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由孔子整理传承下来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部典籍被称为“六经”或“六艺”。现代学术界普遍将《易经》列于“六经之首”，而且几乎将“六经之首”、“群经之首”或“众经之首”当成了《周易》的同义语。比如人们往往强调《周易》在儒家经典体系中居于“六经之首”、“群经之首”的地位，甚至有学者直接以《周易·六经之首》作为书名，将“六经之首”看作《周易》的代称。有人说：“《周易》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甚至有人认为《周易》“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是高居于其他众经之上的”。但考诸相关文献便知，这些说法虽然渊源有自，持之有故，并非空穴来风，但并不确切，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有鉴于此，笔者拟在本文中对这一问题加以探讨和论述。 一、《周易》并非“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 历史上，“六经”有多种排列顺序。除了《周易》居首的排列顺序之外，还曾通行过以《诗经》、《孝经》和其他经典居首的 “六经”排序或“群经”排序。 （一）最早被列于“六经”之首者是《诗经》，而并非《易经》 《易经》并非“历来被尊为‘六经之首’”。历史上最早被列于“六经”之首者是《诗经》，而并非《易经》。先秦至西汉时期的许多文献记载均可说明这一问题。如：
上述《礼记》、《庄子》、《荀子》、《春秋繁露》和《史记》等文献记载中的“六经”次序虽略有不同，但基本上都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次，且均以《诗经》居首。这说明先秦至西汉时期（刘歆之前）儒家六经的排列顺序基本上一直是以《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而并非以《易经》居首。期间虽偶有将《礼》或《书》列于“六经之首”者（见下文），但未见将《易经》列于“六经之首”者。  （二）历史上，《仪礼》、《尚书》和《孝经》也曾被列于“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 前揭《荀子·儒效》在论述六经时把《诗》列于首位。但《荀子》有时又将《礼》或《书》列于“六经之首”。如《荀子·劝学》曰：“《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荀子·劝学》又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可见《荀子》一书中还曾在列举儒家经典时以《礼》和《书》居首。而且不仅不曾以《易》居首，甚至往往连《易经》的位次都忽略不言。这说明《易经》在荀子这位儒学大师的心目中地位不是太高。 此外，历史上还曾经出现过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做法。汉代经学大师郑玄就特别重视《孝经》，他在《六艺论》中说：“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总会之。”在郑玄看来，《孝经》是孔子亲自撰作，思想内容非常重要，可以涵盖六经。南朝齐王俭更是在其目录学著作《七志》中直接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据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记载：“王俭《七志》，《孝经》为初。” 这说明将《孝经》列于群经之首的排列方法始见于王俭的《七志》。北宋范祖禹《进古文孝经说札子》也认为《孝经》的思想内容非常重要，位居“群经之首”。他说：“愚窃以圣人之行，莫先于孝；书，莫先于《孝经》。……伏惟陛下方以孝治天下，此乃群经之首、万行之宗，傥留圣心则天下幸甚。” 二、《周易》被列于“六经之首”始于刘歆《七略》 前已述及，先秦迄西汉时期通行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大约至西汉后期刘歆的《七略》始采用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列次序。这种排列次序为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和《汉书·儒林传》所承用。《汉书·艺文志》序六经次第，即以《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序。《汉书·儒林传》叙述西汉初期五经的传承谱系也说：“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母生，于赵则董仲舒。”对于《汉书》所叙的六经次序，徐复观在《中国经学史的基础》一书中解释说：“这是班固受了刘歆的影响，以刘歆《七略》中六艺略的序列为序列的。……这是刘歆以前所没有的新说。班固删要《七略》以为《艺文志》，更以《七略》中六艺略的序列为《儒林传》中的序列。这是新的序列，遂为后来经学家所传承而不变。” 班固之后，阮孝绪的《七录》、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魏征等的《隋书·经籍志》、颜师古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的《五经正义》皆沿用了《易》、《书》、《诗》、《礼》、《春秋》这一排列次序。由于《五经正义》、《五经定本》皆为唐王朝所颁布的权威定本，因而被当时及后世奉为圭臬。正如清儒皮锡瑞所说：“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于是刘歆《七略》的六经排列次序通过《汉志》、《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等典籍的的传承而为后世学术界所认同和广泛沿用。《易》、《书》、《诗》、《礼》、《春秋》的次序成为东汉以后最通行的六（五）经排列次序。 