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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一时的朋友很多,一世的朋友极少

原创
2019-05-22  最爱历史...

980多年前,四川眉山境内的彭老山百花不放,草木枯萎,禽鸟高飞,野兽远走。一座秀丽之山忽然变成荒瘠之地。

多年以后,眉山的乡亲们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年,一位不世出的伟大天才在当地诞生了。彭老山的灵秀之气,独钟于他一人身上,才出现了这种怪异的现象。

你看,连民间传说都要为他的伟大背书。

这个人就是苏轼,眉山人,生于1037年。最爱君最爱的偶像,没有之一。

苏轼一生,逆境多于顺境,苦难多于安逸。但一切都被他随手扭转过来,谈笑间他已修炼成了一个至死不渝的乐天派。

苏轼交游广泛,据学者统计,他的朋友圈有好友近千人。他自己曾不无得意地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不好人。”

但是,他一生所遇、所交的朋友真的都是好人吗?他没有把谁拉黑或删除吗?

他曾经的挚友章惇,他终生的密友王巩,最终在苏轼的朋友圈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

交朋友,三观相同永远是第一位的。这是苏轼将要告诉我们的。

01

你有朋友,我有朋友。但是,朋友与朋友的含金量是不同的。

有的朋友只在酒酣耳热之际,酒醒了,连哥们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有的朋友只在富贵繁华之时,没落了,朋友们都得了健忘症。有的朋友只值五毛钱,不用一块就把你卖了。还有的朋友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

苏轼的朋友有很多种,章惇无疑是其中最特殊的一种。

▲章惇。

章惇是福建人,比苏轼大两岁。他们同在嘉祐二年(1057)参加科举考试,都是牛人,所以都考上了。然而,章惇一看侄子章衡的名次比他好,一股不服输的牛劲逼得他两年后重考,结果,又考中了,还得了个甲等。这才心满意足地做官去了。

那个时候,苏轼与章惇都很年轻,彼此惺惺相惜,相得甚欢,成为莫逆之交。

苏轼后来在给章惇的信中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你就惊呆了,逢人便说“子厚(章惇字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

苏轼的性子很直,一辈子学不会阿谀奉承,他这样捧章惇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那个时候,两人几乎无话不说,情同手足。

宋人笔记记载,一日,章惇坦腹而卧,看到苏轼来了,就摸着自己的肚子问苏轼:“你说这里面都是些什么?”苏轼说:“都是谋反的家事。”章惇大笑。(很多年后,苏轼如法炮制,摸着大肚子问了爱妾朝云同一个问题。)

连“谋反”这种可致人于死罪的话都说出来了,可见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入世愈深,两人的政治见解分歧愈大。苏轼入了司马光阵营,是旧党,章惇是王安石的铁粉,属新党。两人的友谊小船面临考验。

朋友如衣服,功名如手足。苏轼很快体验到了。乌台诗案发生时,许多人再见苏轼跟见了瘟神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苏轼也很“识相”,主动切断了与他人的来往,“虽骨肉至亲, 未肯有一字往来”。

章惇的表现,却绝对对得起他们的友谊。他不仅不畏闲言冷语,写信抚慰苏轼,还给予苏轼诸多帮助,解其困急。

宰相王珪多次拿苏轼诗中的“蛰龙”二字出来,挑唆宋神宗治苏轼“不臣”之罪。章惇据理力争,还指责王珪:“你是想使别人整个家族倾覆吗?”王珪辩称:“我不过是转述舒亶的话罢了。”章惇讥讽:“舒亶的唾沫你也吃?”

章惇的友情相助让苏轼感动得稀里哗啦。在下狱、初次流放的日子里,他屡屡感慨世态炎凉:那些当年捧杀你的人,在你落难时是不会为你哭上一声的,而章惇真是世俗中的一股清流。

