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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常沙娜出生在法国索恩河（saone）畔的里昂，父亲常书鸿据谐音给她取了名字：沙娜。常书鸿出生于杭州，1927年，他携妻陈芝秀自费赴法学习油画，留学生活虽清苦，但并不缺乏幸福。沙娜是他们生活里新开的紫菀花，使他们的眉眼染满了喜色。常书鸿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美满，他为此创作了著名的油画《画家家庭》和《沙娜画像》：一幅是全家福，衣着时髦的常书鸿和陈芝秀，拥抱着沙娜，幸福触手可及：一幅是沙娜的单人画像，梳着童花头的她，睁着一双清澈灵秀的大眼睛，纯洁而可爱。
然而，有一天，在塞纳河畔书摊闲逛的常书鸿，看到一套叫《敦煌石窟图录》的书，内容是中国敦煌莫高窟所有洞窟壁画照片。常书鸿看到这些照片，不啻听到一声惊雷。作为一个中国画家，他竟不知道世上还有中国敦煌这样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宝库，他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他对自己说：“我要到敦煌，我一定要到敦煌！”1942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委会成立，归国后的常书鸿任副主任，他毫不迟疑地只身飞往兰州，在那里组建了一个6人工作团队。1943年3月，常书鸿一行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敦煌。这年冬，习惯巴黎安稳生活的陈芝秀，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常沙娜和年仅两岁的儿子常嘉陵，风尘仆仆前来敦煌同常书鸿团聚。
常沙娜被安排在酒泉河西中学读书，只要回来，她就和父亲一起到莫高窟临摹壁画。当时，董希文，张琳英，邵芳，周绍森等画家，都在临摹壁画，他们教沙娜如何用色，如何勾线，使她的画技进步很大。沙娜从小就对绘画充满兴趣，当她面对着壁画上那些奇异而鲜活的线条，那些绚烂而壮阔的色彩的时候，便禁不住心弦震颤。她觉得幸运，能够亲眼目睹这些绝世珍品，她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毅然决然要来到这里。这里有着人类的奇迹，也有着人类的苦难。在这黄沙覆盖，狂飙频至的荒凉之地，不仅衣食住行都成了问题，就连临摹壁画也困难重重。常沙娜清楚记得，九层楼的钟声一响，父亲和他的战友便都自动来到各石窟临摹各个时期的壁画。因为没有梯架，他们只能用吊绳悬在半空，一点点描摹，如果临摹穹顶壁画，头和身子需弯成直角，也没有照明，阳光照不到的所在，只好用白纸将光反射进来。常沙娜不仅理解了父亲，也更开始敬仰父亲，敬仰父亲的战友们。是那时，她的心中生出了对真正的艺术和艺术家灿亮的敬畏。
有一天，猝不及防的，不甘一辈子沉寂于荒漠的陈芝秀，抛弃家庭，和一个叫赵忠清的男人一起离开了敦煌。得知此事时，一头栽进工作，无暇分身的常书鸿，一脸茫然，满腔悲愤地策马紧追，但还是晚了一步。常沙娜看着一脸死气的父亲从马上下来，踉跄着来到她和弟弟身旁。她哭了。她知道，她再也没有妈妈了。一时间，这个原本圆满幸福的家庭，充塞着可怕的寂静和挥之不去的愁惨。常沙娜只好转到敦煌中学，这样方便照料埋头工作的父亲和年幼无知的弟弟。后来她带着笑容说，那时的自己，真是又当母亲又当姐姐。那是时过境迁后已经可以当成别人故事来讲时的自我解嘲的一笑。但当初亲历时的痛苦和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1946年，常沙娜和父亲在兰州一起举行了画展。当时正在甘肃任教的美国学者叶丽华看了这次画展非常振动，三年之后，在叶丽华的资助下，常沙娜前往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攻读绘画。1951年，周总理主持关于敦煌的画展，常书鸿带着他历年临摹的壁画以及常沙娜的作品参加了展出。常书鸿的好友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来看展，林徽因对归国的常沙娜及其作品印象很好。不久，梁思成在清华成立了营建系，林徽因就请沙娜当自己的助教。
和常沙娜同去的，还有浙江美院毕业的钱美华和孙君莲，三人中，沙娜最小。人到中年的林徽因，身体不好，清瘦极了，总倚靠在床上，但她始终很有精神，谈到艺术的时候，眼睛里便闪着神采。常沙娜非常崇敬林徽因，所以，林徽因的话她特别听得进去。林徽因喜爱景泰蓝，她对常沙娜说，要不要在景泰蓝工艺改进上做出努力？她希望她能够把景泰蓝传统工艺和现代生活结合起来，设计一些现代人的日常用品。常沙娜此前对景泰蓝一无所知，在林徽因的引领下，她也对景泰蓝发生了兴趣，觉得景泰蓝艺术是中国不应遗失的瑰宝。林徽因甚至抱病带着常沙娜和她的同学到濒临停产的景泰蓝、烧瓷等工艺美术厂实地学习。常沙娜被林徽因对艺术的热诚感动了。是从那时，常沙娜开始决定放弃绘画，转而成为一个设计师，她要把中国传统工艺技法传承并发扬开来。1952年，亚太和平会议在京召开，林徽因组织大家为大会设计礼品。她对常沙娜说：“你可以做一个丝巾，体现和平，要用我们自己敦煌壁画中的鸽子。”常沙娜便采用敦煌隋代石窟藻井的装饰形式，又在上面穿插和平鸽图案，设计成别具一格的丝巾图案。