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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预测评说 中国图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第一篇 是与非 本篇提要：本篇比较全面、深入地讨论有关周易预测的理论是非问题，主要涉及三个方面，即迷信问题、骗术问题及学术地位问题。 第一章 迷信问题 第一节 科学与迷信 在批判迷信活动的宣传报道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断语：“科学与迷信是绝对对立的！”新华社的评论员文章也说：“科学和迷信从来是对立的”！应该说，在一定意义上，这话确实是真理，在现实生活的一定层面上，科学与迷信的界限确实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 但是，如果从理论的高度来看问题，上述两句话本身就不够科学，甚至违背了科学，违背了我们所信奉的科学世界观。因为这个“绝对”背离了辩证法，这“从来”则背离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也不符合科学发展史的实际。18世纪西方机械唯物主义者有一句名言，叫做：“是就是，非就非，除此之外，都是鬼话。”因为世界上的事物往往是复杂的，是中可能有非，非中也可能有是，而且由于人们在认识事物时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常常会出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的情况。所以唯物辩证法主张，人们看问题应当用历史的、辩证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分析，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以避免认识上的失误。当然，假如有人违背客观事实，有意地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则另当别论。 应该说，在我们的学术界，在我们的思想理论界，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科学与迷信的关系，一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在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地方，有时候也往往存在着问题。在对周易预测如何定性或如何评价的问题上，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 多年来，一些人总是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用这样两句话来提出问题。第一句话是：“周易预测是科学还是迷信？”第二句话是：“周易预测有没有科学性？”很明显，这两句话所包含的都是一个互不相容的选言判断。第一句话的意思是：“周易预测要么是科学，要么是迷信。”第二句话的意思是：“周易预测或者有科学性，或者没有科学性。” 显然，在这样两个判断面前，人们别无选择，只能取其一而弃其一。于是，人们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势不两立，互不相让，使周易预测的定性问题始终纠缠不清。改革开放以来掀起了“周易热”，这种纠缠不清的局面也就愈演愈烈了。 其实，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不过是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上走极端，都具有片面性，都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都不可能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回答问题。 拿否定周易预测的人来讲，基本上都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往往是文不对题，无的放矢。从学风上来讲，明显表现出两个毛病：其一，他们不是围绕周易预测的内在机理来探讨，而是谈论一些外在性的问题；其二，他们大多热衷于纯粹的思辩，往往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竭力回避实践检验这个实质性问题。实际上，他们的评论对周易预测所发挥的作用往往与他们的主观愿望背道而驰，往往激发起人们的好奇心或逆反心理，从反面促进周易预测热进一步升温。如果说周易预测在古代具有神秘性是古人造成的，那么周易预测在现当代仍具有神秘性，甚至加剧了神秘性，则是由某些术数家和某些理论家、思想家共同造成的。一些术数家是通过神秘其术来故弄玄虚，而一些理论家和思想家则是有意无意地再制造一些迷团，在周易预测那神秘的面纱外面再蒙上一层雾障，使人们越发茫然，越发困惑了。 事实上，从人类历史的进程来讲，科学与迷信有着不解之缘，科学正是从迷信中走出来的，或者说，两者的界限并非那么冰清水白，即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情况也还是如此。陈筠泉、刘奔《哲学与文化》一书指出： 宗教迷信的价值观念，不顾其发明者的主观意愿，常常导致非常有价值的发明。