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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凌丨命不好的长安姑儿

 老鄧子 2019-06-03

上次回县,去爸爸在南大桥头新租的房子,他在街区出口处等我,那里有家凉皮店。我看见爸爸的时侯,他身边还有个女人,我觉得熟悉,一时又想不起来。那女人微笑地看着我,爸爸说:“这是你长安的姑儿啦。

我才想起来,确实是那张白净而略显缺乏血色的面庞,比起当初添了不少绉纹,让我想到她的年龄。清秀的轮廓里,却也像有一种不会真正老去的东西,一直保留下来,看不出是60多岁的人了。

姑儿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爸爸家里。路上说起来,才知道她在街口那家凉皮店里打工,住在凉皮店楼上,包吃包住。

坐在爸爸家里,姑儿有一点点局促,说起姑爷去世后,在外面打了很多年的工,“哪里都去过”,大都是给人做饭,很辛苦,“命不好”。脸上仍旧是微笑着,语调却透出一丝悲切。

我想到从前在长安坝,街道后坡上的老屋里,她对着母亲说出同样的三个字,也是这样的神情。那是21年前的事了。有一段时间,我以为姑儿的命变好了,现在看来却并不。

那一年,爸爸调到了长安卫生院,暑假的时侯,我们全家都在那里。姑儿的家离我们一里多路,常常到医院来,找爸爸给自己和小孩看病,带点自己种的小菜给我们,站在青草长了一半的后院里,和妈妈一边看池塘里的鱼一边聊天。姑儿是我幺爷爷的女儿,几姊妹中嫁得最远,在这里没有什么亲戚。

那时候姑爷不在家几年了,姑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小的男孩总是生病。每次来医院,姑儿总是显出一种忧愁的样子,像微风吹过池塘水面,没有泛起绉纹,人却感觉到了。

后来,妈妈带我去姑儿家里玩。

走过有些破旧的长安坝街道,从锯木场旁边一条缝隙穿上去,到了街道后坡,房子比当街的更显破旧,都是土房子,刷的白粉已经剥落了。姑儿家和邻居合住一个院子,正房前院卧着一头巨大的猪,据说要杀六七百斤,看去比一扇门板还宽,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猪。姑儿家住着西头厢房,猪圈和猪都很小,没有多少粮食来喂,靠姑儿和女儿兰子上坡打猪草。

兰子被姑儿催出门,有些不情愿地上坡打猪草去了,小儿子似乎生着病睡在里屋,姑儿和妈妈坐在灶屋里聊天,其实也算不上有正屋。灶屋里黑暗,也热,我坐在外面坡上吹风,谈话声音很小,一阵一阵地飘出来。

妈妈问姑爷几时回来。姑儿说还要四五年。妈妈停了一下,问你愿意等他?

姑儿没有回答。

他回来了,脾性要是不改,怎么办?

姑儿还是不出声。过了一下说,我不靠他。再等几年,两个娃子都大了。

妈妈没有再说什么。姑儿却又像是忧愁起来,说了一句:“不听话吔。”大约是指里屋的小儿子。

这次之前,我只知道姑爷是犯了案子,还要坐几年牢。回去路上经过锯木场,我问母亲姑爷是犯了什么法,母亲在锯木的轰鸣声里低声告诉我,是强奸。

我这才懂了在灶屋里母亲的话。

几年以后我听说,姑爷回来了。那时爸爸已经调离长安坝,有次我和姑儿的亲哥哥平叔叔一起,从县城走去姑儿家里玩。姑爷在家,看上去相貌堂堂的样子,说话声音洪亮,说到自己在做什么生意,似乎以前那些事并不存在,我那天在灶屋外听到的,并不是真的。姑儿在一旁端茶倒水,看上去高兴,两个娃子也大了,兰子已经出嫁,小儿子在上初中。

我想到,姑儿终究是把姑爷等回来了。倒是母亲,在我考上大学那年就去世了,

没想过了几年,忽然听说姑爷再次犯了同样的案,又坐牢去了,这一次判得更重。再后来,听说姑爷受不了劳改场的生活,得了肝硬化,死在牢里了。

幺爷爷一家有三个姑儿。大姑嫁在离我出生地不远的大溪沟,长安的是二姑,小姑就近嫁在狮坪街上。小姑已经去世多年,生前她长年患有结核,我见过她去世前几年的样子,人苍白得像一张纸,夏天坐在火屋里似乎还怕冷,面目神情和长安的姑儿有点相像。大姑是人才最平常的一个,年轻时还被匿虫吃光了鼻子,但她的命看起来却是最好的。

那天姑儿从家里走后,爸爸说了她的小儿子成家娶了媳妇,但似乎不大成器,姑儿和媳妇的关系也不好。只能在外面打工,自己挣自己的生活,还要补贴家里。至于女儿兰子,嫁在邻省的姜堰镇,肯定也指靠不上,爸爸没怎么听姑儿提过。

中间有一段时间,姑儿曾经跟一个八仙男人在一起,两人是搅棒棒伙,没有办过手续。但后来姑儿似乎又不大待见那男人,男的只好走了。

“冉家这些姑娘,不行啦。”爸爸有点感叹地说,提起我亲幺姑和另外两个堂姐的事情来,大都是婚姻不顺,形同单身。

临走时,姑儿喊我以后上长安坝去玩,说新房子要起了。

来往经过街口小吃店的时侯,我想走进去吃碗凉皮,看看姑儿在不在,又似乎有些顾忌。临走那天我进了店,没有看见姑儿。小吃店的后厨有一扇侧门对着外边,我走到门口看看,里边一个女人在收拾碗碟,她抬头看了看我,比较年轻,不是姑儿。

我想看看姑儿住的地方。是不是架子床,除了几件衣裳别无物件。终究没有去看成。

过年回乡去爸爸家,再次路过街口的小吃店,依旧没有看到姑儿的身形。

问爸爸,说是姑儿放了假,腊月二十六回长安了。前天还来了爸爸家里,借点钱回家过年。

“她这一年简直不行,连零用钱都要在这儿拿呀。”爸爸说。

原来姑儿的儿子趁扶贫改造起房子,缺资金,材料都是在幺姑打工的小吃店老板处拉的,老板是长安人,除了开小吃店,还做建材生意,正好就便。姑儿一年的工资都预支了材料钱,平时感冒买个药,也只好在爸爸这里借,前后几百块钱的样子。

其实姑儿也不是完全没钱。爸爸说,她这些年存了三万块钱,儿子起房子的时侯,姑儿不想动这笔钱,来找爸爸商量。爸爸给姑儿做工作,“你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两腿一蹬还不是他的,不给他给哪个?

我说姑儿大约是为了防老。爸爸点点头说,经过儿媳妇做工作,姑儿最终拿了一万块钱出来。

房子落成的时侯,姑儿的儿子想风光一下,多办几桌酒,四处都通知了。爸爸坐店看病走不开,让继母去了,继母坐席回来说,场面很冷清。办了二十来桌的席面,一半都没坐满。连平叔叔都没去。大约是平时条件不行,人情赶得少,到了这时候,谁来捧你的场啊。

初五早晨我去车站,路过街口,小吃店还没开门。不知道姑儿今年是否还在这里打工。儿子的房子起好了,她是否还用得着出远门,挣自己的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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