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日子，曾经有个叫屈原的人含恨投江，传说里的悲怆早被母亲们化作日常生活的喜悦，这一天不作为诗人死去的日子存在，而仅仅是，除旧布新，阴气消淡、阳气回升，是孩子们穿新衣的，芳香的，一天。 那些光辉从贫穷而艰辛的日子内部散射出。朴素地展现恒永。1973年，闪回—— 【端午】 农历五月初五。子夜，月亮上捣药的玉兔磕睡眼，迷瞪瞪倾覆了药臼，药草遍撒下尘。于是这一天，人间百草都香。贫穷的，富裕的，勇力的、怯懦的，高大的，卑微的，全都沐浴芳香。 大山懵懂、瞌睡的眼，微微睁开，拢着薄薄一层白纱，身体依旧暗淡、微微发青。白色的牛乳在脚下涌动，越升越高，在腰间化成了丝绵。山体渐渐透明，灰青转而变翠。太阳尚在山后梳妆，将残剩的胭脂水泼洒在青蓝天空。一弯淡白月亮挂在西天。职工房舍灰蓝的瓦，微微潮润，雾气凝为水珠,聚集，顺着屋檐滑落。公鸡的响亮啼鸣早已此起彼伏，鸡窝里蠢动着声响，等待主人开门。屋檐下母燕飞出，滑转一圈，预备安抚醒来啾啾乱叫的稚子。 如此淡定鲜明、华丽又素朴的人世的早晨。一切都准备停当。 25岁的阿顺治（我的母亲）穿着家常蓝布小花衬衫开门出来，尖顶笤笠下的小脸黑红鲜嫩。她抄把镰刀就上山。山道露水湿重，她扭摆着腰肢避开浓绿深邃杂草，还是将裤腿打湿。年轻的阿顺治并不在意这些，她步履轻快，纤瘦而健康，芳香的山中气息，引诱她放声歌唱。她孤单，却不知畏惧，充满喜悦地将一条长辫左右甩摆。新鲜的阳光爬上屋瓦时，阿顺治扛着一捆高过人头的香草，扔在水池边。那些是：柔软无心却要扮作辟邪剑的菖蒲,嫩嫩的绿脸端着却将白发藏起来的艾蒿，这两样是预备来插在门上，辟邪用的；还有翠绿竹叶，果子尚青的大张的枇杷叶，蚕儿未啃过的桑叶，花都谢了的嫩嫩的孤寂的桃叶，春茶采尽后暗绿的老茶叶,与大地缠绵的野花生藤，新鲜瘦细微微青黄的金银花，拿来包粽子的笤竹叶，还有，能将蛋染黄的蛋草…… 阿顺治麻利地将香草叶洗净，放人大锅，加满水，添上满灶柴火，大火烧开，又在香草叶间小心排放着埋下十来个生鸭蛋。水烧开了，舀出橙黄透明、香气扑鼻的草药水，倒在杉木大盆，这时候, 阳光洒满房前露地，寒雾散尽，气温回升了。阿顺治撩起蚊帐，将两个小女儿携起，一边一个夹抱出来。两个小人兀自睡眼惺忪，就被妈妈剥掉衣服,浸在香水里。4岁女孩（我）在水里缓慢醒来，东倒西歪，咧嘴傻笑；6岁的姐姐很乖地坐在盆里，自己撩水玩。洗好，从水里捞出，擦干，新生儿一般, 干干净净。阿顺治淌着汗，脸蛋红扑扑，变戏法般拿出一套崭新连衣裙，先给小姐姐穿好，妹妹还包着毛巾横在腿上。早几天夜里，阿顺治已用丝线结好了几个彩色网兜，大的能塞进煮熟的、被草药水染黄的鸭蛋，小的装樟脑丸。小姐姐穿着花衣站在地上，阿顺治就将塞好东西的网兜丁丁当当挂在她的纽扣上，或套进脖子垂在胸前，说：“要慢慢吃啊，才是乖孩子。”阿顺治给小女儿也穿好衣服，扛着她，走进走出，在门上插好菖蒲艾草，用毛笔蘸了蘸雄黄，点在女儿的额头上，又在两个孩子的肚跻眼、耳朵后、脖子那都抹上雄黄。阿顺治又调好雄黄酒，背着小女儿将酒洒在房前屋后，水沟里，壁橱角落，水缸旁……蛇不喜欢雄黄酒，小女儿似也不喜欢，她趴在阿顺治背上，皱着眉头，扁了扁嘴，终于没哭。 这时候才刚早上10点。顺明奶奶的声音远远从公路传来，阿顺治走到门口张望，见她已扭着小脚、摇摇摆摆爬上了台阶，一如往年，她拎来一大串新包的粽子，阿顺治也早预备好回赠的挂面了。这时候，金莲妈，爱素妈，陈明妈，也都洗好了孩子，将香香的剩水泼到水沟，宿舍区连同屋瓦都浸没在草叶香氛中。新鲜的香喷喷的孩童前后左右乱窜,身上的樟脑丸和黄鸡蛋丁丁当当晃荡。母亲们倚门闲聊，等着中午太阳再猛一些，便将压在箱里一冬的、吸了春天潮气的并不多也不贵重的衣裳，全搬到太阳下晒。