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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八大家”之名最终成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自明万历七年茅坤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初刻刊行，次第有各种重印本、重刻本、翻刻本、精校“通行本”、评点本等等。文章详细地考述了《唐宋八大家文钞》版本源流的基本脉络。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位古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合称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唐宋八大家文钞》则是辑录这八家散文精品的一部有影响的选本。南宋以降，集“唐宋八大家”为唐宋古文之整体代表的趋势不断加强，自吕祖谦《古文关键》起,次第经谢枋得《文章轨范》、朱右《唐宋六家文衡》、唐顺之《文编》和《六家文略》、归有光《四大家文选》以及陆粲《唐宋四大家文钞》越来越明显，而“唐宋八大家”之名最终成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
茅坤（1512-1601），明代散文家。字顺甫，号鹿门，浙江归安（今吴兴）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官至广西兵备佥事。茅坤文武兼长，雅好书法，提倡学习唐宋古文，反对“文必秦汉”的观点，至于作品内容，则主张必须阐发“六经”之旨。
明万历七年(1579)仲春，茅坤编成《唐宋八大家文钞》（以下简称《文钞》）并初刻刊行。茅坤亲自撰写总叙和论例，侄茅一桂负责校勘，甥顾尔行题辞。史称“茅一桂本”。茅氏此书，一时“盛行海内，乡里小生无不知茅鹿门者”。全书共一百四十四卷，计收入韩愈文十六卷、柳宗元文十二卷、欧阳修文十二卷、王安石文十六卷、曾巩文十卷、苏洵文十卷、苏轼文二十八卷、苏辙文二十卷。卷首有《总序》、《论例》，各家文章前有小引和本传，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欧阳文忠公文钞》后未附《五代史钞》和《新唐书》。半页九行十九字，白口，白鱼尾，左右双边，版心间有刻工与字数，刻工有傅汝光、付机。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其书初刊于杭州，岁久漫漶”，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万历己卯刊版杭州，故无《五代史钞》附入。”可知，万历七年的初刊本刊刻于杭州。
《文钞》初刊本行世近五十年后，崇祯元年(1628)，在山东学政方应祥的主持之下，与杭州小筑社的同仁一起重新校勘，并由小筑社刊印，再次出版了茅坤《文钞》，史称“方应祥刻本”。“方应祥刻本”在《欧阳文忠公文钞》之后，附入了《五代史钞》二十卷，《新唐书》两卷，全书共一百六十六卷，半页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眉上镌评。封面镌“小筑藏板”。（“小筑”系指明万历年间活跃于杭州的文学社团组织“小筑社”）方应祥当时在官场和科场的良好声誉，是《文钞》日后成为明清两代流行的古文选本的关键。
“方应祥本”再版仅三年之后，明崇祯四年(1631)，茅坤之孙茅著以其茅氏正宗身份精校茅坤《文钞》之原稿，并由苏州金阊擁万堂梓印，这就是在清代被誉为茅坤《文钞》“通行本”的茅著刻本。茅著刻本四周双边，板框高宽为198*134毫米。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孙男闇叔著重订”并有茅著《文钞跋》云：“虎林本行世既久，不无模糊。……虽读父书，希绍祖业，用是与舅氏吴毓醇重加考校，精于杀青。”末署：“岁在辛未，跋于虎丘之卧石轩”。此茅著刻本奠定了茅坤《文钞》在唐宋古文选本中的经典地位。
另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唐宋八大家文钞九种一百六十四卷（明）茅坤辑评，明崇祯四年（1631）金阊簧玉堂刻本，六十卷，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眉上镌评，封面镌金阊簧玉堂梓。是刻较方应祥刻本少《新唐书》二卷。”“板框高宽为202*135毫米”。这一版本应为茅著刻本的明末翻刻本。
进入清代，茅坤《文钞》得以继续刊刻和流传。据历代书目志和当代各类古籍目录可知，茅坤《文钞》在清康熙年间有两次大规模的刊刻记录，而且均由当时较为有名的私人书坊云林大盛堂刊行。
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苏州私人书坊云林大盛堂翻刻崇祯四年(1631)茅著重订本《文钞》，这一版本在当时颇有影响力，除了盛行全国外，也流传到了海外，传入日本和韩国。
或许是广为流传的缘故，也仅仅隔了三年，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何焯又重新校勘了茅著重订本，并为此新版《文钞》撰写了重刻序:“旧板漫灭，重梓以问世。夫周秦汉之文尚矣……康熙丙戌年(1706)冬月长洲后学何焯屺瞻撰。”可能是出于前一版已在读者中形成了良好影响力的考虑，这一版仍旧交付云林大盛堂进行刊刻。这一版《文钞》，全书一百六十四卷，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黑鱼尾。
清前期，由云林大盛堂刊印的这两个翻刻本，是迄今为止流传最广、海内外现存最多的茅坤《文钞》清刻本。清中后期还曾出现安徽聚文堂刻本，也同样是采用了茅著本为底本。
又，康熙四十八年（1709），张伯行编刻《唐宋八大家文钞》，虽与茅坤《文钞》同名，体例也大体一致，但其卷帙仅为茅坤《文钞》的八分之一。其选录韩愈文三卷六十篇，柳宗元文一卷十八篇，欧阳修文二卷三十八篇，苏洵文一卷二篇，苏轼文一卷二十六篇，苏澈文二卷二十七篇，曾巩文七卷一百二十八篇，王安石文二卷十七篇，合计十九卷三百一十六篇。
除此之外，入清以来，还出现了茅坤《文钞》的一些其他批点本，形成了清代茅坤《文钞》流传之新特点。所知较早的版本是祁班孙批注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六十六卷，明茅坤编，明崇祯四年茅著刻本，清祁班孙批，存四十一卷”。这大概是目前可知的清代最早的茅著本《文钞》的批点本。
其次，《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还著录了另一种以茅著本为底本的清批点本：“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明茅坤辑。清康熙刻本。三十册。清卢文弨过录，卢元昌批校。半页十行二十四字，四周单边，白口，单鱼尾。书眉上刻批注。题：归安鹿门茅坤批评。孙男闇叔著重订”。这一批校本避康熙帝讳“玄”字，而“弘”、“历”字不避讳，可以推断此本刻于康熙、雍正年间。
再次有清丁丙跋本。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唐宋八大家文钞一百四十四卷，明茅坤编，明万历七年茅一桂刻本，清丁丙跋”。此后还有邵章录，方苞评点本。这个翻刻评点本是目前有确切年代记录的清刻本中刊刻时间最晚的。
茅坤《文钞》成就了“唐宋八大家”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盛名。其版本源流的基本脉络至此已有了较清晰的眉目：《文钞》初刊于明万历七年，史称“茅一桂本”，再刻于崇祯元年“方应祥刻本”，三刻于崇祯四年，被后世誉为茅坤《文钞》“通行本”的茅著刻本，从而奠定了《文钞》的经典地位。进入清代，“茅著本”被不断地翻刻，先后有康熙四十二年、康熙四十五年云林大盛堂刻本以及清中后期出现的安徽聚文堂刻本。与此同时，从清初开始，还出现了《文钞》的各种批点本。从较早的祁班孙批点本，到康雍年间卢文弨过录、卢元昌批校本，再到丁丙跋本以及邵章录、方苞评点本，不断有不同的批校翻刻本出现，茅坤《文钞》的渊源流传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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