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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以这首传诵千古的《回乡偶书》，向我们诠释着乡音与乡恋的永恒主题。老诗人36岁中状元，86岁回故乡，为自己一口吴侬软语未被长安口音同化而深感自豪，并且把一口家乡话当作是自己回乡的凭证。迁徙、漂泊是我们的宿命，“在路上”“生活在别处”是我们永远的企望，而反身回望、怀乡恋土更是我们挥之不去的梦想。不管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世界，不管是鬓毛已衰还是青春年少，不管是衣锦还乡还是铩羽而归，不管是“近乡情更怯”还是“何日是归年”，不管是“乡书何处达”还是“家书抵万金”，不管是“日暮乡关何处是”还是“错把他乡作故乡”，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乡音乡韵是我们获得身份认可的最重要依据，是让我们找到回家道路的路标，是能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最直接答案。 如果说“唯语言才使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作为人而存在的生命体”（威廉姆·冯·洪堡语），那么也可以说，唯有乡音才是摆脱趋同化、获得独特性的独门秘籍。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普通化、规范化是减少交际成本、获致最佳效果的不二法门，因此推广普通话有天然的合理性、合法性。习得家乡方言，学得通用普通话以及外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推广普通话，保留并尊重方言，也是一直在执行的语言政策。规范化与独特性是并行不悖的一体两面，就像一枚钱币具有两面才是真币一样。 然而，“千人一面，千人同声”也有可能是规范化衍生出来的负面效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顽强表现，作为文化认同的永恒胎记，作为无可变易的本真状态，方言土语永远在悲壮地抵抗社会趋同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始终在以一种逆反命题的形式在证明：人的存在绝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丰衣足食所能满足的，更应该是独立、自由的思想空间才能安妥狂放不羁的灵魂，才能赋予人的存在以真实的意义。唯有充满原创性的、独立性的言语，唯有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的言语，才有可能表达个人的情感、心性、思想于万一。“得兔忘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是令人歆羡的；然而，不通过语言这种中介，我们用什么去做交流呢？今天的我们，也只有通过《庄子》，才能去理解那个孤独寂寞自言自语的庄子，没有《庄子》，我们怎么去理解庄子呢？ 独特性和趋同性是拉扯着我们心性的两股力量。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我们的本能提醒我们，群体性、社会性会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趋同性让我们去认可各种规范化和普通化；为了更具超越意义上的存在，我们的灵性提醒我们，葆有自己的独立空间才有可能葆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葆有自己的独特语言才有可能葆有自己的独特思想。 巴别塔，是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的标志，也是人类语言多样性、多元化的胜利，当然就是人类思维丰富性、多样性的胜利。语言的单一势必造成思维的单一，而思维的单一势必使这个世界变得黯淡无光、枯燥乏味，成为一个没有竞争、没有发展的世界。如果人类的言语完全一致，那是否意味着“千人一面，千人一腔”呢？那是否意味着“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呢？那是否意味着自我沉溺于狂欢仪式呢？那是否意味着我们隐秘的心灵空间将被操控呢？那是否意味着语言和言语的枯燥单一呢？那是否意味着“罢黜千音，独尊一音”的结局呢？那是否意味着“千秋万代，一统江湖”的到来呢？那是否意味着思考的尊严完全缺席呢？那是否意味着人类只是虫蚁的另一种形态呢？ 其实，人类产生真正的语言不过是最近十五万年来的事情（据新西兰学者昆廷·阿特金森2011年4月发表在美国《科学》杂志上的报告），人类语言的种类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有5561种，另一种说法认为有2000多种。而人类语言的谱系则像人类种族关系那样暗昧混沌，再高明的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以及那些生物学家，也只能画上一个又一个大大的问号，无法确切地描述基因图谱中的语言本能的树形图，无法对语言进行巨细无遗的语系、语族、语支的分类，无法对语言的孤岛和孑遗现象做出准确的分类和描述。自诩为“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的我们，其实对“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这些终极性问题究竟知道多少呢？大抵说来，我们只能买上一张车票，风雨兼程，紧赶慢赶，长亭短亭，逢年过节的时候，在故乡的温馨气息中，在乡亲的嘘寒问暖中，在兄弟姐妹的大声通报中，在子侄的拎取包裹中，在父母的殷殷唠叨中，去领受乡音乡韵的归宿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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