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墨子创立的“墨家学派”曾经开“百家争鸣”的先河，并且出现“儒墨显学 ”并称与“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的辉煌局面。但关于墨子的生卒年已不可详考（大约是公元前480 ——前400年），相传他出身于鲁国的普通阶层，早年受过儒家教育，后来发现儒家提倡的礼制过于烦琐，厚葬耗财，再加上当时国与国互相攻伐，家与家相互抢夺，最终给劳苦大众造成饥寒交迫的生活，于是便萌生了“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愿望，他认为天下之“害”的产生均是因为人们的不相爱，故提出“兼爱”，兼爱即视人如己的爱人，能够“视人之身若视其身”的去爱别人，别人也会同样的爱他，这种“爱”具体通过“互利”来体现。只有做对人有利的事，才能算是爱人，能爱人利人，才可以称为“义”，墨子对“义”最为强调，《墨子·贵义》篇指出“万事莫贵于义”，他的“义”是“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并且说“从事于义，必为圣人”。毫无疑问墨子的“爱”是一种比较朴实的、实际的人性真爱，尽管要广泛实现这种爱，只是一种空妄的理想，但作为墨子本人来说，在他的生命历程里，可以说他是尽力地实现了。首先他在生活上是极为简朴刻苦的，他“以裘褐（粗布）为衣，以跻蹻（草鞋）为服”、“量腹而食”。只有自己先淡化物欲，才能不为物转而生欺诈之心，从而恒守爱人利人之心。在学习工作中，他“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这从他制作的大鸢能在空中飞翔和削三寸之木的车辖能任五十石重物的高超技艺可以证实，要想仁爱济世，而没有卓绝的本领也是不能达到的。在具体行动时，更是“赴火蹈刀，死不还踵”，他在听到“公输班为楚造云梯准备攻打宋国”的消息后，从鲁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赶到楚国，以自己的才智和技艺说服公输班与楚王放弃了攻打宋国的念头。正是因为墨子具有对于自己信念的坚行不懈的精神，所以才使他有了众多的支持者和最随着，于是才形成了比较有社会影响的、严密纪律的墨家团体，尽管这一团体存在二百多年后，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命令下，慢慢地销声匿迹，但凝聚团体精神的学术著作《墨子》，作为一家之论仍然得以留传。并且在近代，《墨经》中很多关于数学、光学、力学的科学内容为人们重新关注，于是还有了“ 西学墨源说”的提法，就连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学术志》亦指出：“泰西之学，其源流皆出《墨子》。其谓人有自主之权，则《墨子》之尚同也。其谓爱邻如己，则《墨子》之尊天明鬼也。至于机器之精，攻守之能，则《墨子》备攻奋突，削鸢能飞之储余也。而格致之学，无不引其端于《墨子》经上下篇。 ”当然这一说法不一定正确，但墨家学说与西学的某些相近确是事实。 今天，人们为生存所需，尔虞我诈，并且部分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忘却了善性，假冒伪劣产品不断充盈市场，导致大众惶恐和社会混乱，这不得不使人们惊觉，而又重新提到墨子的“兼爱”，只有他这种义利合一的爱得以回归，人们才能真正过得心安理得，才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祥和与宁静。或许这仅仅只是只是一种愿望，但它毕竟是人类精神文明出现了危机的一种渴求反应，其实每个人心底里都希望国泰民安，生活丰裕，但总是由于人固有的贪欲而不能使这一美好的善性表现出来，这并不是不愿去做，而是面对横流物欲，难免有蚍蜉撼树之感。故要真正使“兼爱”深入，恐怕不但要具备大无畏的献身精神，而且还需要物以类聚的组织，以其集聚强大的向心力吸引更多人的觉醒，然后慢慢地渗透而重展墨家风范。 （刊载1999年《传统文化》）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