三、《诗经》与《易经》分别被列于“六经之首”的原因 历史上，主要通行以《诗经》居首和以《易经》居首两种六经次序。下面我们对这两种六经次序的成因分别进行一番考察和分析论述。 （一）《诗经》被六经之首”的原因 先秦至西汉，为什么将《诗》排在六经之首？现代著名经学家周予同《经今古文学》一文认为：以《诗》居首与以《易》居首两种排列次序分别代表了汉代经今古文两家不同的思想认识。他解释说：“今文家认为孔子是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所以他们对于《六经》的排列，是含有教育家排列课程的意味。他们以《诗》、《书》、《礼》、《乐》是普通教育或初级教育的课程；《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学、孔子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所在，非高材不能领悟，所以列在最后，可以说是孔子的专门教育或高级教育的课程。……它们的排列完全依照程度的深浅而定。”其说甚是，可以信从。 当然，历史上也有学者试图从以《诗》居首的排列次序中寻找“微言大义”，强调《诗经》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如宋人王禹偁就认为：“仲尼以三百篇为六经之首，以其本于人情而基于王化故也。”显然，王氏认为由于《诗经》具有政治教化的功能，因而被列于“六经之首”。我们认为这种解释缺乏说服力。《诗经》固然具有重要的礼乐教化功能，正如《论语·阳货》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礼记·经解》所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大序》所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但是在儒家经典体系中，《春秋》与三《礼》所承载的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思想、礼乐教化观念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容远在《诗经》之上。因而似乎不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理解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也就是说，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可能确如周予同先生所说只是依照思想内容上的深浅程度和教学（教化）上循序渐进的步骤做出的排序，而不是以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来排列次序。 （二）《易经》被列于“六经之首”的原因 刘歆为什么改变先秦以迄西汉通行的六经排列次序，而把《易经》排列于六经首位？我们先来看刘歆自己的解释。《汉书·艺文志》所载《六艺略》之后的小叙曰: “六艺之文: 《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按《汉书·艺文志》乃是班固删节刘歆《七略》而成。然则上引《六艺略》后的小叙当是出于刘歆《七略》原文。刘歆在此以“五经”象“仁、义、礼、智、信”五常，五常又与五行相配，并把《易》看作是其他五经的本原。其理由当是本于《易·系辞上》所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既然《易》能“弥纶天地之道”，而天地之道是五常之道的本原，那么在刘歆看来《易》被列于“六经”之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这或许就是刘歆将《易》列于“六经”之首的深层原因。后世许多学者认同刘歆的主张，如明代王恕推阐刘歆之说曰：“噫！《易》之书广大悉备，变化无穷。大而修齐治平之理，小而宴饮起居之节，靡不该载。故为六经之首。”王恕也是从《易经》内容广大重要的角度，也就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说明将《易》列于六经之首的理由。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唐代著名学者陆德明虽然在《经典释文》中承用了刘歆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序，但却并不认同刘歆的排序理论。陆氏在《经典释文·叙录》中对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序作出新的解释说：“五经六籍，圣人设敎，训诱机要，宁有短长？然时有浇淳，随病投药，不相沿袭，岂无先后？所以次第互有不同，如《礼记·经解》之说，以《诗》为首；《七略》、《艺文志》所记，用《易》居前，阮孝绪《七录》亦同此次。而王俭《七志》，《孝经》为初。原其后前，义各有旨。今欲以著述早晚，经义总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周易》，虽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羲，既处名教之初，故《易》为七经之首。……《尚书》，既起五帝之末，理后三皇之经，故次于《易》。……《毛诗》，既起周文，又兼《商颂》，故在尧、舜之后，次于《易》《书》。……《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陆德明认为“五经六籍”没有“短长”（高低）差别，而只有排列先后的区分。《礼记·经解》将《诗》排在首位；《七略》《汉书·艺文志》和《七录》将《周易》排在首位；而王俭《七志》则把《孝经》排在首位。刘歆《七略》中的六经次序，是按各经的产生时间来排列次序的。《易经》八卦相传为三皇之一的伏羲所画，在六经中产生时间最早，因而被排列在儒家群经的首位。《周易》之外的其他五经的次序也都依照其撰作时代排列的。 现代著名经学家周予同继承并发展了陆德明的观点，他认为以《诗》居首和以《易》居首这两种六经排序分别代表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思想观点。