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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分钟前
前几天，#阿拉巴马州通过史上最严格反堕胎法案#登上了微博热搜。 该法案规定，在法律生效后，全州将严禁堕胎行为，包括被强暴、乱伦等非自愿怀孕的情况。只有当胎儿出现致命畸形或危及母亲生命时，才允许堕胎。帮助孕妇施行堕胎手术的医生将以重罪（felony）被起诉，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 阿拉巴马州议员、民主党人士Bobby Singleton公开发言 此法案通过后，在美国国内掀起轩然大波。Lady Gaga发推驳斥，称如此严格的反堕胎法是邪恶的暴行。 Rihanna也在ins挂出那些同意该法案的男议员，并对签署该法案的州长Kay Ivey喊话：“以你为耻！” 不仅在美国，近两年来，“堕胎”这一话题已经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引起热议。2018年，爱尔兰以压倒性的多数选择废除严格的堕胎法，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称此次公投终于消除了数十年的耻辱。 爱尔兰女性庆祝废除禁止堕胎法令 今年的4月11日，韩国宪法法院以7比2判定“堕胎罪”违宪，这项持续了66年的罪名将可能于2021年失效。 韩国女性庆祝“堕胎罪”将失效 “堕胎”为什么会成为一项如此具争议性的公共议题？获得令大多数人满意的解决方案，又为什么会如此艰难？ *围绕堕胎的争议从何而来？ 在19世纪以前，西方法律从未视堕胎为犯罪。随着近代科技的发展和思想的进步，人们关于胎儿的存在有了全新的思考：胎儿到底是否算人？什么时候开始，胎儿才应该被视为独立的个体？父母将胎儿生下来，就意味着对生命的“负责”吗？ 一些反对堕胎权的人坚持，每个生命都是最珍贵的礼物，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被放弃。而另一些支持堕胎权的人则认为，要小孩生活在“地狱”中，还不如ta从未出生过。就像电影《何以为家》中的小男孩，从未感受过这世界的温柔，将亲生父母告上法庭，只是因为他们给了他生命。 堕胎到底是否应该被禁止呢？今天，我们就从“pro-life（生命权至上）”和“pro-choice（选择权至上）”这一对矛盾的立场来谈谈这个问题。 对于自由堕胎权的支持和反对，本质上是生命权利至上（pro-life）和选择权利至上（pro-choice）的冲突。 Pro-life: 生命权至上的支持者们认为，政府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全人类的生命，而不应该因为意图、生存能力、生活质量等方面的考虑而区别对待。 Pro-choice：选择权至上的支持者们则认为，每个人，在不干涉他人的前提下，对于自己的生殖系统有无限的自主权（autonomy）。也就是说，在胎儿有脱离母体的生存能力之前，政府没有权利干涉女性终止妊娠的选择。 你支持哪一方的观点呢？我们在KY粉丝群进行了一个小调查，共收到206份有效反馈。其中，女性77.18%，男性21.84%；有12.14%的受访有/曾有婚姻经历，13.11%的受访有怀孕经历。 在“胎儿的生命权”和“女性的（生育）选择权”中，6.31%的受访认为前者更重要，而93.69%认为后者更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pro-choice的主旨在于支持自主选择权，不等于pro-abortion（支持堕胎）。当然这也许与KY关注者这一选择性的样本有关，可能表现了关注KY的用户中有libral的倾向存在。 Pro-lifers（生命权至上的支持者们）普遍认为，生命即是生命，人们不应该因为ta的任何特质（例如：基因、出身）而区别对待。没有人能够决定一个生命是否诞生。在他们看来，堕胎就像是一场针对没有反抗能力的无辜者的谋杀。 更严格的生命权派还认为，即使怀孕是强奸等非法行为的后果，胎儿也不应当为ta父亲（或父母）所犯的错误付出代价。 在本次调查中，有近1%的受访认为“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堕胎”，因为“孩子都是无辜的，都有出生的权利”，他们相信“生命的到来是上天的旨意，人应该对生命产生敬畏”。 另一方面，的确有些女性在做出选择之前，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选择在人生中（将）产生的影响。堕胎不仅会带来身体上的伤害，它所造成的心理伤痕可能需要几年、甚至一生去消解。 后来我再也没有怀孕，这大概是对我的惩罚 Lotus，38岁，女，心理教师，丧偶，曾堕胎2次 十几年前，我怀孕过两次。那个时候法律不允许在校大学生结婚生子，我担心被父母骂，害怕被社会舆论谴责，也因为还年轻，不懂得生命的分量，最后还是决定堕胎。 我总是记得，第二次流产时护士跟我说，已经可以看到胎儿的小绒毛。那一刻，我很难过。以后，我经常会想到那是两条鲜活的生命，却被我给残忍地杀死了。我甚至在流产后为他们举行了仪式，保留了一点孩子的组织，然后小心地存起来。 我信奉了基督教以后，教友们都说，一旦我认识到这是个错误，上帝就已经原谅了我的罪。但我觉得，婚后我再也没法怀孕，或许就是上帝在惩罚我当初轻率的决定。 医生说我受孕困难，可能跟两次堕胎有关。我也一直对那两个没出生的孩子怀有深深的罪疚感，这种心理上的压力可能也是不好怀孕的原因之一。后来，就一直没要上孩子，我甚至尝试过试管婴儿，都没有成功。我常常想，因果循环，这是我应得的。所以我现在特别不能接受堕胎这种事情，也许每个人可以遵循自己的信念，选择自己的取和舍，但孩子来了的话，要顺应神的旨意。孩子是上帝送给你的礼物，应该好好珍惜。 在有过堕胎经历的受访者（n=17）中，64.70%认为堕胎产生了消极影响（含认为消极和积极影响同时存在的情况）。表示后悔的受访者占有相关经历者的11.76%。 在调查中，有64.70%的经历堕胎的女性认为堕胎有积极影响（含消极和积极影响同时存在的情况）。
