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唐罗城形制与运河的关系—兼谈隋唐淮南运河过扬州唐罗城段位置

　　内容提要：扬州唐罗城因河而市、因市而城，既是一座因运河而生的城池，也是一座因地制宜规划而成的城市。本文介绍了扬州唐罗城的城墙和城壕、中轴线、城内格局以及相关运河概况，探讨了隋唐时期淮南运河过扬州唐罗城段之位置，认为扬州唐罗城四至范围和中轴线与隋唐及其以前开凿的运河有关，扬州唐罗城的形成与其周边水系的发展变化相辅相成；隋唐时期扬州城的形制既受当时两京形制影响，又具有以运河为中心围筑城池、交通水陆并行等诸多南方城市的特色，还带有从中古封建封闭型里坊制城市，向以近世经济生活为主的开放式城市格局过渡的特征；隋唐时期淮南运河过扬州唐罗城段之位置，或即在扬州唐罗城中轴线的汶河一线，然尚不能排除在汶河西侧二道河一线的可能性。唐扬州城因其处运河咽颐的特殊地理位置，随着水运贸易的繁荣而逐渐发展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会。

　　扬州城历经春秋吴邗城、楚汉六朝广陵城、隋江都宫和东城、唐扬州子城和罗城、宋扬州三城、明清扬州二城等主要阶段，其城池的始筑、扩建、发展、形成与历代开凿的运河以及长江北岸线南移所带来的陆地向南扩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扬州城在不同历史时期均因与运河相关的经济活动而繁荣发展，是一座因水而生、缘水而兴、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多元文化城市。从文献记载、历史地图（图一）、相关研究以及现代地图上的标识来看，与唐罗城城池位置相关的河道主要有春秋吴邗沟、汉代运盐河、东晋欧阳埭、隋代邗沟及唐代的官/ 市河、宝带河、伊娄河、七里港河、曲江等，与宋代的宝祐城、夹城、大城相关的有壕田河、堡城河、魏家冲、潮（漕）河、二道河、保障湖和“邗沟”等，与明清扬州城相关的有古运河、北护城河、小秦淮河等（图二）。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在扬州所筑邗城仍然不见踪影，邗沟的位置也尚存争议，然而邗沟和邗城是扬州城因运河而发展并兴盛的基础，战国时期的楚广陵城或即以邗城为基础向西发展。其后，汉代的吴王刘濞开运盐河，奠定了扬州作为盐铁转运枢纽的基础，汉广陵城或转而向东发展；六朝至隋唐时期，因长江北岸线的逐渐南移而又改为向南发展，隋淮南运河的开凿为唐代扬州城经济的繁盛奠定了基础；宋代以后，运河不再流经扬州城内。

　　一扬州唐罗城形制与运河的关系

　　隋代江都已有“重城”之称，其所指或为隋江都宫和东城。与罗城城圈相关的考古发掘结果说明，当时的蜀岗之下可能已有居住区而没有“城”。唐代以前，扬州的城池位于蜀岗之上，唐时方在蜀岗之下修筑了罗城。蜀岗以南淤积出的大片土地、安史之乱带来的大量南迁人口使得扬州经济继续繁荣发展，继而在蜀岗之下出现了沿河为市、商业繁盛的城市—罗城。关于扬州唐罗城的始筑年代依然缺乏确切的证据，目前还只能说初唐时期可能尚未修筑，盛唐时期或许已有，750 年（玄宗时）或758 年（肃宗时）之前应当已经存在，783 年（德宗时）有了修缮记载。

　　扬州唐罗城西城墙外（西）侧的宝带河为罗城西界；城内的格局与流经城内的保障河、汶河、邗沟、浊河等关系密切；城外西、南部有扬子津、欧阳埭、伊娄河等，城外东南和东部有七里港河、古运河、曲江、京杭运河以及流向湾头的河道等（图三）。

