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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名士自风流·读《乌衣巷口夕阳斜》

 转识成智了然 2016-02-21

——读阮莉萍《乌衣巷口夕阳斜》一书有感

真名士自风流·读《乌衣巷口夕阳斜》 

在阮莉萍老师的博客(夏花微尘)中,已经领略了魏晋时期很多名士的风范,如正始才俊何晏、王弼,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孔融,江左领袖王导、谢安,等等。他们那种率直任诞、清俊通脱的行为风格,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最近,阮老师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汇集起来,出版了《乌衣巷口夕阳斜》一书,分为名师风骨、魏晋奇女、帝王将相、人物谈、文化群像等篇章,让读者可以闻着墨香,走进那跌宕起伏的魏晋时代,去感受那些名士既“烟云水气”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去追寻他们的卓然仙姿。

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也是一本很好的文化普及读本。读书的过程中,我对如下几个方面有了一些联想和思考。

一、士族阶级

魏晋时期是一个动乱的时期,也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一个新的阶级——士族阶级不断壮大并发展成熟,成了影响政权、政局的关键因素。而魏晋时期的这些名士,绝大多数都皈依在不同士族的势力之中。

士族形成于汉代。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用后,经他改造过的儒术成为汉帝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兴办太学的方式加以传承。太学的老师和学生都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也是当时社会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垄断者。他们通过读书而做官,并且代代相传,使得很多人都自愿地投靠到这些家族的大树底下来乘凉,于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士族家族。到了汉末的时候,已经有不少这样的大家族,袁绍、袁术的家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家中有四代五人担任朝廷上最高一级的文官,显赫一时。袁绍与袁术后来想趁乱霸占一方做皇帝,也是因为他们具备这样的实力。

东晋之后,士族的势力更加强大,中国社会基本上就控制在一百来个大士族的手中。如山东琅邪王氏(王导的家族),陈郡阳夏谢氏(谢安的家族),谯国桓氏(桓温、桓玄的家族),范阳祖氏(祖逖、祖冲之的家族),吴郡陆氏(陆逊、陆抗、陆机、陆云的家族),等等。这些士族的势力非常强大,以至于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就很难建立政权。东晋的政权是司马睿建立的,但琅邪王氏家族中王导、王敦一文一武的功劳比司马睿要大很多,所以当群臣拥戴司马睿做皇帝时,司马睿居然亲手拉着王导,说:“咱们两个人一起去坐金銮殿吧。”东晋政权维持了一百多年,前期靠王导,后期靠谢安,以及若干个大的士族家族的联合统治。每个大士族都很有实力,如果皇帝协调的不够好,或者能力不行,自然就会有人欲取而代之,王敦、桓温,甚至连陶侃都有“不臣之心”,到桓温的儿子桓玄,就干脆造了反。

这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伴随着每一次的“政变”及权力的更替,是一部分士族家族对另一部分士族家族的屠戮和剿灭。那些依附在这些大的士族家族之中的魏晋名士们,面对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慢慢地选择远离政治漩涡,以自然为家、以朋友为邻,饮酒、服药、清谈和纵情山水,成了他们普遍推崇的生活方式,“竹林七贤”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常聚于林中喝酒纵歌,清静无为,洒脱倜傥,其中的刘伶更是醉生梦死,经常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有人来访对他的行为加以指责,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很多人为了求得长生不老,寻找各种药方炼丹服药,他们平时喜欢穿宽袍大袖的衣服,而且长时间不加洗涤,衣服上长了很多虱子,“扪虱而谈”反倒成了当时的一种高雅举动。

魏晋名士的这些生活方式,影响的不仅仅是那些男士们,连当时的女性也广受影响。长期以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但在魏晋时期,女性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涌现出了蔡文姬、苏若兰、谢道韫等一批才女佳人。普通的女性也有充分的自由,她们可以登山临水,走亲戚逛寺院,路上嬉戏宴乐,夜晚可以留宿或打灯笼回家,处处体现者女性的自然自在与活泼生机。成语中“才比子建,貌若潘安”中的美男子潘岳,长得非常漂亮,一次乘车准备到郊外去打猎,被一些大胆的女子把车给拦了下来,女“粉丝”们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观着潘岳不让他走,为了表达爱慕之情,把手里的鲜花和水果一齐往潘岳的车子里扔,把他快埋在花果丛中了,“掷果盈车”,是潘岳作为美男子的成名佳话,也是魏晋女性自在生活的真实写照。

因为士族阶级对政权的控制,使得中央政府相对弱小,地方势力相对强大,而且各种地方势力之间、地方势力和中央政权之间形成了许多的空隙,给予了社会一定的自由空间。士族的强大还导致了这些名士不用依靠皇权过生活,富甲一方的石崇甚至都不将皇亲国舅放在眼里,敢于跟他们来斗富。这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了魏晋时期人的独特个性的张扬。

二、人的觉醒

世界上权威的社会学家研究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从大的方面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一是原初社会,二是文明社会,三是现代社会。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之间,有两个过渡期。

从原初社会转向文明社会的第一个过渡期,世界各国的时间大体上是相同的,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后1世纪这600年间,其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基督教的耶稣、佛教释迦牟尼、伊斯兰教默罕默德,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等。这一批伟大的思想家,为几大古老文明建立了完整的价值体系、意义体系。为什么这些不同国度的人,会在这同一个时期先后出现,其原因尚待考证,但他们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无与伦比,

