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9月，一直致力于民主宣传的吴晗因北平的政治空气紧张（已上国民党黑名单）而到上海，准备秘密从上海坐飞机到香港转往解放区。不过因国民党当局新出了需要本人照片才能购机票的规定，使吴晗只能滞留在上海。居沪期间吴晗得到了郑振铎的热情招待，并且郑振铎还赠送给他不少研究资料。 当时身处上海的黄裳因之前一直与吴晗多次通信，这期间自然也频繁往来。看过上篇公号文章《黄裳藏书生涯中捡过的最大一漏》（）的读者，或许还能记得黄裳与郑振铎早在十年之前的1938年就已相识，因而短暂滞留在上海的吴晗，引爆他的文人朋友圈也毫不奇怪。上篇过录《榆下怀人》中黄裳写在《西谛书目》上的题跋，并没有提到自己因郑振铎而“痛失”宋本《尚书图》的遗憾，而写下与郑振铎最值得留念的经历则是一起游苏州逛护龙街书肆、食鲃肺汤的乐事。此次游苏州，其实就是黄裳和郑振铎、叶圣陶专门陪同暂时不能由上海转往解放区的吴晗一起组团去的。 这次游苏州的整个过程，在北京出版社近出《榆下怀人》中收录的另一篇文章《过去的足迹——吴晗纪念》中，黄裳进行了更为细腻的描写：  吴晗这次南来，前后勾留了一个多月。最盛大的一个节目是由郑振铎、叶圣陶招待他玩了一次苏州，我也一起陪了去。按照西谛的意见，吴晗在上海必须隐姓埋名、深居简出，到了苏州就可以比较放心地舒散一下了。不料在北站就碰到了周予同。他在苏州一家学校每周担任了几小时课，一把拖住，一定要他们到学校去讲演。这可怎么行呢？这时我们才发现天地真的是太小了，到底还是舒散不成。 这次在苏州一共住了两天。使人很难忘记的是第一天吃完夜饭以后到玄妙观和护龙街上访书的经过。那时三清殿的两庑还有三四家旧书铺，我们依次去看了。我花了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两册康熙刻本的《骆临海集》送给了吴晗，因为骆宾王是他的同乡，义乌人。我们中间只有郑西谛是著名的藏书家。吴晗叹息着说，教了十年书，节衣缩食买过一些旧书，可是到现在连一本明版也没有。西谛听了笑着说，“你是研究明史的，我送你一部朱元璋的文集吧。”这就是所谓《太祖高皇帝御制文集》，常见的是万历刻本，虽然也算是明版书，可是在明人文集里是很少有人过问的。可是吴晗是很高兴的，因为他的《朱元璋传》的改写稿（第三稿？）最近已经交出付印了，他自然为能得到它而高兴。不久前我还曾将一册珂罗版印的朱元璋手迹，前面附有两种画像的，提供给他，后来就都印在生活书店版的《朱元璋传》卷首。 第二天游览了灵岩。在木渎的饭店里午饭时，服务员端了一面盆鲃鱼给我们看。圣陶伸手提了一条，一握紧，它的白色的肚皮就膨胀起来，像气球一样了。鲃肺汤是这里的名物，但只在短短的深秋季节里才有。 文中提到黄裳送给吴晗的朱元璋手迹印本据笔者推断当是《明太祖世宗御笔》，其中收录明太祖的《致驸马李祯手敕卷》。吴晗所谓“节衣缩食买过一些旧书”，其实只是自谦的说法。吴晗在给黄裳《旧戏新谈》（北京出版集团有新出精装版）一书写的序中记有：“自己在昆明前后住了将近十年，原是抱着搜集南明史料的大计划去的，十年来虽然先先后后买了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却不曾写过关于昆明、关于南明的一个字……”注意吴晗之前已有丰富的明史研究著作，其购买南明史料显然是为后续研究备用。须知南明史料多在清代的禁毁书目中，因而仅就南明史料的收藏量而言，在那个时代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已是相当丰富可观了。 上引文中提到的《朱元璋传》的改写稿“已经交出付印”，查北京出版集团刚出版的《吴晗年谱·著述篇》（290~291页），是在当年8月12日完成最后修订的，并且吴晗在当日写完《朱元璋传》后记的同时就给黄裳写了一封信，由此亦可印证二人的深厚交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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