　　（一）扬州唐罗城四至范围与运河的关系

　　扬州唐罗城的平面形状呈南北较长、北城墙不甚规则的竖长方形，城门较多且东西两两对应。

　　罗城北城墙的西段即子城南城墙，长约1962 米；东段受蜀岗东南缘地势影响，不甚规整，西半作西北－东南方向，东半基本呈东西向，合计长约1384 米。罗城北城墙东段东半外（北）侧的城壕依稀可见，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局部揭露出该段城墙及其北侧的城壕，城壕的上限或可早至汉代。罗城北城墙和东城墙连结位置（原东风砖瓦厂，现瓦窑新村）以东，现仍有流向东似可与茱萸湾的河道连结的东西向河道。该段城壕及其以东的河道，或与《扬州古港史》“唐扬州城平面示意图”中经禅智寺附近流向湾头的东西向河道相关，是否与刘濞运盐河西端至广陵城东洛桥之间的河道有关，尚有待研究。需要注意的是，后世开凿运河利用河线故道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必须注意到，在相关运河开通之前，其河线所经之处原来或曾有河道。

　　罗城东城墙长约4345 米，位于古运河西侧的泰州路西侧、高桥路以西一线，其东侧南段有河道遗迹，东侧北段有现代河道。此处的河道遗迹并非是指明清时期扬州城的东城壕（即古运河），而是位于泰州路西侧的古河道遗迹。在盐阜路和泰州路（泰州路的路基即为明清时期扬州城的东城墙，其东侧即古运河）交汇口西南侧的考古发掘中找到了一条不晚于元代的南北向河道遗迹（图四），且其与南侧扬州唐宋城东门遗址的东台地（该台地东侧即为泰州路）西侧的城壕在南北一线上。或受此古河道的限制，罗城的东城墙只能是在此河道遗迹的西侧。在古运河东折处以北，还有一条南北向的河道沿着东城墙北部一直向北，与罗城北城墙以东向东的河道连结。上述罗城东城墙东侧的河道遗迹和现存的河道应该就是罗城的东城壕，该河道是否与七里港河相关，值得再探讨。

　　七里港运河，源自扬州城南的七里港，为宝历二年（826 年）王播所开。“《旧唐书·王播传》：‘播复领盐铁转运使。时扬州城内官河水浅，遇旱即滞漕船。乃奏自城南阊门西七里港开河，东向屈曲，取禅智寺，通旧官河，开凿稍深，舟航易济，所开长一十九里。’《新唐书·地理志》：‘宝历二年，扬州江都漕渠浅，输不及期，盐铁使王播自七里港引渠东注官河。’此邗沟运河由城南引江济运，漕船不复由城内官河之始。”可见在七里港河开通之后，漕船方不过城内官河。虽然“官河”所指为何并不明确，七里港河的河线具貌不详，然而“取禅智寺”已说明其流经位于罗城东北角以东的禅智寺，或与泰州路西侧的罗城东城壕相关，并与罗城北城壕及其以东河道连通。换言之，由于七里港河的开凿时间明确要晚于罗城的形成时间，因此，若七里港河的南北向河段与罗城东城壕相关，七里港河新开凿的部分可能就只是城南七里港至罗城城壕之间的部分。

　　罗城南城墙长约3238 米，从现地貌来看其南侧亦有城壕。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齐澣所开的伊娄河从瓜洲引长江水入运河。伊娄河虽与罗城南城墙无关，但应该也是制约罗城西南界位置选择的因素之一。扬子津以南的古运河是否与“江都水断”的故道有关，也有待研究。至于东晋欧阳埭至广陵城的“六十里”，由于东晋广陵城尚未发展到罗城南城墙一线，因此推测与欧阳埭相关的河道或许到了广陵辖地，然与罗城南城壕无关。

　　罗城西城墙长约4153 米，其北部有西水门、九曲池，其外（西）侧现为宝带河一线。罗城西城墙与子城西城墙基本在一条正南北方向的直线上，而子城西墙由来已久，蜀岗古城西城墙和罗城西城墙连结处的水位高差较大，因此推测子城西城墙的位置对于罗城西城墙位置的确定具有规划意义，罗城西城壕或与罗城西城墙同期规划开挖而成。换言之，罗城西城壕当形成于唐代，宝带河一线是隋唐时期淮南运河过唐罗城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罗城最终出现于子城的南、东南方，而并未出现在子城以北或东西两侧，究其原因，除了将首脑机关设置在地势较高的西北、沿袭传统的城市选址多北高南低的“相地”理论之外，还受到了蜀岗和长江之间实际地形、航运和漕运经济以及与之相关的运河位置的强烈影响。罗城的规划空间被包含运河在内的多条河道所制约，它的出现与当时经济的迅速发展密不可分，其筑城位置的选定、四至范围与其前开凿的运河河线有关。

