现及对其冶铸过程的探讨为澄清夹锡钱的实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解开了中国钱币史上夹锡钱的疑案。

6、夹锡钱的使用过程

夹锡钱的出现和使用,根据蔡京在政治舞台上的权势大小而变化。

崇宁二年(1103年),夹锡钱首先在河东、陕西二路铸造和使用,朝廷规定夹锡钱以一当铜钱二。

崇宁四年,夹锡钱使用的范围逐步扩大,开始向全国推广。

崇宁五年(1106年),蔡京所代表的新党右派失势,自己也被罢相,这种政局导致夹锡钱的铸造数量和使用范围有缩减。同年八月,徽宗下令夹锡钱只准在河北、河东、陕西诸路鼓铸使用,其余地区皆不可行用。

大观元年(117年),蔡京转任尚书右仆射兼门下侍郎,重新回到权力中心位置,在其势力影响下,夹锡钱的铸造数量和行用范围再次有所扩大。

大观三年(1109年)六月,蔡京在政治舞台再次失势,其力推的夹锡钱也因此再度受到严禁。十二月,因两浙地区的夹锡钱扰乱了货币流通市场,朝廷下令东南地区停止使用。“诏以两浙铸夹锡钱扰民,凡东南所铸皆罢。明年,并河北、河东、京东等路罢之,所在监、院皆废”。

政和元年(1112年)二月,朝廷规定夹锡钱在陕西、河东折小铜钱二文,四月罢铸。

政和二年(1112年)五月,蔡京复辅政,又一次大规模铸造夹锡钱,“且命诸路以铜钱监复改铸夹锡”。为推行夹锡钱,制定了严刑峻法,“夹锡钱既复推行,钱轻不与铜等,而法必欲其重,乃严擅易抬减之令。凡以金银、丝帛等物贸易,有弗受夹锡、须要铜钱者,听人告论,以法惩治”。

直到政和六年(1110年),郑居中、刘正夫为相,反对铸造夹锡钱,朝廷先是罢废准南夹锡钱,将夹锡钱运到关中,不久又诏河东、陕西外,其余诸路全部停止流通,很快河东也停用夹锡钱。

宣和二年(110年),蔡京彻底告别北宋的政治权力中心,夹锡钱也随之彻底退出流通领域。

通过对上述材料描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徽宗执政未期在蔡京主导下确实曾铸造夹锡钱,其主要成分是铁,开始铸行的目的是在铁钱中掺锡,以防止北部少数民族政权辽和西夏将掠夺来的北宋铁钱熔化锻造武器。夹锡钱最初在河东、映西二地铸行,后来推广到其他地区。

因为其比价远远高于本身币值,流通不久,就开始迅速贬值,百姓都不愿意保存和使用它,“小民以药染擦夹锡钱如铜色,与当十钱混淆”的情况比比皆是,一些地区的夹锡钱币值与小平铜钱之比跌落为20:1。商贩因此拒绝收受夹锡钱。大臣也进言指出夹锡钱的危害,监察御史沈畸说:“以其无铜铸,故夹锡之为贵。今ー切改铸,则其非铜钱,犹日前之铁钱也。今召私铸于东南矣,又将召私铸于西北,是教民犯法,非朝廷之利也。”

甚至连宋徽宗也感慨,“夹锡钱之害,甚于当十”。可见,夹锡钱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由于夹锡钱在关中地区流通的时间最长,所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朝廷铸造夹锡钱的初衷是为了应对战争,增加收入,本以为可以惠及百姓,但事与愿违,因为制作不精,使得劣钱泛滥,造成钱轻物重,引起物价上涨。

延安知府贾炎曾上书朝廷道,“钱法屡变,人心愈惑。今人以为利者,臣见其害;以为是者,臣见其非。中产之家,不过蓄夹锡钱一二万。既弃不用,则惟有守钱而死耳

由此可见夹锡钱破坏了北宋的金融货币体系，给当时国家，社会都带来了极大危害，最终北宋朝廷自食恶果，国家金融的动荡加速了北宋灭亡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