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是一种什么风度？ 简单地说，这是“人”的觉醒。当统一的封建国家分裂之后，它恰好成为从两汉时代逐渐脱身出来的一种推动历史前进的音符，它带着鲜明的、不加修饰的个性特征，颠覆了自西汉武帝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正统，冲破了“天人合一”的谶纬宿命论的思想束缚，摆脱了汉赋大气磅礴却华而不实的僵化教条的文风，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他们“清峻通脱”的气质和一派“烟云水气”的风度，绝世清赏，仙姿卓越。为后世顶礼膜拜。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段优美的风景。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动乱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嵇康(223～263)，三国时曹魏文学家。“竹林七贤”之一。字叔夜。早年丧父，虽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博通。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当时，司马昭大权独揽，权倾朝臣，他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嵇康与山涛本是好友，但因山涛结交司马权贵，终为嵇康所不齿，一怒之下，他写出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其浩然正气，为世人所仰慕。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一日，钟会前来拜访，嵇康与向秀在树下埋头打铁，根本没理睬他，钟会呆了良久，怏怏欲离，这时嵇康发话了：“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没好气地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说完拂袖扬长而去，后来钟会深恨嵇康，常在司马昭面前说他的坏话。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以“忤逆”的罪名除掉吕嵇二人，司马昭给嵇康定的罪名是：乱群惑众，随即押赴刑场。当时太学生三千人之众请求赦免嵇康，并愿拜嵇康为师，司马昭不许。临刑前，嵇康神色自若。奏一曲《广陵散》，从容赴死。至此，《广陵散》成为千古绝唱。后人给予嵇康四字评价：婞直竣切，可谓确切入神。与嵇康相比，阮籍似乎更能得到司马氏的宽容和庇护。阮籍为人“至慎”，以“口不臧否人物”而著名当时，他把自己的语言表达降低到伤害自身的最低限度，用身体和行为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人生信仰，喝酒与佯狂是他为人至慎的表达方式。他狂，可以目无刘项：“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他驾车穷途而哭，“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与嵇康相同，他对礼法和礼法之士极尽攻击，“礼岂为我辈所设哉”，不为虚伪的道德伦理所束缚，实践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人生诉求。在专制时代，文人对抗强权有两种类型：要么如嵇康，与强权势同水火，最后以命相搏。要么如陶渊明，把对强权的憎恶消弭于山水之间，钟情于大自然。这位向往世外桃源的田园诗人，因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于是赋下一纸《归去来兮辞》，便隐身于他所向往的田园生活之中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看似悠闲，然而，让他忘却自己报效国家的人生理想，又谈何容易？.在《咏荆轲》这首诗中，只能发出一声长长的哀叹：“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作为一介书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乱世之中，无力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所以只能在这看似怡然的田园生活中，观日出日落，看花谢花开，穷极一生，直至生命走向终点。在魏晋这个乱世，可以看到许许多多荒诞不经的事情。比如刘伶。这个竹林七贤之一,总是袒胸露乳地在家中豪饮。客人进门看见就嘲笑起他来。他不以为然,反而理直气壮地反嘲道:“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衣，诸君何为入我衣中？”十六国时期，有北海人王猛，从小好学，才能卓越，胸怀大志，不屑于琐碎事务，人们都轻视他。王猛却悠然自得，隐居于华阴。当他听说桓温的北伐军入关后，便披着粗布衣服去拜访他，边摸着虱子边谈论当时的大事，高谈阔论，旁若无人。桓温觉得他与众不同，便问道：“我奉天子之命，统帅十万精兵为百姓消灭残存的寇贼，然而三秦的豪杰之士至今没有人前来归附，这是为什么呢？”王猛说：“您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土，如今长安近在咫尺而您却不横渡灞水，百姓们不知道您的意图，所以不来。”桓温沉默不语，无以应答，过了一会儿说：“长江以南没有人能和你相比！”于是就安排王猛暂任军谋祭酒。并委以重任。后来，王猛辅佐前秦苻坚，成就一番霸业。
补充回答： 王猛“扪虱谈天下”，一时传为美谈。从
刘伶和王猛身上，可以看出
魏晋风度中可爱的一面。然而，魏晋风度注定不会成为文人的楷模，在以后的历朝历代每每遭贬低，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
醉生梦死，并且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和清谈误国。魏晋风度其实是一种人格范式，在士族
门阀大行其道的魏晋时期，自有其合理之处：药与酒陶冶其趣味，清谈巩固其志气，而名人效应之下，清谈、药与酒渐渐在魏晋社会流行起来了。许多人赶时髦，追求华丽的外表，但心情却并非
嵇康、
阮籍那么沉重，所以只学会了放荡不羁和
游戏人生。而现在年轻人追求行止姿容和漂亮俊逸的个性，恰恰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但问题是，魏晋风度一旦走入坊间，却也正是这种纯正贵族品格的终结。千秋而下，
高谈阔论不绝，觥筹交错不止，风度却只能是魏晋的风度了。魏晋风度的特点是文人深处乱世之中，无所作为，也无法作为，于是，形成了恣意任情、自由清谈的风尚，由此，
玄学开始兴起，文学风格开始转变。这些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开始用一种更加理性的眼光审视过去的一切
道德观和世界观，提出了“崇本息末论”、“越名教而任自然”等主张，强调人的朴素情感和自然本性，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儒家经学的
桎梏和名利的束缚，但他们常常以种种违
背人伦道德的行为来标榜自己的主张，喝着毒酒唱歌，带着镣铐起舞。痛，并快乐着。但是历史还有另外一副面孔。晋穆帝永和9年（公元353年）3月，王羲之与40多位当时的文人雅士，“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于
浙江绍兴兰亭，在
曲水流觞、饮酒赋诗的聚会结束后，王羲之
意兴阑珊，书写出震烁古今的
《兰亭集序》，后被誉为“
天下第一行书”。今天，当我们面对这幅
美轮美奂的行书佳作，固然能够欣赏到“
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书法之美，但更能领略到
王右军儒雅畅达、卓尔不群的翩翩风度。时年王羲之51岁，已经不再是风华正茂、放浪形骸的年龄，却能在一群文人聚会的激情氛围中，“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绽放出
美妙绝伦的艺术火花，的确难能可贵。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因缘于乱世纷争、礼乐崩坏在心理上所造成的
无尽的痛苦，是对世事洞彻（这种洞彻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之上）之后所做出的无奈的抉择。当初的社会构架本身就没有给他们提供施展才华抱负的空间，他们无法在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引导下去兼济天下、匡扶众生，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悲剧命运。这种悲剧无疑是一大批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士人入世的真实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