　　（二）扬州唐罗城城内形制与运河的关系

　　扬州唐罗城的形成或是因河而市、因市而城，罗城与其周边水系的发展变化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罗城内的街道和河道构成了基本呈斜网格棋盘状的水陆交通网。

　　在五代后梁到南唐时期敦煌僧人范海印和尚瞻礼各地佛寺和名山胜迹的记录《诸山圣迹志》中，说扬州“都城周围六十余里，四面十八门。南北一连，十字江水穿过。东西十桥，南北六桥。凡一桥上，并是市井。林园地宅连翼甍，战桡楼船窥翳渚。”可见，扬州城多水多桥多船、市井并立、园林众多等诸多南方城市的特征，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然而，在注意扬州城诸多南方城市特点的同时，亦应留意到罗城除了北城墙之外的城墙方向基本上呈正方向（因以北斗、南斗定方向，且有纬度的差异，略有偏角是必然的）、城内南北向道路略呈西南－东北方向有偏角、城内河道较多之外，总体平面形状近乎纵长方形、城内街道呈网格状而非放射状分布且东西向街道基本呈正方向，明显也具有北方型城市棋盘状格局的特点，这当与隋唐大运河所带来的北方文化关联甚深。扬州城整体形状不甚规整，是由于扬州城建历史沿革较长，因地制宜进行城市建设的情况较多。

　　扬州唐罗城的这种城市格局，特别是南北向道路偏角的出现，当是受到河道及水流方向的影响。因为水流除了受地势地貌影响之外，还会受到引力影响，而自然形成河道多有偏角。罗城内河道虽略呈西南－东北方向，但偏角稍小，由此亦可推测罗城内的不少河道是人工开挖或部分开挖连通自然河道而成的。在修建城池之前，罗城范围内已经有包含运河在内的众多河道，水运也早就成为当地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修建城池虽然可以按照正方向规划并修建城墙，但由于不能改变流经城内的河道的方向，故而因地势、地貌来规划城内街道就是在所难免的，这也是罗城内道路网的平面呈斜网格棋盘状的原因。尽管这种斜网格状道路网与北方城市规整的棋盘状道路网有所区别，然而与南方城市较为散乱的道路网相比，还是较为规整的。唐扬州城虽有坊、里，不过许多坊在城郊而不在城内（图五），并且迄今为止尚未在罗城内发现坊墙存在的迹象。

　　另外，扬州唐罗城的规划建设中是否完全按照坊里制度来设置“坊”并修建有坊墙，也是一个需要商榷的问题。宿白先生指出，隋唐时期都城类型城址“大部分坊的面积一致，约0.5 平方公里，这是沿袭了北魏洛阳城的坊制”，并以唐北都太原城遗址为例，“参考《新唐书》关于北都城‘长四千三百二十一步，广三千一百二十二步’（长约6 公里，宽约4.33 公里）的记载，大体复原了它的轮廓”，推测出“ 北都的坊也是0.5 平方公里左右，它的整体布局，大约是东西六坊，南北九坊的六九之制。”以罗城南城墙（长约3238米）、罗城东部南北垂直方向的长度约4323 米（东城墙长约4345 米，西城墙长约4153 米；因东城墙略斜，东城墙长出西城墙的垂直长度约170米，故以西城墙长度4153 米加上170 米为4323 米）计算，若按照《扬州城—1987-1998 年考古发掘报告》“唐扬州城图”那样较为规整地总体上划分为东西5 坊、南北13 坊，暂不考虑街道、河道、城墙偏角等因素，则罗城1 坊东西广约648、南北长约332 米、面积约0.215 平方公里。拙见以为，城址的复原确实需要考虑地方特色，然而不宜在承认基本制度的同时却又过于强调特色。扬州唐罗城内确实有作为居住单位的“坊”，然而是否区划规整甚至筑有坊墙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需要有规整地划分“坊”的理论依据。上述扬州唐罗城内坊的复原不合1 坊面积约0.5 平方公里的基本制度，且其东西5 坊、南北13 坊的划分虽与唐洛阳城（南部东西向13 坊）东西向坊数为奇数相同，但与唐太原城（总体上东西6 坊、南北9 坊）、唐长安城（总体上东西10 坊、南北13 坊）东西向偶（阴）数、南北向奇（阳）数坊的布局方式有所不同。

