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年砍柴 曾国藩、李鸿章师徒在清末大臣中，是比较通晓洋务的有识者。但这种见识不是一入仕途就具备，而是在与洋人打交道中，不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才取得的。可以说，学费不低。 以曾国藩为例。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月十六日给父母的家信中，涉及到朝廷大事，有这么一段叙述，今天读来，不禁哑然失笑。 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四月十五日上谕甚嘉奖，兹付呈）。李石梧前辈告病。陆立夫总制两江，亦极能胜任。术者每言皇上连年命运行劫财地，去冬始交脱，皇上亦每为臣工言之。今年气象果为昌泰，诚国家之福也。 写这封家信时，曾国藩任礼部侍郎。当时还没有专门办理洋务的总理衙门，天朝将外国视为前来朝贡的藩国一样，由礼部和理藩院负责接待外国和藩国、属国的贡使，处理一切“夷务”。作为主管“夷务”的礼部堂官，曾侍郎的见识亦是那样的浅陋。 这段话中说到的第一件大事是与英国人交涉英领事进广州城的事。徐总督指的是徐广缙，安徽太和人，道光二十七年任广东巡抚，道光二十八年升任两广总督。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五口通商，条约中文文本相关规定如下： 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与各该地方官公文往来；令英人按照下条开叙之列，清楚交纳货税、钞饷等费。 这一款明确说了，英国的领事及属官可以进入这五个城邑居住。其他四城按条约办理，允许英国领事进城，唯有广州一城，士民排外势力甚大，认为让洋鬼子进广州城居住那是奇耻大辱，坚决不同意。 皇室宗亲爱新觉罗·耆英在道光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任两江总督 (1844年3月19日 - 1848年7月4日) 时，对英国人领事进城的一再请求，采取的是笼络加拖延的办法。他将英国首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代表及商务总监璞鼎查的大儿子认作干儿子，并且拿广东人强烈反对英人进城闹不好会引起民变来说事，以为对方安全考虑请英国人从长计议，不要急着进城，并相约两年后让英人进城。英国人听从了耆英的建议。 可是，事情不可能永远拖下去，英国人办事是很认真的，捣糨糊只能糊弄一时呀。历任广东按察使、布政使并于1845年升任广东巡抚的黄恩彤（山东宁阳人）看得清清楚楚，他认为想依靠民众的力量来组织英国人进广州城是不靠谱的，如此评论道： 一二粗通文墨、不安本分、不知谁何之人，徒欲假忠义之名，自快一时之笔舌，今日标红单，明日出白帖，刊刻张贴，欲以空言吓夷胆，不知区区伎俩，早为洋人窥破。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也。 这种向民众忠君爱国之热情泼冷水的说法，自然不讨喜，被视为近乎汉奸之论。道光二十六年黄恩彤遭时论斥责，被参劾降级使用。和洋人打交道多年的耆英心里也清清楚楚，但有些话不能对皇帝明说。道光二十八年，他请入觐，然后留京供职，离开了广州这个是非之地，两广总督这个烫屁股的职位给了徐广缙。 徐广缙是位敢于担当的高官，他上任后对英国人进广州城的请求，可没有老滑头耆英那样软弱，而是态度强硬。英国驻华公使换成了文翰，文翰要履行耆英曾经答应两年后允许进城的约定。徐广缙仍然以民情汹汹反对洋人进城来应对，并伪造了一封道光的上谕来让英国人死心。这道糊弄洋人的假上谕里有这么两句话：“民心之所向，即天命之所归。今广东百姓，既心齐意定，不愿外国人进城，岂能遍贴誊黄，勉强晓谕。中国不能拂百姓以顺远人，外国亦应察民情而纾商力。” 英国1842年在第一次阿富汗之战中败北，损兵折将，支出了超过1.5亿英镑的巨额军费（约相当于当时英国1年半的财政收入），1847年国内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还没有做好在远东对清帝国采取强硬措施的准备。文翰通告在广东的英国商人，不要强行进广州城，并对徐广缙表态，进城一事可先搁置不议。 徐广缙以为英国人终于知难而退，便向道光帝上奏说英夷从今往后不再提进广州城的事了。道光帝好不容易盼到了一个难得的喜讯，于是下旨将徐广缙大大地夸赞一番：“昨英酋复申入城之请，徐广缙等悉心措理，动合机宜。入城议寝，依旧通商。不折一兵，不发一矢，中外绥靖，可以久安，实深嘉悦！”特赏两广总督徐广缙双眼花翎、世袭一等子爵，特赏广东巡抚叶名琛为世袭男爵。广州阖城士民热烈庆祝这次对洋人的重大胜利，集资盖牌楼以示纪念，并以士绅的名义恭献“众志成城”之匾额给徐总督、叶巡抚。 曾国藩在家信中向父母禀报了这件让皇帝“嘉悦之至”的大喜事，可见当时朝野上下公认徐广缙是会办事的能吏。