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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国家政权更替频繁，那是一个有太多动荡，太多危机的时期。伴随着汉朝的覆灭，军阀割据，王族相残，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争夺农耕民族的生存空间，中国因此展开了一场长达四百年的战乱。当时政治黑暗，社会混乱，人民被推进了苦难的深渊。 同时这一时期又是一个思想自由开放，个性极其伸展的时期，它对以往的文化进行批判和改造，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一个多元化的面貌。后汉时期，朝廷内部外戚和宦官轮流掌权，导致社会风气每况愈下，而后期的党锢之祸，黄巾军之乱和随后的三国时代大大打击了知识分子的报国之心。 他们开始以笔为器，通过撰文批判当时的社会，而此时的朝廷采用“九品中正制”对官员进行一定的控制，这引起了当时文士的不满。他们逐渐脱离了世俗生活，摒弃了儒家的道德准则，转而追求道家的无为而治，形成了魏晋时期特有的魏晋风度。 一、 魏晋风度之竹林七贤。 魏正史年间，朝廷危机重重，司马氏集团和曹氏集团为争夺皇位引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导致民不聊生。在此时期，文人士大夫不但无法施展其才华抱负，而且时时担忧身家性命。身在浑浊的乱世，他们开始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寻求精神寄托，放逐山水间，于物外寻求超脱。 世上有这样七个人： 陈留阮籍、山阳嵇康、河内山涛、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岈王戎。 他们七人常常聚于竹林之下，放浪形骸、肆意酣畅，因此世人把他们称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才艺卓越，是当时的名流雅士。他们“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用放荡的言行表达他们对虚伪道德礼教的憎恨，对自我本性，纯真自然的崇尚。他们轻裘缓带，简约云澹，超然绝俗。山涛忠厚、嵇康不屈、阮籍狂放、刘伶嗜酒、向秀好学、阮咸放达、王戎多变，他们七人，有着七种不同的性格。 山涛自持而不高傲，正直而不轻狂，崇尚老庄哲学。 嵇康通晓音律，最爱弹琴，而且擅长书法，在文学上创作了许多诗歌和散文，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阮籍不受礼法约束，为躲避司马昭每天把自己喝的酩酊大醉，他经常一个人带着酒驾车游荡，路走到尽头就会大哭，似乎自己已无路可走。 王勃《滕王阁序》中曾写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刘伶嗜酒如命，蔑视礼法，把宣传老庄思想和纵酒高歌作为自己的人生乐趣。 向秀学识渊博，曾在朝廷做官。 阮咸喜爱弹琵琶，喜欢研究其中的音律，追求无拘无束。 王戎自幼聪颖，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应变能力。 在古代，文人有自成一套的生活情调，他们把七艺当作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的事情，在日常生活中熏陶个人思想，提高对人生的感悟。而这七艺，每一样都代表着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古琴是汉民族最早的弹弦乐器，造型质朴，音质清和淡雅，穿透力极强，它不仅是中国古老乐器中的精华，其本身也是完美的艺术品。 “棋者，奕也；下棋者，艺也。” 博弈是中华民族古老的技艺，也是古人的一种消遣方式，陶冶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艺术情操。黑白之间，楚河汉界之外，融万象于棋局一盘；方寸之间，尽显智慧与气度，输赢在于一念。 香是自然造化之美，既能悠然于书斋琴房，开发心智；又可缥缈于庙宇神坛，安神定志。点燃一炉清香，思绪渐渐飘远，使心灵回归宁静之中。 书法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艺术，它伴随汉字的产生和发展，一直延续到今天，经过历代书法名家的锤炼和创新，成为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品茶赋诗、著书立传不仅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更是传递他们思想，抒发他们感情的载体。 禅学是佛教禅法的理论，禅学讲究修行，通过修行，排除外界的诱惑，通过佛教的理论根除烦恼，去恶为善，得到精神的解脱。 博古是一种雅趣，文人常常细细端详古物，感受它身上岁月的沉淀。 这七艺构成了竹林七贤闲适的生活方式和雅致的生活情趣。 纵然七贤不理世事，隐于竹林，依然未能逃过朝廷的争斗。嵇康是很有才华的人，司马昭看中了他的才能，多次请他出山，但嵇康看不过司马昭的作风，不想与他为伍，因此遭到司马昭怀恨在心。后又被钟会诬陷入狱，他本来有机会被放出来，由于他与司马昭的过节，司马昭决心要处决他。 据说行刑那天，三千太学生曾请愿赦免嵇康，但都于事无补，嵇康自始至终神色未变，在行刑前弹奏了一曲《广陵散》，弹完后叹息道： “《广陵散》于今绝矣！” 令人唏嘘不已。 嵇康死后，竹林七贤分崩离析，有的不得已投靠了司马集团，有的继续装疯卖傻躲避世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里，“竹林七贤”最终还是难以善终。 二、 魏晋风度之王谢世家。 唐代刘禹锡有句名句，“旧世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句话中的王谢指的就是东晋时期的两大家族王家和谢家，他们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两大显赫家族。西晋末年，国家混乱，国家政权岌岌可危，王导看到当时的场面，为了挽救政权，他劝司马睿将政权移到江左，司马睿听从他的建议，立即移至江左。正是因为这一举措，使江左的政权在西晋灭亡后又维持了一个世纪的统治。王导一跃成为大功臣，也使当时的王氏家族成为当时的一大家族，当时流传一句话“王与马，共天下，”足以看出当时王氏家族的地位。 时人还常说：“不以王为皇后，必以王为宰相。”在这个显赫的家族中，曾出现过九位皇后，位至高官的更是数不胜数。王导曾辅佐元、明、成三帝，他的兄弟大多也都官至高位，王导位至丞相，王敦位至东晋大将军，王羲之、王献之作为著名书法家更是远近闻名。 