　　其次，作为居住单位的“坊”当与规划有序、筑有坊墙的“坊”有所区别。对扬州城坊里名称相关的考证说明其坊并非全在城内，相关的坊、里可能只是居住单位的名称。扬州唐罗城是因“市”而形成的，先前存在的较多基本自然形成的“市”的存在必然影响到后来出现的“坊”的空间划分，因此不宜按照复原出来的街巷在地图上做简单的分割。从罗城的城门、城内街道和河道等影响城内形制布局的因素来看，规整地划分坊并修建坊墙或是不甚现实的。

　　第三，唐至明清时期的扬州城是一座经济发达的城市，受制于城内纵横交错的河道，城内总体形制发生较大改变的可能性或较小。唐罗城内若有坊墙或许会对其后宋大城及明清城的城内形制产生影响，因此若要在罗城复原图上划出规整的“坊”及其坊墙，或有必要阐明如此规整的坊墙在唐代之后的废弃或沿革状况。

　　（三）扬州唐罗城中轴线与运河的关系

　　穿过罗城内的“十字江水”中与子城东城壕南段成南北一线的部分，略呈西南－东北方向，该河道或即过罗城的部分唐代官河，其沿线似为罗城的中轴线。

　　汶河玉带河一线、蜀岗古城东城墙南段的方向分别约为175 度、12 度，均略呈西南-东北方向。玉带河北端（凤凰桥西侧）、“邗沟”南北向河段的南端（螺丝湾桥西侧）之间，现地表上已不见河道，不过在其间有“钻探出的古河道”；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该“钻探出的古河道”附近（原体育学院内）配合基本建设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时，揭露出了面向东或西的南北向唐代房址，该房址与1992 年在新华中学遗址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屋门或向东的房址在时代、朝向上近似。扬州城南门遗址至蜀岗古城东南角的连线，沿线自南向北经过考古发掘的有扬州城南门、文化宫、新华中学、大东门街、开明桥、子城东南外拐角和罗城墙连结处等地点，相关遗址及出土遗物均不早于唐。由此推测，在“邗沟”南北向段的南段和玉带河与漕河的交汇口之间，曾有过不晚于晚唐时期的河道存在，汶河在晚唐以前或与“邗沟”南北向段贯通。扬州城南门遗址至蜀冈古代城址城圈的东南拐角之间距离约为4600 米，该线或即罗城内繁华一时的“十里长街”。

　　综合来看，罗城西城墙在子城西城墙向南延伸线上，长度（约1375 米）接近子城西城墙的3 倍；子城东南外拐角到罗城城圈东北拐角的水平距离约为1280 米，而罗城南门到罗城城圈西南拐角长约1345 米（其间水平距离约为1333 米）；罗城北城墙的位置应该会受到蜀岗东南缘地形甚至汉代运盐河的影响，而罗城东城墙、南城墙的位置选定或许还受到了其他河道的制约。或可认为，罗城平面形状有以纵贯罗城的官/ 市河和横穿唐扬州城的东西向河道构成“十字江水”的规划思路，即罗城是以子城西城墙向南的延伸线为罗城西界，以流经子城东南角的南北向官/ 市河及沿河形成的“十里长街”为中轴线。然而，由于十里长街沿河，南北向偏角较大，在其南、北两端分别向西、向东扩出的宽度需要基本近似才能形成竖长方形的城池，因此以子城墙东南角为基点向东扩出中轴线北端西侧宽度的2/3，以子城墙西南角为基点向南扩展出子城西墙3 倍的长度，如此才刚好能形成较为规整的竖长方形城池。罗城的平面形状，或可看作是由两个较为近似的梯形，以略呈西南－东北方向的十里长街为斜边，一正一反拼合而成的。

