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两次　洋人入城风波

　　

　　

　　乌山旧图。

　　19世纪四五十年代，福州发生了两次颇为有名的洋人入城风波。事情起因是英国人先后在乌山积翠寺和神光寺租房。主政福建的官员刘韵珂、徐继畬两次都采取了比较和缓的迂回处理办法，但朝廷却给予了一次肯定、一次批评的相反评价，这其中的背景原因耐人寻味，值得探究。

　　不情不愿的五口通商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当趾高气扬的英国人拿着《南京条约》，要求在中国五个开放口岸居住、通商的时候，想来道光皇帝心里是极不情愿的。大清开国二百年来，从来都是令周边四夷仰望的宗主国、天朝上国，如今居然败于数万里之外的西洋人之手，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实在是愧对列祖列宗。

　　道光帝有心拒绝履行《南京条约》，但又害怕洋人的坚船利炮。在矛盾交织中，他定下了外交总方针：“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主要意思就是不能一味地答应洋人，而损害了国家的体面和利益；但也不要公然地拒绝洋人，以致引来洋人的军事报复。这条方针常常会面临两难抉择，很难把握分寸，全靠各地方官员自己理解体会，揣摩圣意，不给皇上添堵。

　　福州作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洋人打交道的问题。为了贯彻道光皇帝“既要又要”的外交精神，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布政使徐继畬（后升任福建巡抚）等高级官员采取了“阳示德意、阴为钳制”的策略，即表面上同意通商，暗地里各种抵制。比如英国人不是要来经营茶叶生意吗？来就来吧，我们虽然管不了你，但我可以偷偷禁止本地人与英人贸易，阻碍外地茶叶从福州出口等。最好让洋人在福州无商可通、无利可图，最终自行放弃福州，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尽管这种“以商制夷”的策略有点“两面派”，不是那么光明正大，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不失为落实朝廷“不伤国体，不开边衅”要求的可行方法。

　　除了通商，外国人进城居住的问题更为敏感。因为那时的中国士人主张“华夷不可杂处”，洋人与华人混居被认为是有损天朝的尊严与体面。但按照《南京条约》，英国人拥有在通商口岸居住的权利，被打怕了的清廷总不能公然违约，所以，尽管中英双方在城内城外的问题上有过争议，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除了广州，其他四个通商城市都允许了外国官员在城内居住，福州也不例外。

　　洋人住进了乌山积翠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原本住在城外南台的英国驻福州领事李太郭，向福建官方提出想在城内于山白塔附近租住民房。刘韵珂、徐继畬商议之后，回复说白塔周边民居稠密，如果华夷杂处，多有不便云云。英国领事李太郭觉得有理，就另外再找个了人少的地方，即要求在乌山积翠寺租住僧房。

　　刘、徐二人不好再以同样的理由反对，只好表面上佯装答应，暗中发动群众来抵制，想来个“以民制夷”。他们组织了两百多人在抗议联名信上签字，并约好在英国领事进城当天，大家多多发动亲友，都来现场阻止洋人入城，以期造成民意汹汹、众怒难犯的局面，好让洋人知难而退，自行放弃进城。

　　可是到了英国领事进入福州城的那一天，竟然没有一位百姓出来抗议，令在场的福建高官们面面相觑，束手无策。由于缺少现场群众站台，所谓的联名抗议信成了笑话，官员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英人李太郭搬进了乌山积翠寺。

　　刘韵珂、徐继畬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想你英国人进城无非是想通商做生意，我们官府秘密下令禁止福州百姓与洋人贸易往来，只要英国人无利可得，自然就待不下去了。在禁令实施的前几个月，倒是真的没有百姓与洋人交易。但后来有汉奸偷偷向英国人告密，说不是我们老百姓不愿意与你们做生意，事实上是官老爷不允许。李太郭当即向福建当局抗议这一违反《南京条约》通商条款的行为，福建官员推脱说那都是民间自发行为，与官府无关，还发文鼓励中外贸易，其实仍希望百姓坚守之前的禁令。谁知群众见洋人的货物好用又不贵，渐渐都与洋人交易上了。

　　经此事后，刘韵珂、徐继畬对福州人的品性产生了偏见，说福州人“民气孱弱，重利轻义，心志不齐”。群众基础如此糟糕，所谓“民气”根本不可用，就谈不上“以民制夷”了。他们将李太郭入城之事向朝廷做了汇报，并详述了自己各种暗中的抵制措施。道光皇帝认为他们没有一味地媚外投降，也算公忠体国，对此表示了支持和肯定。

