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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文化及旅游话题 世人每谈及“魏晋风骨”，就多会是一种崇仰之态，仿佛自己向往的、正是那样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而谈及“清谈”的时候，又会表露出“清谈误国”的鄙夷表情。  表面看来，这似乎是“很有文化”的表现，其实正是这样的“伪文化”使许多人沦为了人云亦云、哗众取宠的角色，还谈什么“崇尚个性”？ “清谈”本是“魏晋风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厚薄其一均为曲解我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延绵数千年，皆因其传承过程无论如何坎坷多掣、都只如乐曲的激扬跌宕一般。自春秋时开辟了“乐府诗风”以来，近千年间又经历了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等文化浩劫，到了魏晋时代，文化上终于又“重现风骨”。 “风骨”是古代文人雅士特有的一种个性，伪文人是装不出来的，也无法具备那样的气度。风清骨骏，那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气质，有了这样的气质，士人们才具有了“清谈”的资格；否则，你市井里一个卖肉的跟一个卖菜的，相互间能“清谈”得起来么？  “风骨”是一种超凡的气度 清谈，顾名思义就是谈论“清雅”的话题，没有一定的文人风骨又爱附庸风雅，其结果就是一种哗众取宠。“清谈”本就是“魏晋风骨“里的一部分，由于魏晋时期士族势力占据了主流，其中就不乏“卖肉的和卖菜的”故弄玄虚、附庸入朝的事例，当这些人也“清谈”起来，文风里就被掺杂了异味，“清雅之谈”也就成了“空口白话、光说不练”。 有些人根据这些表象对“魏晋风骨“与“清谈”有了厚此薄彼之意，这本身就是一种无知曲解了。 当清谈蔚为风气，自然也混入了不务实的哗众取宠者魏晋时代的清谈多表现在言语之间，其中又分对谈、群辩、一主多客或一客多主的辩论。有些人文思敏锐但口才欠佳、有些人内里浅薄但徒有口舌之能，当各色人等汇聚一起时，这清谈之风就变得热闹了起来。  清谈者中同样不乏哗众取宠者 与其中的”热闹“相对比，有时候”少谈“甚至”不谈“反会铸成了自己的鲜明个性，更容易在清谈中脱颖而出。“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瞻就曾与当朝太尉王戎清谈，太尉问：“你觉得老子和庄子有什么异同呢？”，今天可能有人会开玩笑说“老装(庄)孙子”，实际上当时阮瞻的回答更为简短，仅“将无同“三字而已。 太尉听惯了热闹纷扬的辩论，竟对模棱两可的这三个字大加赞赏，随之给阮瞻封了官。 一边是沸沸扬扬的热闹辩驳，一边是惜字如金的“玄语”，相比之下，显然是阮瞻们更显个性、更为为引人注目。 于是不少人就相继效仿、纷纷故作玄虚之语，有时候当权的提问者并非太尉王戎这样的角色、但又不愿显得自己浅薄，于是不少哗众取宠者竟得以借此混入了朝堂，成了清谈之风里的“搅屎棍”。 先秦可以百家争鸣，魏晋自然也可以清谈论世 寄情山水的魏晋清谈 与先秦的“百家争鸣”相比，魏晋清谈完全不涉及家国政治，为纯粹寄情山水的世情与文风思辨。士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学识领域各抒己见，直到将对方“辩倒”(或吐血三几两)为止----周星驰电影里的“骂战”恐怕也不外乎如是了吧。 实际上，这样的清谈是有其必然历史背景的，并非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放纵怪诞、夸夸其谈”时代的产物。东汉末年，由于门阀士族的壮大发展，这些士大夫们具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来源(庄园经济)、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不再受着两汉以来的儒礼束缚。 这样的思想分歧最终引致了士族官僚集团与皇权礼教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党锢之祸、董卓之乱”正是这文化冲突下演变出的政治动荡。  魏晋以来，人们开始反思：礼法到底是用于规范社会、调整人际关系的体系还是一种镇压异己的工具？这样的反思显然并非都是“夸夸其谈”，唐宋以来奔放的文风及更为不羁的思想诞生，正是魏晋清谈后的一种结果。 从唐宋时期鼎盛的文化思想上看，魏晋时期的“清谈”其实是堪比欧洲“文艺复兴”的，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文化革命”来理解，但不能因期间剧烈的思想碰撞和大量的夸夸其谈就否定其历史意义。 清谈无关政治，误国实为派系攻击的历史之殇经过“党锢之祸、董卓之乱”后，魏晋时期的名流士族相遇都不会谈国事、什么“强兵裕民”等在当时均成了俗不可耐之谈，老庄、周易等思想才是绝对的主流。  老庄、周易的“无为”为当时游学思想的主流 由于其无关政治的纯文化特性，魏晋后期政治孱弱的帽子自然就扣到了这些文人头上了，许多人竟忽略了“不存在完全脱离政治的文化”这个道理，任何类型的文化，归根结底还是为政治服务的。 说这样的曲解为一种“历史之殇”，正是因为后世将一种比肩“百家争鸣、文艺复兴”的文化盛事给抹杀了，可有人会去追究当中的“搅屎棍”之责？ 世人皆知，“三国归晋”后，那时期的我国本应也是一个大一统的历史时代，也许是两晋政治上的孱弱加上“五胡乱华”的不堪回首，人们在隋唐的盛况面前，心理上就自然找到了“清谈误国”这样的大帽子。  无关国事的清谈实际上针对的就是国计民生 清谈虽不谈国事，但它本是为了解决国计民生问题而开展的学术讨论，属于有的放矢的范畴，那么它的“误国”之说是从何而来呢？ 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可谓道出了其中真相：“史称何晏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何晏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忠于曹魏、曾帮曹爽打压过司马氏、在“高平陵事变”中拒不配合司马懿，最后招致了灭门之祸。很显然，“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完全就是司马氏的一家之言了，纯粹派系纷争的恶果而已。 司马氏为了掩饰自己政治上的孱弱、利用清谈队伍中哗众取宠的“搅屎棍”们大唱反调，而且他们才是控制史官的一方，“清谈误国”最后就成了司马氏掩饰自己政治无能的挡箭牌了！ 魏晋名士璀璨，误国之锅他们该不该背？ 魏晋名士中，除了“竹林七贤”外，还有阮籍、王导和谢安等人，他们都是著名的爱国贤人志士、也是当时崇尚清谈的名士。 后人了解到“清谈误国”多是基于《三国志》这样的史料，《三国志》是啥来头？那是典型的官方国史，当然代表的当然就是司马氏的态度。 《三国志》成书于西晋建立后，里面对何晏这样的名士自然不敢存有褒奖态度，对“清谈”也是颇具微词，但到了唐代的《晋书》(房玄龄等人修撰)，“误国”之言就被刻意遮蔽了。  唐代文化一直以承自“魏晋风骨”为荣，房玄龄等人自然也不会拿着放大镜去“放大”清谈之弊，倒是给了它应有的历史评价；可惜由于《三国志》影响太大，“清谈误国”最终还是成了大多数人的认识，真实的历史就由此终被曲解千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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