　　据《旧唐书·地理志》载，“江阳贞观十八年，分江都县置，在郭下，与江都分理”，可知江阳县辖境原属江都。江都县、江阳县的设置在隋代已有，扬州唐罗城形成后以中轴线为界划分为江都县、江阳县的情况与唐长安城的长安县、万年县类似，此亦反映出扬州城是一座规模较大的都城级城市。清《（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三十·古迹一·江都》中有“江阳县城北，齐增置江阳郡与广陵郡并治；隋开皇十八年改江阳郡为邗江县，大业初复以邗江县为江阳县；唐初并入江都，贞观十八年，长史李藻奏：割合渎渠以东九乡复立焉”，江阳县和江都县的境界或即合渎渠，而合渎渠即唐代官河。罗城的中轴线或与江都、江阳两县的界河相关，该中轴线很可能是以隋江都宫以南的淮南运河段的河线规划而成的。

　　二隋唐时期淮南运河过扬州唐罗城段位置推测

　　经由运河的漕运线路与扬州城的位置关系在唐宋时期有逐渐东移的现象，盛唐时期是穿罗城而过，中晚唐时期开始绕着罗城的南、东而行，宋代则离城较远。到了元代，漕运则多经海路。漕运路线与经济技术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迁移是息息相关的。唐罗城的城壕、城内及其周边的运河，同样也是当时商业经济运输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隋唐时期的淮南运河过扬州唐罗城段之所在位置仍然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 年），“开邗沟从山阳至扬子入江”，更名为山阳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开邗沟至山阳，通淮至于扬子入江，仍名邗沟，后世称之为淮南运河；随后又开通了通济渠（唐称广济渠，宋称汴河）、江南运河，形成了沟通江淮河海的大运河；唐代扬州的运河即史书中的“官河”，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润州刺史齐澣从京口埭开伊娄河至扬子镇，将淮南运河从扬子渡延伸到了瓜洲，至此淮南运河定型。隋唐大运河的开通，将丝绸之路的东端从洛阳延伸到了扬州。

　　关于淮南运河过唐罗城段之所在，李裕群先生在《隋唐时代的扬州城》一文中指出，扬州水系多与漕运有关，罗城内有两条南北向河道，一条东西向河道，东西向河道和西侧南北向河道在唐末以后即废；西侧的南北向河道在蜀岗古城南门之南与浊河交汇，其南段后为宋大城西城壕，因其北端正对蜀岗古城南门，故推测其或与隋炀帝所开运河相关；东侧南北向河道经罗城南门向北，在蜀岗古城东南隅与蜀岗古城东城壕连接成一线，该河道从中间贯穿整个罗城，或是在春秋吴邗沟的基础上开凿的；东西向河道位于蜀岗南侧的罗城北部，即古邗沟，或称山阳读，其出城处有东水门、西水门。

　　若从与唐罗城相关的水道的方向来看，隋唐时期淮南运河过唐罗城段之河线位置所在有4 种可能，自西向东分别为：宝带河一线、二道河一线、汶河一线、罗城东城壕一线。以下，从隋及其以前的河线位置、唐至明清时期的河线位置等方面入手，就淮南运河过唐罗城段河线的位置略作忖度。

　　（一）基于隋及其以前河线位置推测

　　从商周直至明清，由于长江北岸线不断南移，在长江与蜀岗古城之间的冲击平原上，自北向南先后开凿了较多的运河。从长江北岸线、运河、五塘等方面的变化发展梳理扬州历史水系的变迁，可以看出扬州城与春秋时期邗沟、隋代山阳渎与邗沟、唐代七里港河等运河、宋代大运河、江岸与湖泊水系等不同时期水道的关系（图六）。

　　春秋时期的长江口在扬州以下是开阔的海湾，扬州以上才具江型，当时的长江北岸线就在蜀岗南缘一线；由于水面宽阔，今扬州与镇江一带长江不能径渡，过江要到今扬州的上游，因此，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渡江北上也要在江南沿江西行，至“江乘”附近渡江，然后沿江北东行至今扬州一带北上；而在长江北岸上，漫滩发育，吴王夫差即在蜀岗之下开凿人工运河邗沟以便通行；由于蜀岗以南冲积平原还未完全形成，邗沟与江岸线距离不太远，可以依据邗沟开凿的路线和位置确定长江北岸的走势。换言之，公元前486 年夫差所开邗沟极有可能亦是利用了之前沿着蜀岗南缘的长江故道北侧线。笔者从文献和考古发掘的角度，推测古邗沟当是沿着蜀岗东南缘的河道，在蜀岗南缘呈东西向，在蜀岗古城东南外拐角处折向北流，现代地图上的“邗沟”西段应与古邗沟相关。

