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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间的词体递变是最为繁复的，从时代性来讲，彼时词人有经承平之盛世，又有受山河破碎之苦；从音乐系统来看，则又有“旧曲作新声”之变；而在此多方面的更迭影响下，两宋之词体变化便呈现出齐头并进、错综复杂的态势来。 仁宗时期小令渐衰而慢词渐兴
仁宗以前的宋词，未曾脱去五代面目，故而经常发生与前代词互乱楮叶的事情（虽然期间有潘阆之《忆馀杭》、范仲淹之《渔家傲》等别开生面，但终不为主流声音）。然早年令词的盛兴，不外乎是受到了题材的限制。作为仅供文人们在宴席上遣兴之资的宋词，自然是要求即席挥就、临场口占才显得风流蕴积，故而字数颇少的小令自然更为风靡。 虽然令词胜场艳科口占，但一旦移题另入，其表现力便受到篇幅狭隘的桎梏。盖因字数所限，内容亦有所限，如潘阆之《忆馀杭》共分十首，其中钱塘三首，西湖二首，孤山、吴山、西山、高峰、各一首。
后欧阳修为十二月令节又各作《渔家傲》十二首；写西湖之胜又有《采桑子》十一首。
不论是潘阆亦或是欧阳修，都是一曲数叠而成套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令词字数所言，所抒所感，不能全足罢了。因此，宋词要完备词体，长调慢词的兴起便势在必行。
长调并非起自宋朝，早在开元、天宝年间便已有之。如唐本《云谣集杂曲子》中的《风归云》、《洞仙歌》等皆是，但此类作手全为民间佚名裂制，尤为士大夫所鄙视。虽然此时宋代声乐已多有新声，但士大夫依然留意小令，只教坊乐工着手长调。所谓“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吴曾说）又“北宋初年，小令盛行于士大夫间，而教坊乐工，乃极意于慢曲”（龙榆生说） 当然，这是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某体先发肯定是在于民间，才有文人着意润色，后复方能登堂入室。在小令与长调之间，不得不提之人便是柳永。 柳永字耆卿，登科无路遂流连歌馆，也正是在此期间，柳永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后山诗话》：“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骫骳从俗，天下咏之。” 自柳永开慢词之后，虽然依然在羁旅穷愁、闺门淫媟之间，但终归拜托了小令篇幅的钳制，为后世词坛之法门别类而先开风气。
词体之解放在于苏轼。虽然柳永多制长调，虽然其中能容纳之题材、情感可以丰富，然要付于歌唱必然先要合音律。但歌词“涵养百年又诸礼皆备”（李清照《词论》）之后，逐渐流行于士大夫之间，诸君着力其中之后，便不再是“骫骳从俗”，题材内容始扩。终至苏东坡时，词体得之解放。 又如《碧鸡漫志》中所言“ 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便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指出向上一路”绝非是仅“开豪放一路”。所谓词体解放，是内容扩张，题材之扩张，是“艳科之属”开放到伤今怀古、说理谈禅、舒张抱负。其中情随题移，自有多变之风格，独以《江城子》、《大江东去》为苏轼之标签，直为谬论。（其中详情见笔者前文“词学流派不宜仅分豪放和婉约”此处不多赘述） 虽然苏轼以诗为词被陈师道、李清照等人所讥讽，但其“以严肃态度填词，而提高词在文学上之地位，一洗士大夫卑视词体之心理”（《中国韵文史》）之功用方使得词能历久常新。 “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后山诗话》） 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词论》） 南渡后词体之分流二路词虽至苏轼有新开一路，但有宋一代歌法不绝，总归有“主流”与“异流”之分。北宋李清照特提“词别是一家”便是主流所在，苏轼之“别是一家”便是“异流”所在。两种分流至南宋而愈发泾渭分明。
李清照于《词论》中常言，词要协音律，要典实，要雅正、要情致，文中并点柳（永）、张（先）、秦（观）、贺（铸）等人各有缺点，不竟完足，亦不成“一家”之体系。唯周邦彦集前人之大成，以圆转无缺之功，定词之“正宗”。 词至周邦彦，才有分“当行”与“别派”，李清照所谓音律、典实、雅正、情致，于周词中面面俱到：于雅正而言，周词“唐人诗语，檃括入律，浑然天成”（陈振孙语）；于典实而言，又“征辞引类，推古夸今，或借字用意，言言皆有来历”（ 刘肃语）；于情致而言，又“言情体物，穷极工巧”（王国维语） 其次，周词之所以“正宗”，更在于自他之后，词家方有学词之门径，词体方有传承之标准；而周词之外之所以谓之“别派”，亦是其无法门，难标准之因---------一如诗中李杜之别者，杜诗可学，而李诗不可学。
南宋时局特异，感概动荡之中，又因词家性情不同而分流二路。宋代所立的音乐机构大晟府自南宋后而破碎，其中乐谱几近不传。（迄于崇宁，立大晟府，命周美成诸人讨论古音，审定古调。沦落之后，少得存者，由此八十四调之声稍传。《词源》） 丨南宋之雅词递变 家国动荡之中，歌妓乐工便皆收于富庶文人之内庭，其为歌词者则多为贵人之门客，裂制新词自然要上附雅好，故而音律益究精微，造句务求典雅精工，较之北宋雅词便更“深”一层。《砚北杂志》所谓”张、范二家，以园亭声伎，驰誉苏、杭，一时名士大夫，竞相趋附。《紫桃轩杂缀》又称：“功甫豪侈而有清尚，尝来吾郡海盐，作园亭自恣，令歌儿衍曲，务为新声，所谓海盐腔也。” 因此种种，南宋雅词便愈发工深，如姜夔、吴文英、张炎、周密等人如是，然此类词家地位微微，故多寄情在曲折委婉之中，以“比兴”而感怀身世、感怀家国。如姜夔之《暗香》、《疏影》；王沂孙之《齐天乐（咏蝉）》等莫不是以咏物而寄意题外。
丨南宋之别派递变 音律既已为私家所有，但人间尚有豪杰之士，喟叹家国破碎，词作表情多是慷慨激昂、纵横肆意，其中与姜、吴等曲折醇雅又截然二事。此类词人龙榆生谓之“民族词人”，以辛弃疾为代表，附翼旗下者有韩元吉、陈亮、刘过等人。此“民族词人”之分，比如今所谓“豪放词人”更为贴切。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 当然，此类词作大多不协音律，无示学门径，其成就全赖词人性情抱负与国家动荡的主题之中，所以只能做“别派”之称。 总谓细梳南北宋词之词体递变流向，其中自柳永、苏轼始有分流，至周词则形成体系，南渡后则又因音乐之私有化，文人、豪客的性情分野，而产生雅词之醇雅深化，比兴咏物；别派之性情率意，以辞为词云云。 其中关系或有同时演变，亦有交错分流，各张齐力之下，终使两宋词体蔚为大观，为词家之盛世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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