从文明社会转向现代社会,最为鲜明的标志就是文艺复兴。这场发源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先是波及到整个欧洲,然后是美国、苏联和中国等,由此而诞生的几次工业革命,更是加速了整个世界从文明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步伐。虽然各个国家行进的步伐并不一致,但前行的方向无疑是相同的。

魏晋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古代的一次文艺复兴,是一次“人”的觉醒的过程。这一“人”的觉醒,有几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摆脱了长期以来受奴役的状态,不再做别人的工具,而要做自己的主人。在士族出现以前,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皇帝的奴隶、是皇权的奴隶。随着士族的出现以及士族家族越来越庞大,家族聚集了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使得家族中的成员特别是投靠在家族中的那些士人不再依靠皇权,只要士族中有一两个人在朝廷为官,其他人就可以自在地生活了。前面所说的东晋宰相谢安,不仅文章写得好,书读得好,而且弹琴、书法等都很厉害,他有包括王羲之等在内的一群好朋友,没事就在一起聊聊天,画些画,旁边还有一群美女陪同,谁愿意去当官啊。后来因为他的两个兄弟在朝廷里做事,带兵打仗不争气失败了,对谢氏家族的生存产生了威胁,40岁的谢安才不得已到朝廷里做了官。

二是意识到生命的品质、质量比生命的长度更重要,要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就拿嵇康来说吧,作为“竹林七贤”之一,他是非常注重养生的,也是很想长寿的,我国第一篇《养生论》的文章就是他写的。原本想化解吕安和他哥哥吕巽之间的家庭丑闻,没想到反被吕巽诬陷,39岁就落了个杀头的结局。在刑场上的一曲《广陵散》,让天地动容,让日月失辉。能够从容不迫地走完自己的最后一程,就是因为他不愿意苟活,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人格。有人说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看来是有点道理的。

三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和追求。比如对自然美景的鉴赏。“竹林七贤”经常性的聚会和清谈,已成人间佳话;王羲之邀请42人齐聚兰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即兴写下的《兰亭集序》,更是成为千古佳作。比如对人的美貌的赞美。嵇康“岩岩如孤松之独立,傀俄如玉山之将崩”,站着的时候身躯是孤松一样挺拔,当他喝醉了酒,像玉山一样而不是像石头往下倒,真是一个美男子。阮籍喜欢一个16岁卖酒的女孩,天天到酒馆里面喝酒,有时喝醉了就躺着看这个女孩。后来这个女孩短命死掉了,他还跑到人家的坟上大哭一场。因为他珍惜美,伤感美的消逝。借助对漂亮的外在美的欣赏和追求来表达高超的内在人格,是魏晋时期人们对美好事物追求的共同特征。生活中处处充满着美,我们需要养成审美的意识、审美的情趣和审美的能力。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欣赏美,那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太缺乏趣味了。

正是因为“人”的觉醒,促进了中国文学的新觉醒,人物绘画的新诞生,书法艺术的新发展,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魏晋文化,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为什么魏晋时期的这一文艺复兴,没有与导致意大利文艺复兴相同的结果?这或许与当时的中产阶级比例太低有关。当时的士族就相当于现在的中产阶级,他们只是整个社会阶层金字塔塔尖上的一小块,其下部的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无法形成更为强大的社会发展推动力。

三、当下意义

今天的人们,正处于思想解放的新时代。随着文革的结束以及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整个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巨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之后的人们,不再将温饱问题放在重要的位置,逐渐开始寻找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旅游、养生、清谈……等新的社会风尚,正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年轻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似乎与魏晋时期的价值观念一脉相承,而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以及俊逸个性上,又似乎和魏晋时期的美学观相辅相成。这就很需要我们花些时间回到魏晋,研读当时那些名士的内在精神世界,揭示这些既极为自信又风流倜傥,既特立独行又颇喜雅集的名士的人格特征和铮铮傲骨。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对魏晋风骨的评论,或许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发:“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收到了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从教育的角度看,也是很有意义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学校的教师自己都没有发现自身作为“人”的存在,始终是学校的一件工具,根据学校的要求来完成相应的任务,教师关心的是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很少去考虑学生的学习。教师自己都没有发现自己,当然也就很难发现学生了。新课程强调“以人为本”,把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教育的基本理念。其健康成长的关键就在于发现“人”,做目中有人的教育。这就是一次“人”的觉醒的过程,当然首先是教师的觉醒,并以此来带动学生的觉醒。新的课程改革已经推进了15年,但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没有发现“人”。

建设创新型的国家,最需要的是具备创新潜能的人才。这有赖于对“人”的内在潜能的激发、激活,而其前提就是让其发现他是一个“人”。亚里士多德说,科学的产生需要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闲暇、自由、好奇心。这需要我们营造宽容的、宽松的环境,需要人们挣脱束缚他们精神世界的枷锁。当然,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是在基本规则和规范的基础上给予人们的开放的平台。

……

这样思考下来,越发感受到阮莉萍老师对魏晋时期这些名士以及历史研究的价值了。阮老师说:“尘世生活之外,凭空在精神上得到这许多有趣的古人做朋友,真是读书人才能领略的无限快乐。”或许还不仅如此,是因为阮老师也有魏晋名士那样的精神世界和志向吧。

 

《乌衣巷口夕阳斜:〈世说新语〉人物漫笔》  阮莉萍/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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