　　由于邗城与邗沟以及蜀岗下长江的位置关系，楚广陵城只能向西发展，汉代也只是向北扩建，六朝广陵城基本沿用了汉广陵城。考古发掘的成果已经证明了楚、汉广陵城的位置关系，并且明确了扬州广陵城时期城墙保存最好的是汉广陵城的，汉广陵城的基础始筑于汉初。基于运河的开凿及地理环境的限制，广陵地区在汉晋南朝时期先后向东、北、西三面发展，吴王刘濞改筑扩建广陵城，并于汉文帝元年（前179 年）前后开始开凿茱萸湾（今湾头）向东经海陵仓（今泰州市海陵区）到如皋蟠溪（东陈家湾）的运盐河，奠定了其后扬州因盐运、漕运业兴盛的基础，为扬州的向东发展提供了动力；汉献帝建安二年（197 年）陈登任广陵太守期间在广陵西开陈公塘，并对邗沟进行了改道（即邗沟西道），消减了邗沟的弯度，改善了广陵港由江入淮的航行条件，扬州得以向北发展；晋穆帝永和年间（345-356 年），“江都水断，其水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欧阳埭至广陵城的水道，使得扬州有了向西发展的可能。

　　隋代以前，受地理、人口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扬州的城池基本局限在蜀岗东南缘。到了隋代，由于伐陈的需要和隋炀帝对扬州的挚爱，特别是隋淮南运河（淮南运河）的开通，扬州才开始迅速发展。据《隋书》记载，开皇七年夏四月，文帝为了征伐南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漕”，北起山阳（今淮安），东南经射阳湖接邗沟，再次沟通了山阳、江都之间的运道。隋炀帝继位之后，先后迅速完成了营建东京、巡历淮海、开凿邗沟、修江都宫、建造船只等一系列“大业”。据《通鉴》记载，隋炀帝大业元年（605 年）“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此邗沟由江都茱萸湾入高邮樊汊，以达于淮之始。扬州自此作为水运枢纽而尽显优势，隋淮南运河的开通，为扬州城跃升为隋炀帝之行都—江都宫打下伏笔。

　　综合相关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研究的结果来看，笔者倾向于沿着唐罗城中轴线的汶河一线可能就是隋唐时期淮南运河过唐罗城段。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唐代的漕运在七里港河开通之前是经过罗城内的，此前应沿用了隋淮南运河过唐罗城段，因此，隋淮南运河流经罗城范围之内的可能性较大；其二，唐代官河一线基本上是罗城的中轴线，其与流经东水门的城内水系以及城南的扬子津、七里港运河等连通，与罗城的关系相对更加密切。唐代官河沿线或有较多与漕运相关的卸货码头，故而才在罗城内的唐代官河沿岸形成了繁华的“十里长街”。

　　作此忖度并非完全否定二道河一线亦与唐代官河有关。主要原因有三：首先，二道河一线方向约177 度，近乎正南北方向，其南端过罗城南城墙处发现有砖木结构的水涵洞遗迹，城墙以南的河道东侧现有仍为水塘的荷花池，因此从二道河一线的河道方向与扬州城遗址的沿革关系来看，二道河一线的河道或并非完全是自然河道；其次，二道河一线位于隋江都宫和东城（其范围即扬州蜀岗古代城址）中间之下向南的南北一线上，而位于罗城西部中间，与蜀岗城址关系相对密切；再者，从根据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中二十四桥相关记述所成之图来看，二道河一线上有北三桥、中三桥、南三桥，该河道在唐代或北宋时期还是南北一线贯通的，加之二道河一线在过罗城南城墙处有唐代水涵洞，因此基本可以认为二道河一线的河道出现时间或不会晚于唐。

