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整理：徐蓓 日前，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常沙娜来到“人文清华讲坛”，做了题为《永远的敦煌》的主题演讲。针对当代设计界的浮躁病，89岁的常沙娜强调，传统文脉不能丢，要坚定地走中国人自己的设计之路。
我的童子功是在敦煌打下的
1931年，我在法国里昂出生，我出生的地方有条河名叫Saone，我的中文名字“沙娜”便是从“Saone”音译而来。也巧了，我爸爸后来一直在沙漠地带工作，人家说他的女儿早就叫“沙娜”，将沙漠与婀娜多姿结合在一起。
那时候，我爸爸常书鸿和我妈妈在巴黎学习西洋绘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我爸爸在法国已经待了9年。有一天，他在巴黎街头偶然看见探险家伯希和编辑的《敦煌图录》，才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这么一座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宝库，他于是下定决心要去敦煌。
他先回国，后来我妈妈带着我和弟弟也回来了。我在昆明上了小学，才渐渐学会中文。1943年秋天，我爸爸下决心带着我们全家去敦煌，于是我们开始动身，从重庆出发，颠簸了一个多月，坐着一辆卡车到了兰州。到了兰州以后，歇了一会儿，我妈妈受不了了，因为天越来越冷。我妈妈一直都穿旗袍，后来不得不穿上棉袍，但我爸爸说：“不行！不够！你们要穿羊皮袄。”于是我穿上了羊皮袄、毡靴，可还是冻得不行。在兰州住了几天，又坐卡车出发，经过武威、张掖、酒泉，一路越走越冷。我那时候才12岁，不知道艰苦，一路上很开心，但我妈妈非常不适应，弟弟也还很小，我爸爸就一直照顾着他们。
到了敦煌，天气太冷了，连我也受不了了，更别说我妈妈和弟弟了。我们在敦煌遇见了苏莹辉先生，他后来成为台北故宫的专家，然后我们一起去莫高窟。那时候莫高窟又叫“千佛洞”。25公里的路，我们坐着木轮的牛车，整整走了3个小时。这一路上太艰苦了，都是荒漠，沙子到处吹。后来我们这样总结当时的感受：“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面是戈壁滩，后面是鬼门关。”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但是我爸爸却特别积极、特别乐观。
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我今年89岁了，但第一天到莫高窟的印象太深了，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时候正是晚餐时间，我爸爸进去忙乎了一会儿，然后给每个人端出来一小碗面条，桌上放着一碗醋、一碗盐。我妈妈很尴尬，苏莹辉也很尴尬。他们不好意思问，我就说：“爸爸，怎么没有菜啊？”我爸爸说：“对不起，这里没有菜，只有这些。我来不及准备了，明天再给你们杀只羊，涮羊肉，来迎接你们，你们安心休息吧。”实际上，莫高窟那时的生活条件就是这么艰苦，连蔬菜也没有，和我们原来的生活简直是天差地别。
第二天早上，天特别蓝，我爸爸说：“有了蓝天，我们的心情就能好转。我今天带你们去参观千佛洞。”从那以后，我就经常跟着大人一起去看壁画。
莫高窟壁画前后绵延十个朝代，包括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元等。其中唐代200多年，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每个时期壁画的特色都不一样。壁画的内容富丽多彩，包括各种各样的佛经故事、山川景物、亭台楼阁等。此外，壁画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习俗和环境，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艺术表现方法。所以说，敦煌壁画是一座宝库。
著名画家董希文是当年我爸爸在艺专的学生，他当时也去敦煌工作，也在那儿临摹壁画。在他们的影响下，我的兴趣越来越浓。
我在莫高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每天跟着大人学习、临摹。那时候我十几岁，不用我爸爸催促，也不用我爸爸安排，我会主动去学习。我的童子功是在敦煌打下的。
林徽因先生促我走上设计之路
1951年，我见到了林徽因先生。当时正值抗美援朝，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北京举办“敦煌文物展览”，展示我们国家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我爸爸高兴得不得了，把他们临摹了十几年的绘画都拿了出来。当时北京就在午门城楼上办了“敦煌文物展览”。
有一天，爸爸对我说：“沙娜，你明天要陪着梁伯伯和梁伯母到午门城楼上参观。”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和我爸爸早就是好朋友，他们经常来往，梁思成先生很羡慕我爸爸能在敦煌进行研究工作，他有一回对我爸爸说：“你在那里好好地干。将来身体好了，我也要去。”他希望通过壁画，可以研究古代的建筑。可惜梁伯伯和梁伯母身体都不好，有肺结核，最终没能成行。
