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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古罗马为什么抛弃古希腊古典科学 我们在《古希腊哲学的两条进路》一文中说过古希腊哲学上有两条进路，一条是以智者学派为代表的经验的现实主义路线，一条是以意大利学派为代表的先验的神秘主义路线。而后一条路线才是古希腊古典哲学的主流，也是古希腊古典科学所遵循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所在。 然而古希腊古典科学这么璀璨的人类文明成果。在古罗马人那里却被弃如敝履，弃之不顾。以至于古希腊古典科学的传统居然在古罗马断片儿了。除了在古罗马帝国初期，在亚历山大有一些像帕普斯这样的古希腊古典科学的余绪之外。在整个古罗马帝国时代，古罗马人在理论科学上一无所成、无所建树。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古罗马人不喜欢古希腊文化，甚至要灭绝古希腊文化吗？当然不是，众所周知，古罗马人对古希腊文化极为推崇。罗马诗人贺拉斯曾经这样咏唱到： “希腊被擒为俘虏，被俘的希腊又俘虏了野蛮的胜利者，文学艺术搬进了荒僻之地”。 的确，早期罗马文化几乎是对希腊文化纯粹的继承与模仿。譬如，在神话中罗马的神几乎是希腊神话的翻版。万神之王宙斯变成了朱庇特；天后赫拉变成了朱诺；爱与美的女神阿芙罗狄成了维纳斯。在绘画和雕塑等艺术领域，古罗马人同样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艺术风格。最为显著的是，相对于优雅和复杂的古希腊语，古罗马早期时代的古拉丁语十分的粗鄙和简单。当时的古罗马上流社会都以说一口流利的古希腊语为有文化的标志，就像19世纪的俄国人以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为有文化的标志一样，古罗马人热情的拥抱着古希腊语。众多的学者矢志不移地根据古希腊语改造古拉丁语，致力于将拉丁语改造成和古希腊语一样优美、复杂而灵活的语言。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古罗马，对于现代世界认为古希腊人对世界的最大贡献的古典科学却弃如蔽履，弃之不顾，丝毫不做任何留恋，难道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古罗马之所以对古希腊古典科学弃如蔽履，弃之不顾，是因为古希腊古典科学的世界观和古罗马主流世界观格格不入。古希腊古典科学的世界观从根本性而言是一种贵族的世界观。具有神秘性、先验性、贵族性、静止性、绝对性和单一性的特征。古希腊古典科学反映了贵族不从事劳动，坐而论道，不从现实的劳动实践入手，而是以先验的神秘主义结论为先导。其核心是追求永恒不变的真理。这一真理即是高高在上的神，与劳动人民的现实、经验性劳动实践施施然相对立。 而古罗马社会的主流思想恰恰与之相反。古罗马先后经历罗马王政时代（前753～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年）、罗马帝国（前27～476年/1453年）三个阶段。古罗马的王政时期是原始民主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社会上形成代表集中统一之王，代表贵族利益的元老院和代表全体罗马人民利益的人民大会。据说，王政时代最后一位王高傲者塔克文暴虐无道，被愤怒的罗马人赶走，并于公元前 509 年建立起由罗马贵族掌权的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期间，贵族和平民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直到公元前27年屋大维获得奥古斯都称号，罗马成为帝国。 在此期间，有两件事情对罗马的发展和今后面貌起到了很大的影响。 一是在平民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并且通过拥立军事领袖为独裁者的方式将这种胜利成果巩固下来。自公元前27年屋大维成为奥古斯都以后，罗马帝国的权力日益向元首集中，贵族及其元老院日益失去权势，成为专制元首的附庸。罗马帝国日益向专制独裁的元首一人之下、所有公民平等的政治格局转变。这一改变避免了古罗马像古埃及文明晚期那样衰落的局面——神权贵族当道，专制独裁君主失势，无力统一国家权力，造成国家四分五裂；平民受到贵族的压迫与剥削，生活困苦，贵族与平民鸿沟加剧，关系紧张，社会阶层固化，毫无生气，最终成为一个只能从考古中了解的文明。 二是公元前91～前88年发生的同盟者战争。即意大利“同盟者”争取罗马公民权、反对罗马统治者的战争。战后，多数意大利人获得不同程度的罗马公民权。从此，罗马突破了一个城邦的限制，大量非罗马、非意大利人成为罗马公民。而且这种趋势随着历史的演进、罗马元首专制独裁的加强，而日趋普遍起来。古罗马的元首们不断给予更多平民以公民权，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奥古斯都皇帝在他的《功业录》中不无欢欣的写到在他对罗马公民所做的人口普查中，其人口从公元前28年的4,063,000人增长到公元14年的4,937,000人。哲学家塞涅伽的嘲讽克劳狄乌斯皇帝曾设想让所有的希腊人、高卢人、西班牙人和布立吞人都穿上托伽（暗喻授予其公民权）。获得公民权的方式也日益增多，比如当兵，被征服土地上的富有者，出任城镇的官员，等等，不一而足。元首们还时不时将大量人民直接划为公民：恺撒宣布从卢比孔河到阿尔卑斯山的北意大利行省全体自由人都享有罗马公民权；韦帕芗则给予整个西班牙以拉丁公民权。