　　隋大运河的开通确立了扬州在水路交通转运中的地位，揭开了唐扬州城鼎盛的序幕。隋炀帝一系列“大业”的完成，使得扬州尽显其水运枢纽之优势。随着唐帝国步入兴盛期，扬州城因其位处“淮南江北海西头”，是江北运河的南端，更因其是能“控荆、衡以沿泛，通夷越之货贿，四会五达”的东南地区之水陆“咽颐”之地，成为漕运线上的交通枢纽和重要的货物中转站。

　　（二）从唐至明清时期相关河道的河线位置推测

　　据《旧唐书·齐澣传》记载，齐澣于“‘开元二十五年（737 年），迁润州刺史，充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润州北界隔吴，江至瓜步沙尾，纡汇六十里，船绕瓜步，多为风涛之所漂损。澣乃移其漕路于京口塘下，直渡江二十里，又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自是免漂损之灾，岁减脚钱数十万，又立伊娄埭，官收其课，迄今利济焉。’此邗沟运道由瓜洲入运之始。”然而，唐代文献中对唐代官河、漕河、市河的概念不十分清楚，如杜亚所述的官河亦称漕河，王播所开的官河又称市河，但总的都称漕河，这些河道都和运河相通，应是运河的一部分；唐代运河主航道的流向，据《广陵通典》所记，大体上在开伊娄__河后，由瓜州进入，自南而北过扬子桥，到大明寺蜀岗之下（即子城南濠）沿邗沟故道，折向东，横贯罗城，到禅智寺南桥接湾头通扬运河，再折向北上，因此它的北端向东一段是和《通鉴·隋纪》“邗沟，贯今扬州城中”，《方舆胜览》引《元和郡县志》“漕河贯城中，即邗沟也”，《旧唐书·杜亚传》“濬渠蜀岗，起堤贯城”等所言是符合的；唐代运河是贯城而过，并非绕城而过；现存城南向东绕城的运河应是宋代以后才另开的。

　　从罗城与宝带河、古运河等的位置关系来看，宝带河一线在罗城西城墙外（西）侧，或是与罗城西城墙同期规划在唐代开挖而成的，即宝带河河线出现的时间或晚于隋淮南运河的开凿时间，故其当与隋淮南运河无关；而古运河以及泰州路西侧的河道遗迹与扬州唐宋城、明清城有较多关联，其出现的时间亦当晚于隋淮南运河的开凿时间，因此其或与隋唐时期的淮南运河没有关系。

　　据《宋史·河渠志》记载：真宗天禧二年（1018 年），“江淮发运史贾宗言‘诸路岁漕，自真、扬入淮、汴，历堰者五，粮载烦于剥卸，民力罢于牵挽，官私船舰由此速坏。今议开扬州古河，绕城南，接运渠，毁龙舟、新兴、茱萸三堰，凿近堰漕路，以均水势，岁省官费十数万，功役甚厚。’明年，役既成，而水注新河，与二堰平，漕路无阻，公私大便。”又，《宋史·真宗纪》：天禧三年（1019 年）六月，浚淮南漕渠，废三堰。四年（1020 年）春正月丙寅，开扬州运河。此扬州运河废三堰，开新河，即今城南有运河之始。说明北宋时期的真扬运河开在城南，不再贯穿城市。换言之，从唐七里港运河开通开始，漕运开始少走城内；从北宋真扬运河开始，加之宋大城城池的缩小，漕运已经基本不过城内了；而到了南宋时期，由于政治中心移至江南，江淮之间兵燹频仍，漕运衰微，隋唐大运河扬州段因缺少疏浚整治而逐渐衰落。

　　三结语

　　中国汉晋直至隋唐的历史发展，奠定了扬州城兴盛所需要的天时、地利、人和。扬州唐罗城的出现，是因为长江北岸线南移带来了较大范围的土地，加之安史之乱造成的大规模北人南迁，在没有整体规划的情况下，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在蜀岗下首先出现了沿运河自然形成的繁华的商业区，尔后才出于防卫、管理的需要而在子城南侧围筑了城墙，进而一跃成为当时仅次于两京的经济城市及国际都会。扬州唐罗城既是一座因地制宜规划的城市，也是一座因运河而生的城池。

