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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守内虚外”军事战略思想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守内虚外，消极防御，是两宋三百多年间一贯奉行的军事战略思想。“守内虚外”是宋朝“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兵多而未战胜”的根本原因。宋始，太祖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武人逞强、君权频更的教训，两次“杯酒释兵权”，收夺地方军权，加强中央集权。守内虚外”思想由是初见倪端。到太宗时，“守内虚外”得到进一步发展。“守内虚外”治策遂成定制，“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成为处理内政和对外民族关系的治国重典。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宋朝统治者将修德治内看作是治国根本，认为内患远比外忧重要，而治理好内部自然可获外部的和平。因此，应集中精力防御和治理“内患”，对外则“慎守祖宗疆土”，勿“劳民动众，贪无用之地”。
“守内虚外”在宋朝统治者看来就是应当慎守祖宗疆土，开疆拓土或经营边徼被认为是“贪无用武之地”，将导致劳师动众、得不偿失的消极后果。守内虚外在两宋统治者的普遍看法，形成共识。精辟概括了宋朝的军事战略思想。早在宋朝初年，宋朝统治者对对外开疆拓土就持保守态度。宋朝也是缺乏武力统一交趾的勇气，只想“但羁縻不绝而已”。
南宋偏安江南一隅，国土面积大大缩小，立国之始又面临着金军旨在消灭南宋的国家危机关头，南宋统治者收复燕云、复兴国家的决心也化为泡影，南宋统治者继承了北宋时期的“守内虚外”治国思想，其保守心态比之北宋更胜一筹。守内虚外的军事战略思想对整个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有效维护了内部统治的长期稳定，防止唐朝以来的武将跋扈、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另一方面，守内虚外也导致了对外军事能力的软弱和对外交往的封闭保守。
在守内虚外军事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统治者把重兵驻守在都城一带，以重兵保卫都城之安全，从而削弱了国家对外军事实力。南宋的边防长而复杂，驻守的军队少而军力分散，削弱了其军队的战斗力和防御能力。因此，整个宋朝是外患大于内忧。“守内虚外”的治国思想，是统治者在施治方面具有重内轻外的倾向，坚持认为最大的危险来自于国内，忽视了对边疆地区的防卫和经营，导致了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而实际上，10世纪以后的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内，北方少数民族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相对优势的上升状态，而汉民族的政权在政治和军事上则处于相对下降的弱势状态。
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竞争和对峙中，汉民族的政权并不占优势。南宋的“守内虚外”军事战略思想，使统治者把较多的精力放在对内部的经营和统治上，相对忽略了对边疆地区的防卫。而实际上，南宋所处的地缘形势是外患远远大于内忧，如何解除外患确保国家安全才是南宋面临的首要问题。“守内虚外”的军事战略思想，导致南宋军事上的被动和边防防御能力的削弱，导致了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竞争中处于劣势的重要原因。南宋时期，情况亦是如此。当金军初入中原时，宋朝军队往往一触即溃，或者是不战而溃，即金人所谓“有掳掠，无战斗”。正是由于南宋在军事上的软弱无能，蒙古军队在宋境“纵骑焚掠，出没自如”。绍定四年五月，蒙古军为实现假道攻金的战略部署兵分两路对南宋发起了进攻。
西路军由沔州南下进攻大安军，并沿嘉陵江长驱南下，经利州、葭萌、阆州、南部至果州，“长驱深入，若践无人之境”，一直达到四川腹地。蒙古假道攻金战略过程中，暴露了南宋边防的脆弱不堪和南宋君臣的懦弱无能，以致蒙古“有轻我之心”。南宋屯驻大军的形成、分化过程，是南宋统治者“守内虚外”治国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绍兴五年，南宋抗金斗争暂告一段落，此时南宋军队形成了刘世光、韩世忠、张俊、岳飞和吴玠统领的五支大军的局面。这五支大军各军驻扎地趋于稳定，各有自己负责的防区，是南宋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的屯驻大军形成的开始。后由于刘世光拥军自重、畏敌怯战，于绍兴七年被解除兵权，改吕祉统领，引发淮西兵变，最后只剩八千人，隶于张俊部，实际上，只剩下四支屯驻大军。 期间，由于时局的变化及南宋朝廷自身的原因，对四支屯驻大军进行了整顿和改组，到开禧三年止，最终形成十支屯驻大军的格局。南宋统治者“守内虚外”的治国思想，与南宋所处的地缘政治形势不相适宜，远远不能适应当时地缘形势的需要。尤其是在北方地缘形势严峻、国防压力巨大的条件下，仍然实行“守内虚外”，把重兵驻守在临安一带以屏蔽都城之安全，而在长江沿线这一漫长的边防线上，仅驻守相对较少的兵力以防御北方民族之南下，导致了南宋边防军队数量之减少和分散，军事能力大为削弱。“守内虚外”是南宋统治者未能审时度势而做出的一种不合时宜的抉择，与南宋的地缘形势和军事形势不相符合。“守内虚外”是导致南宋在军事上消极防御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南宋在军事上节节败退的主要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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