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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英藏书的成就，姜德明先生在《阿英小记》一文中起手即称：“凡是爱书的人，有谁不羡慕阿英的藏书呢？”而后，姜先生将阿英与大藏书家郑振铎作了对比：“已故现代作家中有两大藏书家，一是郑振铎，一是阿英。郑振铎的藏书在十万册左右，阿英的藏书，如果包括杂志期刊和小报画片之类，数目也很可观。郑振铎的藏书以明清戏曲、小说、版画著称，阿英的藏书以晚清、民初的杂书和现代文学、革命史料著名。两位藏书家各有见识，在搜罗残籍方面有所同，又自然形成了彼此不同的重点，都脱俗于一般藏书家的因袭，注意到世人不屑一顾的门类，可以说，他们都独辟新径，是当代最有影响的藏书家。” 虽然说郑振铎藏有不少俗文学类书籍，但总体而言，他的侧重点还是在中国古代线装书，而阿英的所藏却与之有着很大的不同，他更多的是留意现代出版物，而其收集范围，姜先生在上文中已经提及。 其实从阿英的买书经历来看，很多旧书商都认为他只对旧书感兴趣，而对于古书似乎兴趣不大，比如他所写的《西门买书记》一文，起手一段即是：“只要身边还剩余两元钱，而那一天下午又没有什么事，总会有一个念头向我袭来，何不到城里去看看旧书？于是，在一小时或者半小时之后，我便置身在那好像是自己的‘乐园’似的旧书市场之中了。有一两家的店伙，当他们看到我时，照例的要说一句：‘X先生，好几天不进城了。’‘新近收到什么书吗？’我也照例的问。不过，在最近，失望的次数，是比较多的，没有得到特别使我满意的书，除去一册周氏弟兄在日本私费印的《域外小说集》。” 阿英旧藏《书目答问补正》五卷 民国二十四年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书牌 这是骨灰级买书家最典型的日常表现形式，身上哪怕仅剩一点钱也要贡献给旧书商，但旧书商也不是时时都能够搜罗到藏书家喜爱之书，由此转书店越频繁有新货的概率越低。以上的这段话乃是绝大多数爱书人经常有的经历，而阿英在失望之余，还翻得了一册《域外小说集》，从他此文的描绘口吻看，似乎也无惊喜之处。 如今这部书已然成为了旧书界的大珍之一，2007年有一册《域外小说集》的毛边本出现在拍场上，此书以3万元起拍，以近27万元落槌，加上佣金，以近30万元成交。不知道阿英当年在旧书店见到此书的价格，但从此文的感觉上来看，应该标价没有几块钱，因为他在文中还写到这样的话：“这些书摊，拿四马路的新书店来说，是属于‘薄利倾销’的一类。在这里，可以用十五个铜子买一本寻了很久的杂志，两毛钱买到一部将近十年的杂志合订本，或者新的禁书。” 阿英是否买下了这部书，他未曾提及，而我在姜德明先生的《阿英小记》中却读到这样一段话：“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到国子监去了，在一个星期日的上午，阿英突然跑到我家来。他兴奋地打开一个布包，里面是在东京印的鲁迅的两本书，一本是《域外小说集》，一本是《地底旅行》。前者还是毛边本，书面完好，他特意让我留下看几天的。” 姜先生谈到的这部毛边本的《域外小说集》不知是否与阿英文中讲到的是同一本书，总之，他拿下了此书，并且他将此书拿到姜德明家请对方欣赏。看来他也为能得到这部书而欣喜，只是姜先生也没有转述阿英买得该书的价格。 那么阿英究竟对古书有没有兴趣呢？黄裳先生在《阿英与书》一文中写道：“他取出了一些明刻白棉纸印本来给我看。书的名目记不起了，反正并非什么罕见的秘本。但对其中的一部他特加说明，说是抗战中在苏北敌后抢救出来的，我却翻阅了许久。我想，作为藏书家，他也是有自己的特色的。” 以上是黄裳第一次到阿英家看书时的状况，阿英首先向他出示的是其珍藏的明刻本中的白棉纸印本，黄裳没有提到书名和具体的版本，按业界惯常的认定，明刻白棉纸可以默认为明版书中的代表性品种——明嘉靖本。当然嘉靖本中也有稀见与常见之分，看来阿英所藏的嘉靖本属于常见品种，以至于让黄裳看过后都没有印象。 阿英旧藏《书目答问补正》五卷 民国二十四年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卷首 从黄裳的这段记录可得出两个推测，一是阿英的藏书虽然以旧书为主，但他同样藏有古书，而这些古书的品种并非与现代文学有关者。而第二个推论则可能是阿英知道黄裳喜欢古书，特意选出这样的本子让对方观看。可惜的是，阿英的所藏在黄裳眼中并非珍秘之本，然而阿英向黄裳解释说，其中一部明版书是他在抗战期间在苏北敌后区抢救出来的。以此说明，阿英对书籍的态度，并不只是着眼于古书的稀见与否，更多者，他是希望这些典籍能够流传于人间。 