　　历史上的南北分裂时期，扬州城归属于南方政权的时间较长，这或是因为扬州虽然位处江北，但其与淮河之间有邵伯湖、高邮湖等较多湖泊，加之包含运河在内的众多河道纵横交错，使得扬州与北方的水路交通虽然便利但不利于行军打仗；并且，北方文化随同政治、经济等的南进而融入江淮之间，使得扬州的城市文化有更加接近于北方的一面。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扬州在地理、气候上更加接近于江南，故而扬州才成为南方政权抵御北方进攻的桥头堡或南北拉锯争夺之地。

　　隋唐时期的扬州城兼具南北方城市的特征，既受到当时两京形制的影响，又具有以运河为中心围筑城池、城内桥梁众多等诸多南方城市的特色。从罗城的四至范围、中轴线及东西轴线的规划等方面来看，其总体形制具有北方型城市格局的特征；同时，其形成与河道和历代开凿的运河关系密切，河道较多导致的城内道路网呈斜网格状分布、城内交通水陆并行等特点，则是南方地区依从自然、合理巧用、因地制宜进行城市规划建设所致。隋唐时期长江北岸线的较快南移、大量的北人南迁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迅速发展还带来了城市形制转变的需求，最终使得扬州唐罗城不但兼具南北方城市格局的特征和多元化的城市文化，亦带有从中古封建封闭型里坊制城市向以近世经济生活为主的开放式城市格局过渡的特征。

　　从《读史方舆纪要》中说唐宋时期长江北岸线的变化情况来看，汉至隋时期长江北岸线可能也在不断向南退缩。并且，似可推测修建欧阳埭的起因“江水中断”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可能是长江北岸线的南移，欧阳埭到广陵城的河道可能就是春秋至汉代的长江故道北侧；唐伊娄河、七里港河也可能是利用了南朝至隋代的长江故道北侧。《扬州水道记》图中雷塘到长江之间的河道数量（包含扬子江在内），在图一“吴沟通江淮图”、图二“汉建安改道图”中是一条，在图三“晋永和引江入欧阳埭图”、图四“晋兴宁沿津湖东穿渠图”、图五“隋开皇改道图”中是两条，在图六“唐开元开伊娄河图”中是三条，在图七“唐宝历开七里港河图”中是四条，在图八“宋湖东接筑长堤图”则增加至五条，这当正是长江北岸线不断南移、后世在之前长江故道北侧上开凿运河的写照。

　　运盐河、邗沟西道的开通使得盐运业与邗沟关联，既奠定了扬州盐铁转运经济基础，也为后来隋江都宫的营造、唐淮南大都督府和盐铁转运使的设置、杨吴在此定都奠定了物质基础，运盐河的开通是扬州城走向兴盛的重要标志。隋淮南运河的开凿，使得扬州位居长江与江南、江北大运河的交汇点，成为全中国南北经济交通的一处重要枢纽。以隋大运河的开通为转折点，随着南北经济的发展沟通与平衡，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扬州城亦因长江北岸线的南移而得以继续向南迅速发展，扬州港作为位于长江、大运河交汇口并且靠近大海的城市在内河航运的重要性也更加突出，扬州这座运河城市在海上交通路线和国际贸易上的地位也随之日益彰显。在水运交通迅速发展、国际贸易日渐扩大的背景下，与之相对的汉代以来的传统的丝绸之路却因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而被阻扰，陆路贸易运输的不便等原因促使海上贸易得以进一步繁盛发展。

　　总之，扬州唐罗城的形制与运河关系密切，淮南运河过扬州唐罗城段的河线位置在汶河一线的可能性较大。丝绸之路的东端在洛阳，隋唐大运河将其延伸到了扬州。隋在扬州先设总管府后置江都郡，随着隋淮南运河的开通和使用，扬州经济迅速再次发达，并因江都宫和东城等的营建一度具有了行都的地位，奠定了唐代扬州步入鼎盛的基础。隋唐时期的扬州城是一座位于隋唐大运河乃至国内水运关键节点的城市，也是一个通过河运将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连结起来的国际贸易中转站式的重要港口。

（作者：汪勃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9年第2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