然而,恐怕连他们两人也想不到,这段患难相知却成了他们纯真友谊的回光返照。

此后,随着新、旧两党的轮番得势相煎,政治立场相异的两人卷入其中,越陷越深,交恶已形同路人。

来啊,互相伤害。

这是两人一度的状态,尽管他们身处政治漩涡,往往情非得已。

到了绍圣元年(1095),章惇拜相,达到个人仕途的顶峰。

这时的章惇,原本有足够的权力去修复两人的关系,但他没有这个肚量。他非但没有这样做,反而变本加厉,欲置苏轼于死地。短短两年内,将苏轼一贬再贬,直到天涯海角。

▲苏东坡在海南的塑像,一身入乡随俗的装扮。

这次远谪对苏轼的打击特别大。年过花甲的苏轼到了海南,第一件事是为自己做棺材。

为朋友两肋插刀,为功名插朋友两刀。当年苏轼眼中的那股清流,早已与世俗合污,成了泥石流向他涌来。

宋徽宗上位后,轮到章惇倒霉。章惇被贬到了雷州,差一点也要过海了。

劫后余生的苏轼则表现出气量。他让章惇之子章援转告其父保重身体。

也许从前不是他们两人的错。任凭政治无限度介入他们的私谊,才是最大的错误。

苏轼说,他与章惇定交四十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所增损也”。

是的,苏轼至死都承认并怀念他与章惇的友情。至于两人的政见分歧,曾经的倾轧迫害,通通轻描淡写。这些和朋友比起来,都不重要。

相逢一笑泯恩仇。

只是他们没有机会再相逢了。章惇被贬雷州大约半年后,苏轼在常州去世。

02

人的一生很短,又很长,长到可以分成许多阶段。

在这些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会遇到不同的人。比如中学时代,我们会遇到一起踢球一起结伴出游的朋友,等上了大学,这些玩伴已绝少往来。大学时代,我们会遇到睡在上铺的兄弟,一起泡图书馆、看美女的兄弟,等毕业后,很多人散了也就散了。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作单位,也都有曾经相从甚密的新朋友,然而这些密友,随着我们换城市、换工作而联系渐少,慢慢变成通讯录里的一个头像和号码。

仔细想想,你人生中90%以上的朋友,是不是都是阶段性的朋友?

不过,人生中也总有那么三五个密友,从一结交就注定终生,甚至比婚姻还牢靠。不管彼此身在何处,不管落魄与发达,不必黏在一起,无需刻意维持,你们的联系一直都在。要借钱,一个电话;很纠结,微信吐槽;想约酒,打个飞的。没有客套,不用啰嗦,就这么简单率性。

对苏轼来说,这个终生的密友是王巩。

▲王巩。

王巩出身名门,祖父王旦、父亲王素都是高官。他又是苏轼恩师张方平的女婿。但是,就算背景这么硬,王巩还是一生非显非达。这与他为人比较冲,说话太直有关。反正每次机会来了,新官上任,屁股还没坐热,大宋的言官们就拿他开刀。

王巩如此落魄,苏轼其实负有部分责任。

乌台诗案中,遭受处罚的总计24人,其中最惨的就是王巩。事主苏轼才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而已,而他只是受牵连,竟一下子被贬到了宾州(今广西宾阳)

苏轼对此十分心痛,满怀抱歉地说,王巩“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

苏轼一开始担心王巩对他心有怨恨,一直不敢给他写信。

没想到,王巩压根儿不在意,更无怨恨。到宾州后,他主动给苏轼写了信,对牵累之事只字不提,尽管在流放的日子里,他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本人也大病一场,差点客死他乡。

苏轼恨自己小人之心,对这个朋友的了解远远不够。

患难见真情,生死定知交。两人的友情由此上到了新阶段。此后,从黄州,一直到惠州,宦海沉浮,苏轼与王巩的联系未曾断绝。

▲苏东坡在惠州西湖的塑像。

苏轼的豁达乐天,肯定受了王巩的影响。他以刚强的面目示人,却时不时在给王巩的信中吐槽流放生涯的各种不如意,末了不忘加上一句:“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

王巩小苏轼11岁,苏轼在信中会以“老弟”相称。意思是,老弟啊,这些牢骚困惑我就跟你一人说,你敢说出去我跟你急。这显然是密友间的“私房话”了。

正因为两人关系非同一般,苏轼也才会直指王巩的隐(缺)(点),让他注意点儿。

王巩好女色。苏轼说,女人是狐狸精,希望老弟以道眼看破。这还不过瘾,苏轼还在信中像唐僧一样碎碎念,说你就把我这封信当座右铭制止欲念吧。

此后的信中,苏轼反反复复叮嘱王巩远离女色,保重身体。“言不可尽,惟万万保啬而已。”“未缘言面,千万保啬,不一一。”“回合未可期,惟千万保啬。”···

总之,唠叨起来,没完没了。不是掏心掏肺的朋友,不会如此再三说对方的性生活。

王巩后来说:平生交游,十年升沉,惟子瞻(苏轼字子瞻)为耐久。

“耐久”两字用得妙极。我们可以想象两人友情的保鲜期很长,长到终生质保;也可以想象苏轼不厌其烦,反反复复规劝好友的样子。

有研究者统计苏轼一生中与人交游的频率,发现高居榜首的正是王巩。

人生得遇王巩,苏轼足矣。反过来,王巩得遇苏轼,亦是如此。

因为,这种朋友绝不会分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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