王羲之在书法上造诣颇深，向来有入木三分之称，他的《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氏家族在当时很有威望，有位老臣想从王氏子弟中选一位作为自己的佳婿，王氏子弟听说后都悉心准备，个个都风度翩翩，唯独王羲之在床上躺着，一副与他无关的样子。最后那位老臣还是选择了王羲之作为自己的佳婿，他欣赏王羲之的才华与处事不惊，也正是因为此事使“东床快婿”这一成语广为流传。 王献之作为王羲之的儿子，其能力也是不容小觑，他与他的父亲并称为“二王”，梁武帝萧炎曾评价王献之书法“绝众超群，无人可拟”，说的就是王献之书法潇洒不羁，旁人模仿不来。 王羲之擅长楷体，他的字体比较规整，王献之在继承了其父楷体的基础上，又学习了草书和行书，开创了楷行草并用的书写形式，这一点与他父亲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大家族谢氏家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就是谢安，谢氏家族在东晋初期还只是普通士族，直到一场战争的胜利，谢安为首的谢氏家族曾带领士兵取得淝水之战的胜利，保护了国家江山，谢安在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大战中取得了胜利，自然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此后仕途一帆风顺，皇帝为了嘉奖他们，对谢氏家族不少人的官位进行了晋升。一荣俱荣，他的光荣同时也带领了整个家族的光荣。谢氏家族一跃成为一流士族。 这个家族也是人才辈出，谢安是东晋名相，谢石是东晋名将，还有著名诗人谢灵运、谢道韫，在这方面与王氏家族极其相似。谢安在带领取得淝水之战胜利后就名气大增，他不仅在政治上颇有成就，生活中他也是多才多艺，擅长谢行书，喜欢研究音乐。 谢灵运虽出身名门，但他不慕名利，后来谢氏家族没落后，他也仍能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朝廷担任一个体面的职位。伴随着当时的政局变幻，朝廷改朝换代，谢灵运始终如一地被统治者欣赏，想要重用他。 但谢灵运可能是对官场厌恶或是其向往无拘无束，他常常称病不肯上朝，当时的皇帝刘义隆也只是对他斥责两句，后来他越来越任性，以病为由请求辞官归乡，他在家乡自由自在，不理政事，朝廷最终忍无可忍罢了他的职位。他在家乡决湖造田，被人告发到了朝廷，刘义隆仍然没有处罚他，还把他派到临川做官，临川地处偏僻之处，正是在这里，给了谢灵运施展才华的好机会。 谢灵运擅长写诗，尤其是“山水诗”，在临川的日子里，他回归自然，内心清净。他的诗在描写自然中又包含着对人生的思考，他将山水诗发展到了繁荣，后来还出现了田园诗派。 王谢世家这两大家族是东晋时期的中流砥柱，不仅在政治上有很高的成就，在文化上也造诣颇深。 三、魏晋风度之五柳先生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五柳先生陶渊明可以说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田园诗人了。他也曾热衷官场，想要一展抱负，他也曾在官场两次做官，当过彭泽县令。然而做官给他带来的不是自身才华的伸展，而是官场上尔虞我诈的黑暗，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愿为了俸禄而与别人一样受贿，他终究做不到随波逐流，厌倦官场污浊，于是他选择了归隐山林，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从此，他只是一个“带月荷锄归”的农夫，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的《移居》，描绘了他与农夫们的亲切交流，农夫们都真正拿他当朋友，他们之间没有官场上的尔虞我诈，这更加反衬出了官场的险恶。 陶渊明的诗平和冲淡，充满着一种自然之美。陶渊明作为我们熟知的田园诗人，他的诗并不只是田园诗，《咏荆轲》中，充分表现了他对反抗者的憎恨与反抗，慷慨激昂、豪情万丈。除了田园诗，陶渊明在散文上也颇有成就，著有《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提出的“桃花源”设想，将魏晋风度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桃花源可以说是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设想，也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讽刺。 “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心中的理想社会是邻里和睦、家人幸福美满。《归去来兮辞》中也能看出其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表现了五柳先生归田的决心，归田途中的开心以及归田后的内心愉悦，洋溢着他脱离官场的轻松。这篇散文可以说是他自己人生的真实写照，入仕做官，在官场各种各样黑暗的压迫下选择归隐。返璞归真，寄情山水之乐。 他逃离了官场，忘却了官场的黑暗，他坐在门前，看天上鸟儿飞过，感受风儿路过，他感到此时的世界安宁又闲适，他笑了，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真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魏晋风度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政局动荡、社会混乱使一大批文人弃官归隐。他们看到了官场的黑暗，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一身才华难以施展。无论是竹林七贤、谢灵运还是五柳先生陶渊明，他们都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他们都崇尚自然，他们不问世事，纵情山水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魏晋特有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大批文人在这一时期创造出来璀璨的文化。魏晋时期虽然政局不稳，社会动荡，但却成为了后世文人向往的乌托邦。 参考文献：杨国凤《魏晋风度解读》 司马迁《史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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