　　洋人又看上了乌山神光寺

　　时间到了道光三十年（1850年），有两位英国人（一位传教士、一位医生）通过侯官县令在乌山神光寺租了房子。其实按照之前做法，只有英国领事馆人员才能入城居住，其他非官方身份的英国人只能住在城外。但办理此事的侯官县令不熟悉情况，轻率地在租约上盖了官印。福建巡抚徐继畬得知之后，当即训斥侯官县令，要他向英方说明情况，要求英人遵照前约，从神光寺搬离。但英方以租约已经盖印生效、需向英国总领事请示等各种理由拖延不搬。

　　督抚刘韵珂、徐继畬这对处理洋务的老搭档，仍然运用之前的对外策略，耍起了“阴招”。表面上允许洋人继续住，暗地里约束百姓不得与他们打交道。要求大家都不要去听英国传教士传教，也不要去找那英国医生看病，让英国人无教可传、无病可医。同时严禁城中泥瓦木匠为英国人服务，使神光寺英人住处在漏雨的时候也无法修葺。总之，福建官员的对策就是暗中使绊，让英国人自己在神光寺住不下去。“有驱夷之实，而无驱夷之迹”。明面上没有公然驱逐洋人，实际上却达到了驱逐洋人的效果。

　　然而，这种缓慢、迂回的驱夷政策，并不能使所有福州人满意。那时，民族英雄林则徐正病退居家。一贯对外强硬的他，组织了一批乡绅联名上书，认为洋人违约入住乌山，直接危害到省城的安全，应立即予以驱离。他主张效仿广州，广泛发动群众，利用民众的力量抗击洋人，并建议整饬军务，积极备战。福建督抚刘韵珂、徐继畬则认为，两个普通的英国人租住神光寺不是什么大事，应和平处理，没必要小题大做、大动干戈。何况侯官县令先跟人家签了租约，也是有错在先，若是强行将英国人驱逐，恐怕会给英方提供借口，引发进一步冲突。至于说发动民众来抵制，想当初英国领事入城时，福州人就表现出胆小怕事、见利忘义的“特性”，如此不靠谱的群众，怎么能跟广州人相提并论呢？

　　老而弥坚、满腔热血的林则徐对此并不认同，随即策动在北京的一些官员弹劾刘韵珂、徐继畬忽视民意，纵容洋人，怯懦无能。一时间，福州城中各种谣言四起，把刘、徐二人推向了风口浪尖。为应对不利局面，刘韵珂、徐继畬接连上书朝廷，解释缘由，批驳谣诼，心中也不无憋屈。想自己辛苦周旋于洋人、国人之间，不妥协，不过激，为的就是达到朝廷“不伤国体，不开边衅”的要求。

　　但形势的发展出乎刘韵珂、徐继畬的意料。这个时候，清廷的外交政策已悄然发生变化，新登基的咸丰皇帝有感于多年来中国的屈辱外交，又受到广州成功阻止洋人入城的鼓舞，觉得外国人也没那么可怕，于是决心对外硬气一把，宣称要将文武官员中“卑谄懦弱者”一概更换。在福州神光寺事件上，咸丰帝倾向于京城几位大臣的批评意见，下旨对闽浙总督刘韵珂、福建巡抚徐继畬进行申斥，后又将两人撤职、调离。而居住在乌山神光寺的两名英国人也陆续搬离了神光寺，此风波才得以平息。

　　清廷可悲的弱国外交

　　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外国人在中国城内租住完全没什么问题，洋人与国人混居也谈不上有损国格。然而，在19世纪中叶，这种事情却足以引发严重的中外冲突。当时中国人对洋人的歧视与敌视，也许不符合国际惯例，有点盲目排外的意味，但我们不能苛责古人。毕竟“华夷之辨”“夷夏之防”的思想观念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没那么容易改变，何况在中国的洋人也不乏作奸犯科之徒。再加上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中华民族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惊醒，难免会有不甘与反抗的情绪。这其实是令人可悲又可叹的。

　　说起福建巡抚徐继畬，他还编有反映世界各国情况的著名启蒙书籍——《瀛寰志略》。他与林则徐都是近代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然而却在如何处理洋人进城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但无论是徐继畬的迂回驱夷，还是林则徐的直接驱夷，从长远来看，都无法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没过几年，英法联军就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攻入北京城，火烧圆明园，用枪炮再次教育了大清帝国，清廷被迫给予外国人在中国更多城市居住、通商、传教的权利。

　　当时的英国人讥讽清政府“智浅而欲轻人，力弱而欲伏人”，自己愚昧却看不起别人，自己弱小却想要降服别人，这不是盲目自大吗？毕竟弱国无外交。只有中华民族逐步实现伟大复兴，我们才能有底气、有自信地面对国际社会，才能独立自主地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205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