到了公元212年，卡拉卡拉皇帝干脆颁布敕令，授与帝国境内除“降敌”（即蛮族移民）外全体自由居民以罗马公民权和一切法定形式的自治。至此，罗马帝国彻底成为一个相对平等的大帝国。避免了古雅典城邦以公民权为壑、压迫和剥削同盟内其他城邦人民的局面，为罗马成为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多文化大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此，古罗马的平民性的哲学思想和古希腊古典科学所代表的贵族性的哲学思想必然会产生冲突，古罗马对古希腊古典科学弃如蔽履、弃之不顾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以古希腊及古罗马的历史观印证 对于这个结论，我们还可以利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历史观来做一个印证。 《历史》是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杰作，他在这部作品的开篇就明确告知自己写作的目的： “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 很显然，希罗多德记叙《历史》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记录丰功伟绩，使之不被遗忘；二是阐明历史事实发生背后的原因。其中的第二个目的很明显的带有古希腊主流哲学思想的特征：追求并揭示事物表象背后的原因和本质，追求并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在《历史》中，希罗多德仿佛毫无感情般地记述历史事实，对于善人恶报、恶人善终也无动于衷，丝毫不把道德信条带入文字之中。以至于霍瓦尔德说他无视一切道德准则，是小亚细亚城市商人文化的典型代表。这和古罗马充斥道德说教的历史记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希罗多德齐名的修希底德也是如此。在的不朽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修希底德在第一卷第一章就明确说明了自己所认为的历史的方法和目的。他说： “在研究过去的历史而得到我的结论时，我认为我们不能相信传说中的每个细节。普通人常常易不用批判的方式去接受所有古代的故事——事实上，大多数人不愿意找麻烦去寻求真理，而很容易听到一个故事就相信它了。” 他还说： “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 在谈到雅典和斯巴达战争的起因时，他并不认同“每个人”所认为的某个普通事件是战争的起因，他试图寻找隐藏在表象下面的真正原因。他说： “但是这次战争的真正原因，照我看来，常常被争执的言辞掩盖了。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不仅在这一件事情上，在叙述很多历史事件时，修希底德都在试图寻找事件表象下真正的原因，去探寻世界的普遍真理。由此可见，修希底德在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时，追求与希罗多德同样的目的：一是记录丰功伟绩；二是寻求真理。 而且，在修希底德的言辞中，还体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式的骄傲，在言辞中，时不时表达出自己和“群众”、“普通人”、“每个人”所不同的追求的态度。 在修希底德的史学思想中，人性说占有重要的地位。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修希底德视人性为历史的基本动因，并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人性中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以及好斗性是修希底德特别关注的。这些并非某些城邦或个人的本性，而有普遍的意义，是人类共有的本性。历史表现为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质上是人性的反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在修希底德的史学思想中，历史理性与伦理道德是背离的。比如，雅典人明确指出：“正义的基础是双方实力的均衡。”修希底德记述的历史同样是忽视道德因素的，而是记述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动因，真实的人性。 波利比乌斯本是希腊人，晚年才成为罗马公民。他可能生于公元前203年，当时汉尼拔正在意大利征战。大约在他37岁之时，他作为一名政治犯到了罗马。他很可能有机会与许多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依然记忆犹新的人进行交谈。他写下了长达40章的《通史》，成为关于汉尼拔史料的两个主要来源之一。由于波利比乌斯的经历，使得他的《通史》成为古希腊史观向古罗马史观转变极佳的参考。波利比乌斯在《通史》中一方面重视历史事件表象下本质的揭示，认为能够发现掩藏在历史事件之后的政治本质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波利比乌斯写道： “正如一位医生如果不清楚引起病痛的原因，那么他对患者有何帮助呢？一位政治家如果不能判断某事如何、为何、从哪里开始，那么他怎样才能称职？” 另一方面他还重视历史对读者受众的影响，而这一点是古希腊的史家所没有意识到的，希罗多德和修希底德只考虑到记录丰功伟绩，使之不被遗忘。