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其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提到这样一个观点：“人永远都无法知道自己该要做什么，因为人只能活一次，既不能拿它跟前世相比，也不能在来生加以修正。” 既然人活得如此“无意义”，为什么还要这样倔强地活着，是什么指导着人类代代繁衍不息？ “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理由去坚强。”这样，顺理成章，生活在人类文明最源头的先贤们便开始去总结关于待人处世方面的一些经验和理论，从而形成各种各样带有哲理性的处世学问，进而指导着历代后人“诗意地栖息在这片土地”。在待人处事这方面，延绵五千年悠悠历史的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了。 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一脉相传，拥有最悠久历史、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认同感的中国处世哲学，儒家文化是一种提倡积极入世的哲学，它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昂扬进取精神。要“修身”，用“仁义礼智信”来完善自我的修养，进而达到“治国”更甚要“平天下”使天下安平，让黎民安居乐业。这种积极的处世态度，让信仰“儒教”的教徒具有浓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积极心态。这样的处世态度极容易与“功利”产生联系，这也成为“儒教”历代被“诟病”的一大原因。 与儒家几乎同时兴起的另一学说便是“老庄”之道。老庄之道没有似儒家的那种积极入世的功利心，代之而来的是以退为进的超脱精神。老子的处世理念在于“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老子更像是个老谋子，主张去摸索自然、社会的“道”，以无为胜有为，偏向“信天由命”的冷眼处世观。 至于庄子，将老子的“无为”“自然之道”发挥到了极致，在他那里，人就是道，道就是人，于是“物我物化”，无欲无求。最终到了“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状态，这就形成了与“儒教”相对立的“道教”，提倡发掘自我内心的取向，进而“内外和谐”“人道合一”的理想，由此形成了以消极避世，而净化心理，无欲无求、无为而治、追求天、地、人相互融合的哲学观。这种哲学为失意人群提供了一种更为理直气壮的避世理论，过度地消极厌世让“老庄之道”倍受儒家谴责。 当前中国社会最流行的“佛系”处世观，来源于“佛教”。为何说“佛系”，这与中国“佛教”传统是息息相关的，佛教传入中国在于东汉战乱年间，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状态，但是对统治阶层又无能为力，于是只能寻求一种“释怀”的心理，“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于是就有看破红尘，合掌虔诚默念以寻求神灵的庇护。 “佛教”为适应在中国发展，嫁接了儒家的中庸文化、道家的超脱文化，加之自带的“舍我其谁”的利他文化，彻底征服了处于乱世之中流离失所的人民。作为一种人力所无能为力又不甘放弃的矛盾心理，“佛教”可以通过诉之以神灵的方式在内心达到一种满足，心诚则灵的神秘色彩更是将“佛系”延续到了当代社会。很巧妙地平衡了儒、道之间极端的功利和隐世心理，让人的进退观念有了更好的选项。 人生苦短，如何平衡好利与灵、进与退，更好地面对生活是一门巧妙的艺术，明代洪应明先生曾在其著作《菜根谭》里的话语引人深思“地之秽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无鱼。故君子当存含垢纳污之量，不可持好洁独行之操。”不温不愠，不过不及，才是真正过好一生的法宝 - end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