在这个日子，曾经有个叫屈原的人含恨投江，传说里的悲怆早被母亲们化作日常生活的喜悦，这一天不作为诗人死去的日子存在，而仅仅是，除旧布新，阴气消淡、阳气回升，是孩子们穿新衣的，芳香的，一天。 ——赵荔红《芳香年代》 刊载于《花城》2010年第3期 端午回家 七十九岁的父亲拉着板车 在我祖父走过的路上 他来来回回地走 父亲把其中的一棵樟树，请木匠师傅锯成了木板，铺在阁楼上做楼板。去年，把留下的半边瓦房拆了，建楼房。拆房子的时候，我不在家。我再三叮嘱父亲，什么都可以扔，什么都可以送人，樟木板一定要留下来。端午回家，我把樟木板分拣出来，准备叠在邻居楼上。木板厚厚的灰尘，手摸过去，灰层扑腾上来。木板已经抽干了水分，但樟木香依然浓郁。我对父亲说，找一个木匠师傅，要村里最好的，打一担木箱。父亲说，打木箱干什么，谁还要木箱呢，姑娘出嫁也不要木箱了，皮箱多好，好看，便宜，出门打工带出去也方便。我嘟囔一句，你懂什么呢？你除了懂二两烧酒，还懂什么。父亲呵呵地笑，露出几颗没掉的牙齿，说，能懂一样，已经不错了。父亲把平板车架起来，把木板堆上去。我说，你拉板车干什么。父亲说，把樟木板拉到塘底锯木箱板呀。我说，有三里路呢，你拉去多不方便，请一个人拉吧。拉到塘底，吃一碗清汤，木板就锯好了，要不了时间。父亲说。我说，还是我拉吧。父亲说，你拉？你以为拉板车是写字呀，你拿起笔可以写，你没拉过板车，走起路来歪歪扭扭。父亲把背带挂在肩上，手握着扶把，弓起身，拉车走了。父亲已经七十九岁了，在我祖父走过的路上，他来来回回地走。板车挡住了他的身子，露出一个灰白的头，蹒跚地往巷子外走。木板磕碰着木板，哐当当地响。母亲站在台阶上，看着这个和她相守了六十年的人。 ——傅菲《木箱记》 刊载于《花城》2016年第4期 父亲终究没能将救死扶伤的事业坚持到底 2012年端午 有人提着粽子来送给父亲 他们都曾接受过父亲的救治 父亲放弃开设了几十年的诊所，被镇卫生院招了安。年近花甲的父亲之所以愿意如此，是他觉得去镇卫生院，既能保住自己的饭碗，还能为更广大的患者服务。 可万没想到的是，父亲这一去，却使他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 在镇卫生院里，父亲看到了与从前诊所里不一样的局面。镇卫生院实行的是自主管理，医生工资与看病数量，以及创收的多少直接挂钩。每个医生都在暗地里争抢病人。有的患者明明生的是个小病，医生却故意说得很严重，尽开些昂贵的药。动不动就要求病人住院。业绩好的医生，每个月能拿到成千上万的钱。这让历来在乡下行医的父亲瞠目结舌。卫生院里的大多数医生都在县城里买了房，有的还不止一套。上下班开的都是私车。他们还时常跟县里的一些医院介绍病人，从中抽取回扣费。 当父亲看到这些志得意满的医生，和躺在病床上孤苦伶仃的病人时，他第一次感到做医生的耻辱。 去年底，父亲带着满腔的愤怒离开了镇卫生院，回到了乡下的家里。2012年端午，我回乡下过节，看到有人提着粽子来送给父亲，他们都曾接受过父亲的救治。其中一个耄耋老者，拉着父亲的手说：吴医生，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怕是早就丢了，你的恩德，我们都记在心里嘞。那一刻，我重又看到父亲脸上浮现出当年那种幸福的表情。 当天晚上，我和父亲坐在老家的院子里聊天。母亲煮了一大串粽子，我们边吃边拉家常。父亲喝了点酒，情绪有些激动。他说：真没想到，自己当了一辈子医生，竟落得如此下场，幸亏你没当医生啊！说完，他摇摇晃晃地向堂屋走去，为香案上的药王菩萨上了一炷香。 —— 吴佳骏《一个乡村医生的祈祷和忏悔》 （刊载于《花城》2013年第5期） 关注《花城》杂志 独立精神 人文立场 新锐主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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