同时，她还设计了一个褐色底子的景泰蓝盘子，上边也有白色的鸽子和卷草纹的装饰。林徽因对沙娜的设计赞不绝口。常沙娜也非常满意，并且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1953年，常沙娜和一位土木工程师走入婚姻。但她很难和对方家庭相融，矛盾丛生，双方都很痛苦，两人很快分手。婚姻很短暂，但对她打击很大。直到1957年10月，常书鸿在京筹备将要在日本举办的“敦煌艺术展”，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任教的常沙娜抽出时间为父亲帮忙。这段时间，她结识了父亲的日语翻译崔泰山。两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很快相爱了。常沙娜对崔泰山说，她婚后不做饭，不生孩子，还和婚前一样全身心投入工作，不做传统的家庭妇女。崔泰山都接受，1958年，两人登记结婚。
同年，北京建设的“十大建筑”中，常沙娜被分到人民大会堂设计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琉璃瓦门楣纹饰、宴会厅天顶彩绘装饰等都由她设计。她已能在创意中灵活运用敦煌元素，但是当时的总工程师张鎛对她说：“沙娜，你这个图案很好看，不过不符合我们的需要，你要把照明、通风、建筑结构、材料、面积都考虑在内，形式和功能结合起来。”27岁的常沙娜虚心接受张鎛的意见，通宵对方案进行修改。最后的效果非常好。她后来自豪地说：“宴会厅的灯，光是中间有灯不行，从中心到边上，扩大照明，照明还要跟图案结合。如果你现在仔细看大会堂的通风口，它是和图案完全相结合的。”常沙娜正是在这时深刻认识到一件好作品，仅仅是设计是不够的，它一定要跟建筑、材料各方面相结合。她还先后为民族文化宫、首都剧场、首都机场、燕京饭店、中国记者协会、中国大饭店等国家重点建筑工程进行了装饰设计和壁画创作。当整个工程完工时，周总理为所有参与人员举行了一次盛大晚宴，表示肯定和敬意。常沙娜坐在灯光下，举着酒杯，骄傲极了，她下定决心，要为祖国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然而，文革开始了。家庭事业双丰收的常沙娜，没有想到，在法国出生，又留学过美国的经历把她几乎要拖垮，她从一个幸福的少妇，一个颇有声名的设计师，一夜之间，成了被人唾弃的“资产阶级小姐”、“修正主义黑苗子”。她的人生跌落谷底。被暗夜包裹着的常沙娜，努力寻找希望，她突然想生个孩子，没想到，接连两次都流产了。这使她久久陷于压抑中。但她知道，活下去，就必需有希望，她在忍耐中等待着转机。1976年，45的她，终于生下儿子崔冬晖。这是她用生命换来的生命，但她开心极了。1978年，文革落幕，常沙娜和丈夫恢复工作，她庆幸自己没有彻底放弃，才可得见这夺目的新时代之光，她浪费的时间已经太多，她要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创作中去，有太多的事正等着她去做。1982年，常沙娜出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院长，1983年至1998年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她一边领导和教学，一边不辍学习和创作。她的学生一个个成为设计领域的人才，她的作品一件件成为世所瞩目的精品。1990年，崔泰山猝然病逝。常沙娜觉得她的世界震荡而昏暗，她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想不到还要遭受如此打击。但是，从那么多苦难中跋涉过来的常沙娜，沉痛归沉痛，她已无惧苦难本身。爱人的离去，使她意识到，生命无常，光阴飞转，她开始变得豁达坦然，悲伤过后，便微笑着面对一切，一边抚育爱子，一边继续拥抱她热爱的事业。
2004年，常书鸿，这位敦煌的守护神，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女儿说：“我死也要死在敦煌，以后把我的骨灰送回去。”常沙娜努力数年的《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在这年出版，这是她为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60周年暨常父亲常书鸿百年诞辰而准备的礼物。父亲去了，她还活着，她要竭尽所能去传播和弘扬敦煌艺术，让更多人看到敦煌的瑰丽之光。这是她对父亲爱的方式，沉默而华美。2014年，“花开敦煌——常沙娜艺术研究与应用展”开始在许多城市巡回展览，共展出常沙娜的壁画临摹、花卉写生、应用设计等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260多件。2016年9月，“花开敦煌”巡展到敦煌，这是她艺术生命的源头，亦算故乡，这是一种归根，一种生命的、艺术的圆满。
伫立在敦煌的常沙娜，白发苍苍却又目光澄澈，那一刻，她一定又听到了塞纳河流淌的声响，想到了母亲遽然离去时决绝而悲伤的神情，想到了父亲在荒漠中渐渐伛偻却无怨无悔的身影，想到她走过的每一段人生的暗夜和月明，然后，目光一转，又想到岁月风烟深处那个在莫高窟专注临摹壁画的少女，她是那样单纯，那样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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