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九龄是唐朝中期文坛的领袖级人物，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行业大V。上面那首传世名篇《望月怀远》就出自他的手笔。诗圣杜甫年轻时曾想把自己的作品呈给他审阅，可惜未能如愿，只能在晚年写了首《八哀诗》表达自己的遗憾。不仅如此，他曾经还走上了人生巅峰，官至宰相（中书令），位极人臣，可令人诧异的是，张先生的相位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没过多久就被李林甫给斗下来了。那么问题来了，才华横溢的张九龄为何玩不转唐代的官场呢？我想原因有两条一是没读透帝王心术，二是政治主张与唐玄宗背道而驰。 到底是读不懂还是不想读懂？想要在封建王朝的官场上玩的溜，帝王心术可是必修课，而最后的结果证明，张九龄似乎让唐玄宗李隆基很不爽。哼哼，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张先生，您还是歇着吧。那么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张九龄怎么就没读透帝王心术呢？是能力不济吗？当然不是，如果他不能理解当官的游戏规则就坐不上宰相的位置。既然不是能力问题那就是态度问题了，结论是他压根不想去读那所谓的帝王心术。因为张九龄的身上体现着强烈的士大夫精神（尽管最终丢了，但并不代表曾经没有）。 胸怀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何谓士大夫精神？我的理解就是有文化，有气节，有理想，守底线，但从另一个角度上说这种人往往有些刚愎自用，迂腐不堪，有种莫名的优越感。张九龄出生于韶州曲江（今天的广东韶关市），整个家族世代为官，祖父张子虔曾任窦州录事参军，父亲张弘愈是新州索卢县县丞。总结一下，他属于士族出生，为人正派又饱读诗书，深受士大夫精神的影响，胸怀天下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既然胸怀天下就不是为某一位君主所服务的。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开放如唐代本质上依然是家天下的帝国，不顾及皇帝的面子、喜好和利益是不行滴。这一点他还真没有李林甫看得通透。 一怼唐玄宗张九龄是一位有理想有抱负的文人，可这种理想却与现实的政治制度严重脱节，他有礼有节却迂腐不堪，胸怀天下却故步自封，因此才会发生许多怼领导，让李隆基下不来台的事情。当时有位名叫张守珪的边关将领，屡立战功，唐玄宗想封他为宰相，来征求张九龄的意见，结果张先生说：“宰相是代表上天来治理万民的（代天理物），并不是封赏给别人的奖品（非赏功之官）”唐玄宗退一步说只给个名分，不实际履行政务可以不？张先生回答：“名分也不能随便给，这才打败了契丹就挂职宰相，要是消灭了突厥那用什么了奖励他呢？”唐玄宗被他怼得是哑口无言。 再怼唐玄宗《新唐书》记载凉州都督牛仙客尽忠职守，将边塞地区治理得井井有条，唐玄宗非常器重此人，打算给他加个尚书衔。张九龄知道后立马开怼，他说：“尚书在唐朝大多是授予宰相的荣誉，德高望重的人才配得上，牛仙客只不过是个基层干部，得此荣誉，天下人该怎么说？（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唐玄宗说那就封个爵吧，张九龄又反对说：“他只是做好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赏一点金帛就可以了，用不着裂土封侯。”这一次唐玄宗忍无可忍，脸一下子冷下来，怒道：“你不就是嫌牛仙客出身卑微吗？那么你自己又是什么出身呢？”张九龄回答说：“牛仙客区区一个基层干部，大字不识几个，当年韩信不过淮阴一匹夫，尚且不屑与周勃、灌婴为伍，陛下若是用牛仙客，我真感到羞愧（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惹得唐玄宗肺都快气炸了。 这下问题严重了，如果说前一次顶撞唐玄宗还算是维护朝纲，据理力争的话，这一次张九龄则是将士大夫的自以为是，假清高和迂腐不堪等劣根性表现的淋漓尽致，一副卫道士的嘴脸。牛仙客的确非宰相之才，你张九龄可以质疑他的能力，但用士大夫的优越感来歧视人家的出身就有点过分了。基层小吏怎么了？出身寒门怎么了？谁规定只有文学家才能封爵？只要工作做得出色，咋就不能封个爵位，加个尚书呢？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再说了皇帝给人封个爵位，还轮得到你张九龄讽刺了？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就比张九龄聪明多了，他进言说：“我看着牛仙客是块宰相的料子，封个尚书怎么了？张九龄一个文官，拘泥于古制，不识大体，只要有才干不一定非要会写文章，况且用人是天子的权力，还能轮到下臣说三道四了？”您看看这顺毛捋的多舒服，唐玄宗心情一下就好了。 