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郡吉安·新干商代大墓之虎形造型及纹饰（三）

甲骨文中的“虎”字是一个象形文字。张开大口，其上下颌延伸出的短线描绘了它凸出的獠牙。虎的身上绘有条纹，小腿下端线条代表带爪子的足，身后还有一条卷曲的长尾巴。

甲骨文“虎”，图片来源网络

在商代除了人牲之外，猎获的大型动物是最有价值的祭品。东汉汝南召陵人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介绍，“虎，山兽之君。从虍，虎足象人足。象形。凡虎之属皆从虎。”

在一则卜辞中提到有关谛祭于“虎”的刻辞上显示，虎在商代的祭祀仪式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也赋予了特殊的地位，通常指向地位最高的先祖与神灵。大张的虎口寓意着分割生死两界的象征，沟通神灵，沟通天地，从而达到祈福之目的。学者张直光先生在《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中指出：“在商周之早期，神话中的动物的功能，发挥在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上。。。在古代的中国，作为与死去的祖先之沟通的占卜术，是靠动物骨骼的助力而施行的。礼乐铜器在当时显然用于祖先崇拜的仪式，而且与死后去参加祖先的行列的人一起埋葬。因此，这些铜器上之铸刻着作为人的世界与祖先及神的世界之沟通的媒介的神话性的动物花纹，毋宁说是很不难理解的现象。”

在商代中原地区青铜纹饰最典型的是兽面纹，它没有描绘任何一种真实的动物，是各种现实和虚幻动物的集合体纹饰。包括了牛、山羊、鹿，甚至人类特征的眉毛等等，但不可否认它具有诸多大型猫科动物的特征，特别是老虎的形象。

图片来源《万物》兽面纹拓本

这也让人联想到新石器晚期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纹饰图案，动物的圆目、上下颌凸出的獠牙，蹲踞状和带爪蜷曲的下肢，上有一位头戴羽冠的人像，或玉琮四角简化为一个或两个由双目组成的兽面。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它与兽面纹与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可点击：良渚，消逝千年的古国。

良渚特展展览图片

而到了晚商时期，文化更是多元、融合。绝非只是简单的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固有图案单线模式向四周传播，使周边地区“文明化”。周边地区对中原文化同样有着持续互动、融合，并且产生一种反向或多向传播。江西新干在商代时期处于中原商王朝政治统辖的南部边缘，虎形造型及纹饰等富有自身地域文化特点，说明其已发展为一支足以与中原文化并存的地方文化。

新干青铜器虎形造型及纹饰可以划分为三类，即立体雕虎、图案化的透雕式虎足和线刻虎纹。上一篇说了立体雕虎，这一篇介绍图案化的透雕式虎足和线刻虎纹。

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

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中期）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新干商代大墓共出土虎形扁足铜鼎9件，其中7件双耳铸有卧虎。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形象之一。

这件虎耳虎形扁足铜圆鼎，斜折沿，盘口，方唇，口沿之上立双耳，耳上各卧一虎，与虎形扁足呼应。

扁足呈圆雕式变体虎形，较瘦长。凸圆目，张口，露出三角形利齿，虎体舒展，曲背，屈足，尾巴上卷，末端收为尖钩形状，背有勾戟状凸脊。虎身饰云雷纹，尾饰变形鳞片纹。图案看似介乎写实与抽象之间，实质属于写实形的勾画，并非纯抽象的图案。虎形扁足鼎晚于夔形扁足鼎与鱼形扁足鼎，是扁足鼎铸造技术进一步发展的成果，亦属于“融合式”青铜器。

鼎足高于鼎腹，使整个青铜鼎看起来有一种轻盈上升之感，少了几分中原青铜器的浑厚，反映了当地文化与审美倾向与中原的不同。

此器分铸铸接成形，先铸鼎腹、鼎耳及鼎足，后单独浇铸耳上卧虎，鼎底有铜芯撑。出土时，口沿、虎头等处有一层平滑透亮的锈层。

青铜器的器型与装饰纹样，尤其是礼器的器型与装饰纹样，最能反映出文化性质的异同。

一方面，中原商文化对新干青铜文化具有强烈的影响，器物造型与纹饰大都以中原青铜器为模本，也说明当时两地交流相当密切。另一方面，在模仿中原商代青铜器的过程中，其加入了自身地域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成为两地相结合的“融合式”青铜器，而这类青铜器成为新干商代大墓中出土最多的一种类型。从表现浓厚的地方特色来看，证明这批青铜器并非来自中原，绝大部分应该为当地铸造制作，并且其工艺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

有阑曲内虎首铜戈

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中期）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戈”是商周时期兵器中最常见的一种。