针对Pro-Life，人们普遍持有这样的错误认识： 迷思1：Pro-life反对堕胎权利，是对女性群体的无视和伤害。 事实：Pro-lifers并非无视女性利益。堕胎会对女性造成身心伤害是不可否认的。现实中，还有很多女性是被迫堕胎的，比如家人强烈反对生产。选择性堕女胎的案例也并不少见。在这些情况中，禁止堕胎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女性（母亲和女婴）的作用。 迷思2：Pro-life的人只关心繁衍子嗣和出生率，而不关心小孩生下来以后的事。 事实：Pro-lifers并不认为生得越多越好，但节育的关键是谨慎怀孕，而不是堕胎。对于孩子的未来，pro-lifers通常持有更积极的看法：即使出生在不和谐的环境中，小孩依然有可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人。 也许有人会觉得，我们家庭条件很差、亲密关系也处理不好，孩子如果出生是必然会不幸福的。 但我认为，世事和人都是会变的，人生的很多不确定和意外并不全部都是坏的。孩子甚至可能是改变的一个契机。我见过不少“浪子”有了孩子以后变身好男人，不相信会有“必然的不幸福”的小孩。反而，如果剥夺了ta的生命, 就什么可能性都没了。 而且，小孩也应当有选择自己未来的权利，ta出生以后的生活幸福不幸福，那是孩子自己的生活和感受，“父母”并不能以当下的自己的意志去提前干涉ta吧。 ——Remy，27岁，男，教育培训经理，未婚
Pro-choicers支持个体为自己人生做决定的基本权利，换句话说，堕胎与不堕胎，都应当是个人的独立选择。选择权应该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得到保障。特别是对于女性而言，她可以选择成为母亲，也可以选择成为其他身份。 在pro-choice的受访者中，认为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堕胎）”的占比最多，为29.84%（n=57）；选择“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和“只有在胎儿发育的一定时间内可以”的分别占比29.02%和5.18%。
57名受访出于不同原因支持“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堕胎”，其中“生育权是女性的基本权利之一”（92.98%）、“身体（包括子宫）应由女性自己支配”（85.96%）和“女性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77.91%）为占比最高的前三项原因。 既然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责任和风险，我就有权利选择 Malibu，30岁，女，外企业务开发，未婚，曾堕胎1次 和前男友分手第17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那一刻差点窒息，整个世界都是黑暗的。我被种种情绪包裹着：担忧，紧张，害怕，自责，怨恨。 男人在整个过程里只参与了播种，以他的经济条件也不可能和我共同抚养这个孩子，告知他得到的仅仅是道歉与不知所措。何况，我们已经分手了。于是，我决定堕胎。 当“父亲”缺位的时候，女性不仅需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孕育一个孩子，所有的压力、负担也需要女性一个人去面对，那我们当然应该拥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女性在社会竞争中已经是比较弱势的一方，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才可能获得跟男性一样的社会认可和经济地位。不能为了还没有出生的生命，去牺牲原本就有限的女性权利。 认为堕胎“需要正当理由”的人群中，分别有97.06%、97.06%和94.85%选择了“遭受暴力犯罪导致怀孕”、“有足够理由认为胎儿的安全状况存在风险”和“怀孕和生产可能对母体健康造成威胁”。
认为堕胎“需要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的人群中，“受孕到胚胎心脏开始跳动阶段”（29.55%）和“受孕到可以感受到胎动，胎儿机体组织发育完善阶段”（23.86%）选择人数最多。前者约在受孕2个月，即6-8周，与美国肯塔基州等4个州规定的“心跳法案”的合法堕胎时限一致；后者约在受孕6个月，即24周前后，与大部分亚洲地区法律规定12-24周前堕胎合法一致。 我们需要掌握选择权，来对抗人生的意外 是知，28岁，商务销售总监，未婚，曾堕胎1次 很多人觉得，女人最终是要回归家庭的。我可不这么看。生育和别的事情一样，都是人生规划中的一环，而每件事都有适合自己的最佳发生时机，也没有哪一环可以去打乱整个规划。 对于自己的职业发展、婚育，我很早就规划好了：现在很多公司都不招已婚未育的女性，所以我和男朋友都考虑到30岁左右，工作和职位上稳定一些了，再生娃。所以年初意外怀孕后，我们并没有多想就决定堕胎了。手术和前后整个过程中，男朋友也都很用心照顾我。 我一直觉得，人一定要在有能力的条件下，自主决定自己的生活。而堕胎这个选择让我重新回到了预定的规划里，找回最舒服的生活节奏。 