刘歆以〈易〉居首的六经排序即代表了汉代古文经学家的观点。他说：“古文家的排列次序是按《六经》产生时代的早晚，今文家却是按《六经》内容程度的深浅。古文家以《易经》的八卦是伏羲画的，所以《易》列在第一；《书经》中最早的篇章是《尧典》，较伏羲为晚所以列在第二；《诗经》中最早的是《商颂》，较尧、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礼》、《乐》，他们以为是周公制作的，在商之后，所以列在第四；《春秋》是鲁史，经过孔子的修改，所以列在末了。” 周予同的上述观点得到了现代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当然也有不以为然者。如卢翠琬就认为：周予同的“观点不够精密，经不起仔细的推敲。”其首要的理由是“‘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渊源很早，至迟是在战国时期，而战国时期本无今古文之争，故周予同的论点从时间上来看就不符合逻辑。”我们认卢氏对周氏的批评有失于轻率，理据不够充分。不能因为先秦时期的《庄子》、《荀子》中就出现了“以《诗》居首”的六经次序，就怀疑或否定周予同关于以《诗》居首和以《易》居首的两种六经排序分别代表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观点。因为汉代今文学派所主张的六经排序观点完全可以继承和发扬先秦人的观点，不必完全出于他们自己的戛戛独造。此理不待言自明。 四、结论 综上所述，可知将《周易》列为“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的经典排列次序，只是经学史上的一家之言。因为经学史上还通行过以《诗》居首和以《孝经》及其他经典居首的排列次序。尤其是以《诗》居首的六经排列顺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基本定型，且一直通行到西汉时期。而以《周易》居首的六经排序直到西汉晚期才出现。我们赞同陆德明、周予同的解读：以《易经》为“六经之首”只是古文经学的排列方法，是按经书撰写时代而排列的。而以《诗》为六经之首的排列方法是古已有之的排列方法，为汉代今文学家所沿用，这是依照经典的的深浅程度和教学上循序渐进的步骤排列的。 我们认为将《周易》列于“六经之首”或“群经之首”如同将《诗经》列于“六经之首”一样，只是一个“事实判断”，只是说明历史上或现实中曾经有人出于种种考虑而这样排列经典次序，而不应将其理解为一个价值判断，不宜从思想内容的重要性方面来解读这种经典排列方法。尽管历史上与现实中都有人将其理解为一个价值判断，但我们认为这样的理解和解读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符合《周易》的思想价值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实际地位。因为如果就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而言，《春秋》与《礼记》的价值都要远远高于《周易》与《诗经》。 五、附论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关于社会政治和家庭伦理的思想学说，就这方面的思想价值而言，《周易》与《诗经》都不具备担当儒家“六经之首”和“群经之首”的资格。因为《易经》本是一部卜筮之书，其“易传”（十翼）主要是阐释阴阳变化的哲学思想，而并未对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进行全面系统的论述；而《诗经》只是一部古代诗歌总集，虽然其三百多篇诗歌的基本格调符合儒家的价值诉求与审美情趣，但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面系统地阐释儒家的社会政治思想。因此，我们认为无论是《易经》，还是《诗经》，虽然他们在儒家经典的排列顺序上都曾被排列于首位，但从思想意义的重要性来说，都不具备担当儒家“群经之首”的资格。  那么哪部经典在思想价值上最有资格担当儒家经典体系的“群经之首”呢？我们认为《礼记》最有资格担当这一重任。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理由如下：因为《礼记》这部儒家经典最集中、最全面、最系统地体现和阐述了儒家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社会理想作。《礼记》四十九篇虽然原本不在“六经（六艺）”之列，只是《仪礼》十七篇的附庸，但由于它蕴含着丰富而重要的思想价值，因而唐修《五经正义》，将《礼记》升格为“五经”；宋朱熹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抽出，与《论语》、《孟子》并列于“四书”之中。而在朱子的心目中“四书”的地位是高于“五经”的。凡此种种都体现了《礼记》在儒家经典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礼记》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方面的价值显然要超过《周易》。因此，不宜从 “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地位,是高居于其他众经之上”的意义上来解读《周易》被列于“五经之首”或“众经之首”的现象。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样讲，并非主张要将《礼记》列于“群经之首”，亦即并不是主张在论述六经或群经时要将《礼记》排在首位，而只是主张不宜从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解读《周易》被列于“五经之首”或“众经之首”的现象。 本文原刊于《中国经学》第十八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本号由作者授权发布。囿于平台所限，原注引略去，谨此致歉。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