此件铜戈脊厚刃薄，外轮廓平滑流畅，重量分布均匀。上援有轻微弧度，下援微凹，锐利的锋尖呈三角形状，脊部略微向上隆起，上下短阑近阑处两面饰有三角形的阳线简体兽面纹。手柄处曲内中部一圆穿，后端弯曲成虎首形。圆目（原嵌绿松石，多已脱落。），虎口张开露出三角形锋利牙齿，虎面由卷云纹构成，形象生动逼真，具有神秘的威慑感。

图片来源《新干商代大墓》

援后近阑处的两面，均饰有三角形的蕉叶状纹，内为阴线省体式环柱角变形兽面纹。出土时，内之近阑处可见捆绑痕迹。

图片来源《新干商代大墓》

从内端的虎首状及其纹饰显示此件铜戈绝非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用于杀敌的利器，而是统治阶层显示高贵的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等级森严的商代，不同等级都会有与其相符合的器物，不可能超越其应有的范围，否则就被视为非礼。

云雷纹大钺

商（前16世纪—前11世纪中期）

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收藏

许慎在《说文解字·戊部》说：“戊，大斧也。” 最初由新石器中期的石斧演变而来。青铜钺最早见于商代二里岗下层，流行于殷墟时期。在商代，钺是需要安装木柲后才可以使用的砍伐兵器。

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这件云雷纹大钺，通长36.5CM，刃宽36.3CM，重11400克，是目前所见商代同类青铜器中最重的一件，比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钺还要重2400克，可称其为“钺王”。

钺体为风字形状。钺身较宽，刃微弧，内部为长方形。一侧端部有形近长方的缺口，两肩有对称的矩形穿，且较小，偏靠两侧；器身中间上部有一形近阔嘴的长方形镂孔，露出两排三角形利齿，利齿为三角形，上下两排，上六下五共十一颗，环饰燕尾纹一周作为界纹。在介绍“虎”字甲骨文、有阑曲内虎首铜戈和上一篇文章讲述的伏鸟双尾卧虎中都可以看到，张开的，有尖长獠牙的大口是虎的一个重要特征。所以，此钺器身中间上部形近阔嘴的长方形镂孔就是将虎纹简化至了一个口部。

春秋左丘明所撰《国语·鲁语》曰：“大型用甲兵，其次用斧钺。” 西汉刘向著《逸周书·克殷解》记武王克商时，“武王答拜，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乃适二女之所，既缢，王又射之三发，乃右击之以轻吕，斩之以玄钺，县诸少白。。。又陈常车，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王。” 可见商代之青铜钺既是兵器，又是刑杀之器。也说明钺在出军征伐胜利归来祭祀时用来杀牲，主要用于斩首和肢解人牲。依所刑对象不同有用黄，用玄之别，所执者身份不同分大钺、小钺。而大张的虎口即代表了对那些人牲的屠杀，也同时暗示着与神灵的沟通。

大钺肩下及周边均饰云雷纹带，纹饰线条粗犷；两侧边亦压印凹凸不平的燕尾纹。出土时器表有明显的织物包裹残留痕迹。

《史记·殷本记》云：“汤自把钺，以代昆吾，遂伐桀。” 商纣王赐文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左传·昭公·昭公十五年》记载：“鏚钺、矩鬯、彤弓、虎贲，文公受之，以有南阳之田，抚征诸夏。” 中山国王墓出土有中山国建邦之钺，西周宣王时虢季子白盘铭有：“赐用钺，用征蛮方。”直到明代张岱著《夜航船·卷十兵刑部·军旅·授斧钺》还记载：“国有难，君卜吉日，以授旗鼓。将入庙，趋至堂下，北面面立，主亲操斧钺，持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上至天者，将军制之。复持斧头授将军其柄，曰：从此下至渊者，将军制之。” 钺象征着拥有者的权威和地位，身份不同，决定能否用钺。即使能用，在不同场合所用钺也有所不同。

这件虎口造型，硕大沉重的青铜钺彰显着唯我独尊的气派，绝非在战争中使用。而是象征着持有者显赫的权力、威严与高贵的地位，应该是当地某一代最高首领所属有。确实在一墓之中出土如此品质优良、纹样精美的青铜器，其本身就反映了商代当地的文明发展水平与文化演化阶段已进入了地方国家的文明时代，也证明了当时已经发展出一支足以与中原商文化并存的地方政权。出土青铜大钺的商代墓葬并不多，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钺不单独用于随葬，一定会伴有大量的青铜兵器和一定数量的青铜容器。

青铜纹饰作为一种图形符号语言，体现了浓郁的地域特色。符号语义的最终目是让人们理解其图形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最终传达出图形符号所表达的内在意义。江西新干商代大墓出土的虎形造型及纹饰无疑是其中最大亮点，作为当地统治阶级权力的象征，宗教与祭祀仪式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其装饰性。同时也反映了商代长江流域有着不同于中原地区的习俗内涵、宗教信仰、艺术审美情趣、文化价值观。如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说：“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味等等，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健浅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