波利比乌斯写道： “历史著作与悲剧的目标并不一致，而是相反的。悲剧通过直入人心的词句在瞬间俘获观众，打动他们。史书则通过记述真实事件和言论，长远地教导求知者，使其拥有正确的信念——相反，史书参照的是事实真相，其主旨是使读者有所收获。” 波利比乌斯所持有的重视历史对受众的影响，到了罗马帝国时代，演变成为一种道德训诫作用。 李维在《罗马史》序言中说道： “在认识历史时，尤有裨益的在于，你可以注意到载于昭昭史册的各种事例的教训，从中为你和你的国家吸取你所应当避免的开端恶劣与结局不光彩的东西。” 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说： “关于元老院的建议，我认为我只应当提到那些特别高尚和特别恶劣的建议。只有这样，我认为才符合人们叙述历史的首要任务，即致力于“保存人们所建立的功业，并且使邪恶的言行面对后世的责难有所畏惧。” 很显然，塔西佗认为，史学家不但应该记录丰功伟业，而且应该向读者揭示历史事件的成因。当然，这种成因只可能是道德的。通过揭示历史的道德成因，不但可以向读者受众进行训诫，也是对历史人物行为的一种制约。 萨卢斯特、李维、甚至包括塔西佗都认为，罗马及其生活秩序的道德优越性是罗马由弱到强、由小变大的主要原因，而处处可见的道德败坏是一场潜在的政治灾难的征兆和缘由。 萨卢斯特在《喀提林阴谋》中写道： “一个政权倾向于以他最初获胜的方式维持其统治。然而，一旦安逸取代了殚精竭虑，享乐之欲与傲慢取代了自我控制与正义，那么道德态度的转变同时也在引发外在局势的改变。记住这点，一个政权总能从弱小走向强大。” 看到这一段话，不能不让人恍惚，仿佛是在读一本中国古代的史书；仿佛看到了中国古典时代唯道德论思想的灵魂：统治者只要拥有高尚的道德行为，施仁政，那么人民就会富裕，国家就会富强，根本不必考虑其他手段。中国的史书，从孔子修《春秋》、《左传》注《春秋》开始，包括司马迁之《史记》、班固之《汉书》在内，绵延不绝的中国史书传统，无不以道德训诫为根本宗旨，把道德作为国家之本。 德国学者穆启乐在《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史学（比较视野下的探究）》一书中，如是总结： “在希腊人所取得的所有伟大的成就中，罗马人与中国人或许在一个方面超过了希腊人，那就是政治成就。——分析一民族的政治成就与其史学的固有特征间的联系，也许不无道理。当然，笔者的意思并非是说要在两者之间建立简单的因果关系，认为相比认知而言更注重道德教化的史学是政治成功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即相比于希腊史学所体现出来的批评性和科学精神，以及不偏不倚的、不抱幻想的方式看待生命与世界的能力，作为罗马与中国史学之母体、并且通过史学表达出来的统治阶层较为保守、注重传统的道德取向，也许更有助于一个古代政治实体的稳步发展和维护。” 随着时间的演进，时代的发展，罗马史学终于以“教化”取代“认知”，以“深意”取代“客观真理”，以“被叙述的意义”取代“叙述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古罗马从城邦国家向帝国转变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古罗马贵族的地位和作用不断降低。先是在和平民的斗争中失败，不得不和平民中的优秀分子相联合，形成新贵族，为平民打开了一扇通向封闭的血缘贵族的大门；接着无可奈何花落去，成为独裁元首的附庸；最终转变为地主式的贵族。伴随着贵族的失势，贵族们所持有的、以古希腊主流哲学观为根基的只能生存于象牙塔之中的理论科学无可奈何地跌落神坛。 其实早在希腊化时代的托勒密王朝，亚历山大里亚的理论科学家们就备感压力。他们已经不是城邦中的贵族，不再拥有花不完的财富和诸多奴仆的侍奉，无法自由自在、有充分的闲暇去研究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而这正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科学的本质。他们已经成为独裁君主供养的金丝雀，不得不时时关注主人的眼色。他们被要求从象牙塔中走出，对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对君主的供奉有所回馈。他们不得不将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更多用于社会的生产发展，用于农业、工业和军事中。在托勒密王朝被罗马征服之后，将知识应用于社会的生产发展成为一种常态，而依托于托勒密王朝的象牙塔——伟大的亚历山大里亚城、高耸入云的亚历山大灯塔、通向古希腊故地的亚历山大港、以及宏伟的饱含人类文明知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都失去了曾经的光彩。 到了帝国罗马时期，在君主和平民的两面夹击下，血缘贵族一败涂地，纷纷转变为更加类似于中国门阀地主似的“贵族”。他们更加精心地经营着自己的土地和财富，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天生的贵族，土地和财富才是他们成为“贵族”的基础，是他们在元老院拥有一席之地的资本；他们如痴如狂地学习优美的拉丁文，通过优美的拉丁文诗歌强化相互间的交际和联系，并把他们和粗鄙的平民区别开来。诗歌，而不是科学；宴饮，而不是学园；道德，而不是真理，成为了帝国文化界的主流。至于理论科学，谁有功夫和闲心去研究那个没有用的玩意儿！ 相 关 前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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