对于古书的态度，其实阿英在《西门买书记》中也有提及：“也有一两家兼售古书了，但他们不认识货，开价往往是胡天胡地，就是遇到残本，也视若拱璧，实际上并不是什么难得到的本子。” 这段话也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阿英没有遇到真正的经营古书的书店，或者说他跟那些样的书店没有特别关系，二来说明他资金有限，无法筹钱去购买一些善本。他在《海上买书记》中所讲的内容主要是其购买一些古书，可见他对古书中的特殊品种同样喜爱有加。而买书的过程又是跟旧书店店员斗智斗勇的过程，阿英在此文中将他的这个经历写得颇为形象，但他也承认买书有时候还是要靠运气： 其实，如果只“遇”不“求”，那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苦恼，但在具有一定目标做学问的时候，又怎么办得到？何况“遇”得到也并非容易的事。如我今年之连续得到《黄平倩先生集》《袁小修日记》《徐芳悬榻编》，在我，可以说是一种例外。弹词小说，我虽不着意的求，年来却收得不少的好本子，大概是收藏家不注意及此的原因：如乾隆刻本《玉堂春全传》、乾隆本《赵胜关传》《双玉燕传》、同治《诗发缘传》、抄本《马如飞珍珠塔》、嘉庆本《白獭传》、乾隆本《双玉镯前后传》、嘉庆本的《燕子笺弹词》，都是我所喜爱的。 如此看来，他还是在书店内买下了不少感兴趣的线装书，虽然这些书大多不为正统藏书所取，但正是这样人弃我取的态度，形成了阿英藏书的特色。但为了买这些书，他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虽然在这一方面用过很大的功夫，但几度思量，却觉得买书究竟是一件太苦的事，在我个人，是矛盾尤深。因为旧书的价格都是可观的，价高的有时竟要占去我一个月或两个月的生活费，常常使自己的经济情况，陷于极端困难。而癖性难除，一有闲暇，总不免心动，要到旧书店走走。瞻仰前途，我真不知将如何是了！”（阿英《海上买书记》） 阿英旧藏《书目答问补正》五卷 民国二十四年南京国学图书馆影印本，批语 关于阿英何以能到敌后买书，这要从他个人的经历聊起，钱厚祥整理的《阿英年谱》中称，传主诞生于光绪二十六年也即公元1900年，这年的2月6日阿英诞生在安徽省芜湖市花津桥畔的一座老宅院内。阿英的父亲钱聚仁以修理钟表为生，母亲姓张，是一位卖席子人家的大女儿。阿英刚出生时叫什么名字，《年谱》中未载，然《谱》中却说在阿英5岁时父亲给他起名叫钱德富。看来家人很期望阿英长大之后能够发家致富，也许是这个名字听上去太过市井，宣统二年阿英10岁时进入徽州公立小学读书，他在此时改名为钱德赋。音同意不同，一字之差，瞬间有了饱读诗书之意。 钱德赋后来又改名钱杏邨，何以有此之改，我未查到史料，但他为什么叫阿英，楼适夷在《我和阿英》一文中猜测说：“抗战出狱，才知道这位阿英原来就是老友钱杏邨。他起这个笔名，可能以前在一起时，有些广东朋友，爱把人家名字简化，叫阿啥、阿啥，有人就叫杏邨叫阿杏，谐声合韵，便索性成了阿英。事实是否如此，我可没当面问过他，只是猜猜。” 在阿英18岁时他得到了姐姐和同学的资助，前来上海读书，他考入了中华工业专门学校土木工程系，但阿英中学时没有学过解析几何，故读工科让他感觉很吃力，也许这是他转入文学的原因所在。学业完成后，阿英回到芜湖教书，在他25岁时，他与李克农作为学生运动代表，接待了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为此事，他受到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通缉，故其逃离芜湖又来到了上海，后经高语罕、周范文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阿英照片 在上海期间，阿英仍然在节衣缩食地买书，可惜的是他，他藏在芜湖的书稿及日记全部烧毁了。《阿英年谱》中将此事列在1927年：“十月二日，和李克农见面。得知四月离芜湖时，一箱稿件寄存姓熊朋友家，被误作宣传品烧毁，约六十万字，包括几年来的日记和札记。此外，还有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小说材料：《白鹅、少女，与黄蝶》。一部《黄仲则评传》。还有一部《灯塔》，是几年来写的情歌集。心里很惋惜。” 关于阿英在上海期间的生活，楼适夷在《我和阿英》一文中写道：“后来，阿英又来找我了，说他们准备自己办书店，已有人出了钱，定名为春野书店，还打算办个刊物，就叫《太阳月刊》。谈话的目的，就是要我每期来个短篇，算做基本撰稿人了。书店很快开张，在四川北路虬江路北首路东，一间小小门面，陈列好些新书，一下子还有自己的出版物。” 