那天，我陪着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先生参观，他们爬上午门城楼，虽然很累，但是激动得不得了。后来林先生跟我聊，问我在敦煌的情况。一个星期后，林徽因先生对我爸爸说：“你让沙娜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来协助我，做助教，我想对北京的传统工艺美术进行改造。”当时，景泰蓝已经很难发展，甚至濒临根绝，林先生提出要对传统工艺品景泰蓝的设计进行改进，用于现代生活所需。她设想，把敦煌元素糅进掐丝这种比较先进的景泰蓝工艺中，所以希望我去当她的助手。
1948年的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我那时没有文凭，就在她的指导下工作。除了我之外，还聘请了浙江美院刚毕业的两个女生，一个是钱美华，后来成了景泰蓝设计大师，另一个是孙君莲。林徽因先生身体不好，我们早上去她家，她就躺在床上，把她的思路告诉我们，然后我们开始工作。
正是林徽因先生，让我走上了设计之路，从那以后我把终身都献给了艺术设计和教育事业。
把敦煌图案运用到现代设计中
20世纪50年代，一座座崭新的历史性建筑在首都北京拔地而起，成立不久的中央工艺美院，从教师到学生都全力以赴投入“十大建筑”的艺术设计中。我有幸被安排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奚小彭是组长，我负责设计宴会厅的天顶装饰。
我根据敦煌藻井上的图案，设计了好几个天顶装饰方案。当时有个工程师叫张镈，我永远忘不了他。他对我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但是你的设计要和宴会厅的功能相结合，要和通风、照明结合起来。如果没有照明、没有通风口，你设计的图案再漂亮也没有用。”于是我们连夜修改，把敦煌的图案和功能结合了起来。最后张镈很满意，说：“这个天顶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还把功能完美融合在一起。”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灯花设计 参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让我一辈子受益匪浅。从此，我知道设计不是一个人完成的，而是要合作共赢，要共同完成。同时，设计还要和时代、传统、大自然、生活所需相结合，而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应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傅铁山主教的要求，为北京天主教教堂即宣武教堂设计彩色玻璃窗。当时我问他玻璃窗上要什么图案，他说：“葡萄代表红酒，麦穗代表面包，就用葡萄和麦穗组合在一起吧。”按照这个思路，我选用了一个隋代的图案，将葡萄和麦穗结合起来，用玻璃镶嵌，制成了彩色玻璃窗。傅铁山主教非常满意。
2007年，我为香港九龙钻石山的志莲净苑设计佛像。我把敦煌第45窟、第328窟这两个盛唐石窟的佛像组合在一起。盛唐是唐朝最繁盛的时代，用色非常讲究，当时的主要色调是石青、石绿、土红、土黄。每一个图案不是纯绿或者纯红，而是深浅相宜，这样的色彩很丰盛、很漂亮。我把这些盛唐时期的用色方法都恢复了。
前前后后一共花了5年时间，志莲净苑的师父说不着急，一定要设计好，因为那代表了唐代佛祖的形象。2008年我得了乳腺癌，做完手术，停了一年。我在化疗、放疗后回到家，一边放着我很喜欢的喜多郎的音乐《丝绸之路》，一边把佛像服装的图样慢慢画了出来。可以说，创作对我身体的恢复也很有帮助。 
我感到非常欣慰，我们的传统佛教艺术，我们的民族文化，终于在香港得到了再现。
民族的文脉、血脉要延续下去
对于敦煌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我觉得还要继续努力。
现在，扎扎实实地在敦煌搞研究获得成果的还是不多，很多人就是去看一看、晃一晃，以为就够了。有的艺术家画《敦煌印象》，我一看，这哪叫敦煌印象？就是草草几笔。还是要扎扎实实，不能太浮躁。所以我强调，一定要下决心吃苦耐劳，在那里好好研究、好好学习。学而问、问而学，有了真正的感受和感悟之后，才能按照需要去设计。
常沙娜和曹可凡 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敦煌的宝库是取之不尽的。我这一辈子，就是专门研究敦煌的图案。但除了图案，敦煌还有乐器、舞蹈、建筑、服装等很多内容，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专题性研究。
现在我们面临着时代的变化，科技在迅猛发展，人们对衣食住行提出了新的要求。设计应该怎么办？我认为，中国设计一定要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色。
有一些现代的设计作品我真是看不上，比如用骷髅头作为一种装饰。设计还是要提倡真善美，不要假丑恶。我们的宗旨是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也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别忘了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是中国人。也许我年纪大了，我的思想比较老套、比较陈旧，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必须坚持，那就是绝对不要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我们的文脉要延续下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