政治理念的对抗，德治不敌法治事实上，真正让张九龄失去相位倒不是其屡屡冒犯唐玄宗，可能是他的执政思路与唐玄宗的治国策略发生了冲突，简单说就是与领导的政治路线不在一个频道上。张九龄是儒家意义上的仁人君子，唐玄宗初用他的时候是符合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即以儒家王道之名行法家霸道之实，儒家是旗帜要高高挂起，法家是手段要坚决执行。你张九龄处处和我对着干，这不许那不让，我还怎么行法家之实？不给你穿小鞋给谁穿小鞋？至于什么结党营私的罪名只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而已。从下面这件事我们就可以看出张九龄与唐玄宗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 为父报仇，杀还是放？《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之前有个叫杨汪的殿中侍御史冤杀了一个叫张审素的人，并且改名杨万顷。后来被害者的两个儿子为报父仇，在长安杀了杨万顷，被相关部门抓获。此时对于如何处置二子引发了朝廷上下的争论。张九龄主张宽宥二子，他认为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二子报酬天经地义。但李林甫和裴耀卿却认为，若是不追究二子的责任那等于是乱了朝廷的法度，以后何以服人？唐玄宗赞同李林甫的看法，斥责张九龄说：“孝子之情固然值得同情，但赦免杀人犯这样的先例是绝对不能开启的（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国家制定刑律是希望制止仇杀（国家设法，期于止杀），要是每个人都为了报私仇而杀人，要杀多少人才是尽头？”于是二子被移交到河南府仗杀，老百姓都非常怜悯他们。 很显然，张九龄的主张的理论基础源自传统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儿子就要有儿子的样子，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不为父亲报仇怎么能称得上是孝子呢？因此他提出不追究张审素二子的刑事责任，实际上带有浓厚的儒家德治的烙印。而唐玄宗则更偏向于法家的王霸之术，行法治来治理国家，因此精通律令修订，擅长权谋，还懂帝王心术的李林甫更符合唐玄宗对于宰相的要求。当时的唐玄宗不傻，李林甫能挤掉张九龄登上相位，除了耍权术，自然也有他的过人之处。 一家之言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张九龄被贬的原因还是比较复杂的，但政治主张不符合唐玄宗的政治纲领是本质因素，而脾气犟，屡屡让领导下不来台则加速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至于什么结党营私之类云云，只不过是找个理由让他下台而已。张九龄工作能力强，为人正派，举止优雅，器宇轩昂，文采飞扬，直到他去世之后，每每有人向唐玄宗举荐宰相，他还要问一句“风度得如九龄否？”可见从内心深处来说唐玄宗还是很认可这位文坛领袖的，但欣赏归欣赏，政治归政治。政治理念的冲突不会被个人喜好所左右，就像血腥的权力争夺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变得温文尔雅一样，身在权力的中心很多事都身不由己。唐玄宗并不反感儒家思想，但在他心里儒家只是唐帝国的政治旗号，并以此来粉饰太平，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法术势三合一的法家思想才是他追求的治国之道，而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倒是和唐玄宗颇为“志同道合”。 这里顺便说一下李林甫，历代史学家对于他的评价都不高，说他为人阴险狡诈，口蜜腹剑，排除异己败坏朝纲致使唐朝由盛转衰，这是事实无需洗白。但很多人极容易忽略的一点是，两唐书对他的政治才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所谓“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在当上宰相前，李林甫长期从事法律修编的工作，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两部《开元律》就是他主持修订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两部法典中的很多原则符合了时代发展特色，对于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李林甫在处理君臣关系的能力上也比张九龄更为圆滑，政治主张又深得唐玄宗的认可，还善于修订法律并颁布执行，从这两点来说，张九龄确实不如李林甫，也算是输的不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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