那时的阿英为了生活办起了书店，只是这家书店经营状况并不好，后来也就歇息了，但阿英还是想办法通过写稿来赚取生活费用。王松泉在《阿英求书琐忆》中写道：“阿英没有财产，他本人是职业革命家，父亲是个小手工艺者。所住房子是一楼一底，五十多平方米，却因家具太少而显很空荡，每月租金二十多元。阿英当时已有四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维持这一切只能靠他那支被国民党所抑制的‘笔’。可想而知，这该是多么的困难。” 靠赚取稿费来养活一家六口人，同时还要挤出钱来买书，难怪他主要买一些价格低廉之书。而王松泉也是旧书业有名的人物，他在文中提到了与阿英相识的过程，以及得到阿英帮助的事迹，该文首先称：“我和阿英同志相识，是在1933年。那时我二十一岁，学徒满师不到两年，从杭州来到上海小西门蓬莱市场传经楼书店当职工，兼为店里的两个学徒传授古书修补技术。这家书店的主要业务是经营古旧书，在上海算小的。其时，时常有这样一个人来店里搜集晚明诗文集，并且为店里重印《山歌》作过序，三十出头，高盘脸，宽额角，眼睛很有神气——这就是阿英，当时化名‘张凤吾’。由于店主经常外出收书，逾月不回，店内事务常托我照看。因此，有机会不时与阿英攀谈。”而后又称：“1935年，店主见学徒能独立从事店内的工作，便将我回退了。不久，阿英知道我无去向，便要我到他那里，替他修点书。而这时阿英也没有房子，住在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家里。年底，我们一同搬到英租界赫德路赵家桥寿萱坊三十二号。从这年至1938年四年中，我前后与阿英一同生活了两年多。” 铜像 两人相识了一段时间后，王松泉被店主辞退，阿英听到这种情况后，把王松泉接到家中与其共同生活了两年多，以此可见，阿英为人之善。而王松泉在文中也详细谈到了阿英虽然生活困难，但买书却很大方，以至于有人认为他很有钱，但他们不知道阿英每天的生活费有时都不到一元钱，在困难的时候他还会向保姆借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阿英只能卖出自己的一些明版书。而王松泉跟当时杭州的大藏书家王绶珊相熟识，王绶珊就是九峰旧庐主人，在那个时段堪称杭州第一大买书家。第一次王松泉顺利地帮阿英卖出几部明版书给王绶珊，后来王松泉无意中讲到了书主乃是阿英，王绶珊闻言十分生气，因为他知道阿英是共产党员，此后坚决不再买阿英的书。 在这个阶段，阿英还在帮延安秘密买书，王松泉在文中提及：“阿英多次为上海地下党组织觅购图书。记得1938年，八路军驻沪办事处，从延安辗转带来毛主席的一封信，阿英当时将信给我看了，是托阿英代买一些古典词曲的书，其中有开明书店出版的汲古阁本六十种曲。阿英很快办好了，信中提到的有些书一时买不到，阿英从自己收藏的书中补齐了不少。”而楼适夷在《我和阿英》一文中也提到了这件事：“他办公室墙边堆了一大堆线装书，我翻翻，全是唐五代宋元明清的词集。他低声说：‘这是延安毛主席要的，专门收了给他送进去的。’后来我常去他那小办公室，认识了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周贻白，又认识律师陈志皋（可能在30年代集会上也见过），他现在是这家信托公司的总经理，文献社的保护人。还认识了与周信芳配戏的金素琴的妹妹，也是名角儿金素雯，全是这地下室的常客。阿英悄悄说： ‘她要上延安去演京剧，可家里人不让，她把行头道具一点点偷运到这儿，以便一旦脱身，可以帮她运进去。’” 1941年，敌伪势力进入上海租界，阿英为革命工作之事危险性大为提高，根据组织上的安排，阿英带领全家离开上海前往苏北。在此阶段，他依然在买书写书。关于这一段的状况，他写入《敌后日记》中，而此时他为了歌颂民族英雄，决定撰写《盐阜民族英雄传》，为此他依然想尽办法搜集史料。成筱白在《阿英与盐阜地方志》一文中写道：“在敌后时期，资料不足，他居然也能设法阅读《八闽志》《澧城志》《庙湾镇志》《湖乡分志》《涟水县志》《阜宁县新志》《龙川别志》《虞初续志》《民谣记》、续修《盐城县志》、《江苏歌谣集》《中华古今传》《博物志》《虫天志》等上百种地方志和史料，并进行详细的摘录分类。” 虽然生活艰苦，但阿英依然考证所得到的史料，他在《日记》中写道：“按《庙湾志》实即最早之《阜宁县志》也，《旧志》《凡例》云：自阜宁立县，上溯海防同知之设，旧无志乘。康熙四十一年，始有陈一舜《庙湾镇志》。乾隆十一年，始有知县冯观民《草检》，道、咸间始有邑人项桂春《黄浦耆旧录》，迄未刊有成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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