据李约瑟博士的考察，指南针的发明很可能是地卜的一种副产品：按照这些物件的散布情况来预测凶吉。据贝尔纳的说法，印刷术的发明和推广，在东方是出于复制道教与佛教的经咒之需要；在西方，只当供占卜用的纸牌盛行，才使大规模的雕版印刷术得以推广。正象在西方炼金术的迷信思想对化学的产生起了促进作用一样，在中国古代道士的炼丹术的幻想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历史上有许多起源于宗教仪式的东西，其意义并不限于宗教。美国学者罗伯特．路威在其《文明与野蛮》一书中，列举了大量事例来说明，“科学是生活的副产物”，历史上的许多发明和发现，原初并不是出于实利的目的，“是打侧门”、“打后门偷偷的溜了进来”的，是“绕大弯子绕出来的”。这方面的例子，要多少就能举出多少。(第51-52页) 这里对科学与迷信关系的考察自然是贯彻了历史的观点和辩证的思想，指出了科学与迷信的密切联系，说明从人类发展史的角度来讲，科学与迷信并不是绝对对立、判然可分的。同时，在这段引文里，还有一些可以进一步讨论的话题。罗伯特说“科学是生活的副产物”，但这段引文举的例子是说，一些活动是迷信的，但它的副产品是科学的。拿地卜与指南针的关系来说，指南针是科学的，那么地卜是否就一定是迷信的呢？ “地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是否就是“在地上进行的占卜”？既然有“地卜”，那么有没有与之相对应的“天卜”？邹学熹先生主编的《易学精要》一书指出：“卦字从圭从卜。圭，指土圭。《周礼》疏：‘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光。’卜，测度之意。《吕氏春秋》注：‘卜，择也。’择通测。古立八圭测日影，从四正四隅上测到的日影的阴阳变化，就形成了八卦的图象”（第79—80页）。 这里把测日影也称为“卜”，而且也是在地上进行的，似乎也应当叫做“地卜”。这样一来，“地卜”这个概念就相当复杂了。不过，如果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很可能”的判断，实际情况很可能是这样的：测日影这种“地卜”，按它“卜”的内容来看，很可能应当称为“天卜”。而在这个意义上，即不看“卜”的环境条件，只看它的活动内容，同时不把“卜”看成是“占卜”或“卜筮”，而是看成“测量”活动，那么与“天卜”对应的“地卜”，很可能就是“地测”，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地测量”。 推测起来，在“大地测量”这种“地卜”活动中创造指南针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比如说，古人在进行大地测量的时候，为了使测量工具在调整方向时比较方便，于是就用某种尖状物来支撑测量工具。而这种测量工具恰好是某种细长形的金属物，于是这测量工具在地磁的作用下，总是自动地稳定在南北方向。于是人们便由此而发现了地磁，并认识到可以利用地磁来为人们的活动服务，进而便发明了指南针。 而按照《哲学与文化》一书中所介绍的李约瑟的说法，把某些物件散布在地上就“很可能”发明了指南针，与大地测量活动比较起来，其可能性显然要差得多。同时，李约瑟先生所说的“地卜”，究竟是不是指“在地上进行的占卜”，很值得怀疑。而且，中国古代的“地卜”到底是一种什么情况，李约瑟先生也未必考察得那么准确。无论是一种什么情况，我总觉得，就“卜”的古义而言，把“地卜”理解为“在地上进行的占卜”，进而把它归入宗教迷信的行列，是多少有些靠不住的。 陈园《邵伟华四柱预测学入门》一书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即：迷信与科学都只是一种评价。该书说： 最富戏剧性的例子，是对中国古代方术之一——医学——评价的变迁。在新文化运动时代，中医曾与各种方术一样被归诸迷信之列。阴阳五行是迷信的大本营。结论是“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在这种评价的支配下，中医药曾遭到被取缔的厄运。 但后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根本的改变，“迷信”一跃而为“科学”。中医药作为一种事实，其本身并无丝毫改变，所改变者，只是对它的评价。在这里，迷信或科学只是一种评价。 （第6—7页） 显然，如果陈园简单地说“迷信或科学只是一种评价”，那当然是一个很成问题的论断。但因为论者在前面加了“在这里”几个字，加了必要的限制词，是针对中医学的评价问题这个特定事实而言，所以这句话在这里还是很有道理的。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在科学与迷信的关系上，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其一，很多科学的东西原本是从迷信的东西里面产生的；其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或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迷信的东西有可能被带上科学的帽子，科学的东西也有可能被带上迷信的帽子。因此，在科学与迷信的关系问题上，简单化是要不得的。周易预测之所以被一些人视为迷信，实际上正是简单化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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