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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作者：Barry M. Popkin 全球肥胖流行率上升一直被视为一个城市问题。然而，一项大型研究指出，农村地区人口增重是当前推动肥胖“流行”的主要因素。 城市化被视为与各地人口超重和肥胖水平上升有关。然而，研究中的这种关联的证据主要基于身体质量指数（BMI）——也就是最常用的衡量超重和肥胖的指标。城市和农村地区的BMI动态变化并未得到单独研究。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协会（NCD Risk Factor Collaboration）的成员在《自然》中撰文，质疑BMI指数普遍升高主要是因为城市化的这一观点。 图1：农村地区的食品供应变化推动全球肥胖率上升。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协会的研究表明，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包括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村人口的身体质量指数在增加，从而推动全球肥胖率上升。农村地区的食品供应变化——从传统的主食(a)到现在超加工食品(b)——加之机动交通和机械化农业设备的使用，都是影响因素。a.印度安得拉邦Yenumula Palli的街头市场 b.安得拉邦Puttaparthi的一家农村商店。 来源：Tim Gainey/Alamy 全球超重和肥胖问题之所以主要被视为一个城市问题，部分原因在于城市获得食品服务比农村地区容易很多。城市居民能够购买到许多加工食品和饮料，这些食物富含盐、饱和脂肪和糖，通常被称为“超加工的致肥食品”。城市中的许多低收入人群主要消费在快餐店和小型零售商店贩卖的超加工食品、饮料，因为他们生活在所谓的“食品沙漠”——也就是说，低收入区域只有这些食品售卖。另一方面，农村地区被视为另一种食品沙漠，人们主要消费自己农场和花园中的农产品，少有机会接触到超加工和包装食品。 此外，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相比，城市居民拥有更好的交通选择，更先进的智能手机和有线电视，以及更多的精神类休闲机会。他们也更可能从事体力要求不高的工作。这些因素都限制了能量消耗。相比之下，农村地区因为农场、森林和采矿相关工作，被视为能量消耗较高的地区。研究认为，农村地区的体力活动水平远高于城市，因此农村居民发胖的可能性远低于城市居民。 研究显示，在一些低收入国家，例如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饮食明显不同。在过去20年间，向致肥饮食的转变导致中国城市地区居民体重增长，并增加了与慢性病相关的健康风险。 但也有研究表明，即便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农村超重和肥胖率的增长速度也高于城市地区。这可能是因为LMICs的农村地区开始与城市越来越像，现代食品供应齐全，还可以获得用于农业和运输的廉价机械化设备（图1）。超加工食品正成为这些国家贫穷人口的饮食的一部分，有报道称，甚至有人给婴儿喂这些食物。尽管有上述观察，但大多数研究和政策还是集中在将城市化视为驱动肥胖的主要因素，因为人们普遍的想法依然是：农村地区更易面临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不是各种会导致超重的因素。 此前所有关于BMI趋势的研究均基于有限的数据，并侧重LMICs或高收入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协会的论文是开创性的，因为它汇集了几乎所有国家的最新数据，综合研究了全球BMI趋势。研究结果显示，在所有高收入国家，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水平已经远高于城市地区，而在许多LMICs国家，农村地区的超重和肥胖水平即便不超过，也将很快赶上城市地区。除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亚和其他地区的少数国家外，在全球大多数地区，农村饥饿、消瘦虚弱和发育迟缓现象，正在被超重和肥胖取代。 这一发现举足轻重，因为此前区域性的肥胖预防计划和政策的重点是解决城市肥胖。以城市为干预重点的计划包括实施健身活动政策，如拉丁美洲的自行车道（ciclovias），通过关闭城市街道来鼓励步行和骑行；在城市内修建自行车道；设计建筑时将加强运动的作用考虑在内；在城市里面为步行和玩乐创造空间，如公园等等。与零售商和商店合作的项目一般也发生在城市。除却少数政策——如墨西哥政府赞助在偏远农村地区开设商店，销售低价、健康食品——农村人口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 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子协会的研究使我们意识到，需要制定以农村为重点的计划和政策来预防超重——这是全球范围内的一大空白。可以在全球农村地区实施一些财政和监管措施，包括将综合营销控制、学校食品控制和超加工食品标注（例如智利）与不健康超加工食品及饮料征税（例如墨西哥）相结合。这些是需要国家立法并正在越来越多LMICs国家实施的国家性计划。但是，各国必须协调与智利类似的监管和财政计划，才能真正影响人们的行为。 原文以Rural areas drive increases in global obesity发布在2019年5月8日《自然》新闻与观点上 ⓝ Nature|doi:10.1038/d41586-019-01182-x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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