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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把唐朝历史分为4个阶段，即初唐618年—712年，盛唐712年—766年，中唐766年—836年，晚唐836年—907年。其中，盛唐与中唐的分界点就是“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的冬天，身兼大唐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节度使的安禄山正式举起了反叛的大旗，三镇20万雄师霎时间从卫国戍边的勇士变身为反叛国家的先锋，两个月之内便从长城脚下直抵潼关之外。   众所周知，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就是唐朝政府形同虚设的藩镇管理体制，放纵地方节度使不断坐大，最终形成了尾大不掉、起兵谋反的局面。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喘过气的唐朝统治者，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削弱和夺取地方节度使的控制力。 大历十四年（779年），吐蕃、南诏入侵四川，以往这种事都是由中央政府指挥地方节度使出兵平乱，但唐德宗却派出中央神策军，在平乱的同时，渗入到藩镇军队中，从巧妙的解体了藩镇势力。 此后，藩镇数量也在不断减少，中央控制的藩镇数也远远多于地方独立的藩镇数。唐宪宗时期（807年），据《资治通鉴·卷237》载：“是岁，李吉甫撰《元和国计簿》上之，总计天下方镇四十八，州府二百九十五，县千四百五十三。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等十五道七十一州不申户口外，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 从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完全臣服于中央政府下纳税的州郡有49个，而此时，完全独立的藩镇才仅仅只有5个（即淄青镇，范阳镇、魏博镇、成德镇、淮西镇），况且这些藩镇名义上还臣服于唐朝。 因此，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行之有效的藩镇制度和管理思路，使得藩镇势力不断削弱，中央政府管理范围因此而不断扩大，是唐朝得以延续150年国祚的主要原因之一。  安史之乱之所有没有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打击到唐王朝的经济基础。古语有言：苏湖熟天下足。唐朝时期，江南地区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重镇，仅仅苏杭二地每年为唐朝政府纳税的数额就超过了西北诸镇。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中原地区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经济惨遭破坏，正是江南地区持续雄厚的经济供给才给了唐王朝平乱的基础。 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政府得不到北方地区有效的经济纳税供给，但是却稳稳地控制住了江淮地区这一片沃土，依靠江南地区稳定的小农经济和繁荣的商业贸易，赢得了持续供血、延长唐王朝寿命的机会。值得一提的是，隋炀帝杨广时期开凿的大运河，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了作用。  经历过社会动乱的人，都是渴望和平的。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动荡，人民都渴望过上稳定的生活，同时经历了唐朝的盛世和安史之乱的杜甫有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唐朝统治者们当然也知道，统一思想对于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重要性。在安史之乱前，佛道盛行，人民思想领域混乱，十分不利于帝国的统治。因此，在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就进行了儒学复兴运动，利用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期望，“独尊儒术”，大肆传播儒家的封建忠君、三纲五常思想，强调自身政权的统治合法性，从而为延续唐朝的寿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唐武宗时期，为了突出儒家的统治地位，打击其他异教思想，甚至出现了灭佛毁道的“会昌法难”事件，从根本上讲，这一事件的根源就在于封建王朝统一思想的需要。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唐朝能够在安史之乱后又延续了150年的寿命，除了其适时的改变统治思路，巧妙地解决了藩镇格局这个棘手的难题外，还成功地维系了江南地区的长期稳定和赋税征收，从而为帝国的正常运转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而思想领域的儒学复兴运动则为唐王朝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长期有效的支持，为延续了唐朝的寿命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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