李石梧即湘阴人李星沅，时任两江总督，因长子李杭病逝后他悲伤成疾，请假回家养病，接任两江总督的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人），亦有能吏之称。 最搞笑的是曾国藩在此信中透露出道光帝很信江湖术士的话。算命先生说圣上前些年命运行劫财地，那么肯定要破财，难怪对英夷的战争打败了，割地又赔款。而今背时运解脱了，否极泰来。 术士说得也没错，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1850年2月25日），道光帝驾崩，彻底“交脱”了劫财运，把烂摊子留给了儿子咸丰帝。咸丰帝即位后，洪杨起事于广西紫荆山，然后洪流滚滚，一路向北，进入两湖腹地。 咸丰帝想起了先帝爷器重的徐广缙。咸丰二年八月，徐广缙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两湖总督，奉命驰赴湖南，阻止太平军北上。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湖广总督和湖北巡抚的衙署所在的武昌城被太平军攻陷，北巡抚常大惇以下文武官员一百余名殉难。十二月初五徐广缙抵达岳州，尚不知道武昌陷落的消息，当日还给咸丰帝上奏，依然像对道光帝那样报喜不报忧，说“查武昌城外之贼经此痛剿，自可解围”。因此咸丰帝得知武昌陷落的后，下旨大骂徐广缙： 该大臣前次奏报尚云武昌可解围，乃数日之间遽报失陷，岂军情缓急但凭禀报，如在梦中耶！ 曾国藩在家信中称道“亦极能胜任”总制两江的陆建瀛，在咸丰三年二月十日（1853年3月19）太平军攻破江宁城后战死。徐广缙运气不错，因奉旨去两湖救火，离开了广州。虽然因武昌陷落被革职下狱，过了两个月被赦出。后辞官归乡，同治八年（1869年）病逝，活了73岁。接任两广总督的老搭档叶名琛就惨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俘虏，客死于异邦。 英国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借口就是要清廷严格履行《南京条约》，包括让领事进广州城。当英法联军进了北京，咸丰帝仓皇北狩，圆明园付之一炬，回到故里养老的徐广缙怎么想？被囚禁在印度加尔各答的叶名琛怎么想？他们会忆起当年挫败英夷进城之请而加官进爵的高光时刻么？ 作为后世读史者，我们当然不能苛求曾国藩当时的见识，毕竟那时候清帝国朝野没几个人熟悉天下大势，明白扣门而进的英国人和历史上侵扰中华帝国边境的狄夷完全不一样。曾国藩当时的知识主要来自传统典籍和儒家前辈的教导，他早年做京官时法古之圣贤，立志做理学名臣，没想到今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 曾国藩比当时多数大臣可贵之处在于他善于学习，能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新生事物，校正自己的思维，而追随上时代的潮流。 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已是两江总督，朝廷把剪灭太平天国、规复东南的重任交付与他。他在五月初七日的日记中载和诸位幕僚一次畅谈。 眉生（作者注：李鸿裔，四川中江人）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陆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陆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这段如何对待洋人的看法，其切合实际、识见宏阔，远非十三年前给父母家信中之评述所能及，而是有霄壤之别呀。曾国藩认为与洋人打交道，不要太注重关税、礼节，以及中国人崇洋媚外，挟洋自重，这些只是细枝末节。应该以平常心态来对待洋人，不要先入为主，存洋人亡我之心不死的成见，也要看到洋人的文明之处，有德我之处，然后发愤图强，改良自己的内政，培养自己的人才，学习洋人的技术。如果洋人的长处，我们都有了，那么与洋人关系好对其报德，或与洋人交恶对其报怨，都有资本。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资本，对洋人委曲求全是罪，对其刚直对抗也是罪。如此，本国的百姓，人人崇洋媚外，官府固然不能制止；即便人人仇恨洋人，官府也不能利用呀。 从1849年1862年，十三年间清帝国的政局和社会变化太大，而其中最大的一种变化是试图继续闭关锁国已不可能，洋人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开明睿智如曾国藩这样居高位者，知道与时俱进，而非逆潮而行，在付出沉重代价后学会如何以正确的态度与洋人打交道。而有些位高权重者，吃了很多亏，一次次交学费，可到1900年庚子事变前还没明白这些常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