Pro choicers不是认为堕胎没有伤害，而是想要从harm reduction（尽可能地降低伤害）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他们同样尊重生命的可贵和神圣，但也认为一味强调生命权可能会导致更糟糕的结果：比如放任孩子在不良环境中成长；或者迫使孕妇选择非法的医疗机构，面临更高的手术风险。 当人们获得足够多的支持、权利以及教育的时候，他们有能力自主做出更多对整体健康有益的决定。因此，pro-choicers认为，应当更多地鼓励人们的自主性，从而选择出更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式。 相比这个没出生的孩子，眼前的家庭成员更重要 S，33岁，女，私营业主，已婚已育，曾堕胎1次 我已经有两个女儿了，一个刚上小学，一个刚上幼儿园，都离不开人照顾。我们家是小本生意，每天起早贪黑才能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如果再生一个，肯定养不起。如果堕胎，我就要坐小月子，生计和照顾孩子的压力会全到我丈夫的身上，还要分心照看我。真是左右为难。最后，还觉得要先顾好眼下。 因为摆在我面前的，是现实的生存问题，我首先要考虑的是现在的家庭成员，如果因为这个孩子加重经济压力、影响其他人的生活，对我来说更不值得。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不要说两全其美，甚至无论做什么选择都会造成伤害，那我也只能挑伤害到的人更少、伤害程度更小的那个选择吧。
针对Pro-Choice，也有一些常见的迷思： 迷思1：支持堕胎选择权=鼓励堕胎 事实：女性享有堕胎选择权，也可以选择不堕胎。Guttmacher Institute在2018年发布的报告中称，反堕胎法律规定更严格的国家，反而有更高的堕胎率，这可能与他们的意外怀孕率更高、以及避孕手段更难获取有关。换句话说，普及有效的避孕措施，才是根本有效的降低堕胎率的方法。 迷思2：禁止堕胎只会限制想堕胎的人的权利。 事实：堕胎和不堕胎，是岔路的两个方向，当“堕胎”这一边被堵上时，走向“不堕胎”那一边的人就是“被迫”的。他们看似自主做出了选择，依仗的只是虚假的权利而已。 迷思3：支持堕胎权没有必要，因为孩子出生后，母亲一定会爱ta。 事实：有研究结果表明，非自愿的怀孕（unintended pregnancy)会提升母亲罹患抑郁的几率，也会加重后续养育子女的压力。在压力、精神疾病等因素的影响下，母亲不必然会给孩子充分的爱（Bahk et al., 2015)。
需要注意的是，Pro-Choice vs. Pro-Life是讨论堕胎权问题时常被选取的一个角度，然而，就像我们的一些粉丝所提到的那样，它并不适用于所有场合。 在一些边缘型群体中（marginalized people)，比如极端贫困地区，讨论生命权还是选择权至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生存的基本保障都还没有实现，无论是生命权利还是女性权利都不可能真正存在。 我个人并不会去堕胎。我不在国内，如果怀孕了，我可以将孩子生下后交托福利机构。这样自己不会有心理负担，同时也可以帮助到想要孩子、且无法生育的人。 但是，我反对将这样的观点普遍化，每个人处境不一样，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样的条件、资源和道德负担的。不能因为个人的观点和喜好而限制他人的选择。 ——Bell，24岁，女，医生/哲学博士，未婚 心理学家Gillian认为，尽管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否堕胎”的决定并非一个独特的决定，它并非一个与其他所有生活决定相隔绝的特殊决定。事实上，它不过是“人们在一生中必须面对的那些选择”的其中一个戏剧化的、极端激烈的生动案例（Dworkin，2009）。 思考是否堕胎，实际上是在思考什么对自己的人生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也是在思考对于所有人类来说，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活。它实际上是我们对整个世界运行规则的理解，是我们选择整体的世界观、价值观的折射。 在这次采访的过程中，我也觉得我更加理解了每一个接受访谈的人。 支持生命权至上的人们未必都是刻板或传统的“保守派”，他们通常是由于个人的经历，对于天意和命运有着更高程度的敬畏。他们往往有着深刻的生存体验，这种生存体验又引导其中一部分人走向了宗教。他们不相信人定胜天，相信自己应当尊重天意和命数。 选择权至上的支持者们也不是自私或残忍的“冷血动物”，他们只是更加重视现实层面的考量，堕胎不是目的，目的是选择一个可能造成更小伤害的选项，目的是在伤害无法彻底根除的情况下，尽可能降到最低。 我想，每个人都有权利根据ta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信任过自己的人生，但我们同时也应该尊重其他人对自己不同的那些世界观和信念。我们给彼此的那一份尊重，才会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多元和包容。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调查结果可能是有偏差的——KY的价值观和它的粉丝群是一个特殊的抽样样本，参与者偏差难以回避。 那么，正在读这篇文章的你：life or choice，你更倾向哪一种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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