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结束了。首先祝福所有的考生顺利取得好成绩。相信每年此时，无论考场中的莘莘学子，还是回忆高考时光的我们，都会有着一种别样的大学情结，欢乐的、昂扬的、青涩的、迷茫的，诸种滋味，品味一番。而清华大学教授作家格非说：大学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要确立价值观和人生目标！ 大学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确立价值观和人生目标文|格非 欢迎各位来到清华大学。很早就已接到学校的通知，要在今天的迎新会上发言，但想来想去，确实不知道在这个场合应该跟大家讲些什么。不瞒大家说，我儿子和大家一样，今年也参加了高考。尽管他也把考取清华大学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虽然竭尽全力，还是没能如愿。所以说，至少在我儿子的眼中，在座的各位毫无疑问都是成功人士。在这里，请大家接受我的诚挚的祝贺。既然如此，我想，在今天这个场合，我也许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成功的一些看法，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如今正在成为我们主导价值目标的成功理念。 我们从中学进入大学学习，首先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也许就是如何确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目标。在中学阶段，这个目标是清晰而明确的——不用说，那就是高考。不光是我们自己，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氛围都在日复一日地强化着这个目标，我们几乎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关于这一点，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深切的体会。 可是在进入大学以后，我们会突然发现，原来特别清晰、具体的目标，转瞬之间已变得暧昧不明。即便我们仍然把追求成功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目标要比高考这杆标尺复杂得多，也诡异得多——比方说，有些人仅仅因为与生俱来的高颜值，就轻易地取得了所谓的“成功”。 今天，我们需要自己来发现、设计和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为此承担责任，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相当严峻的课题。 本来，对于“什么是成功”这样一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解和答案。但毋庸讳言，由于整个社会日益功利化的趋势，我们对于成功这样一个理念的理解，已经极大地狭窄化、乃至于庸俗化了。 似乎所有的目标都可以用金钱、豪宅、知名度、媒体的曝光率来衡量，如果我们不幸没有这些炫目的饰物来装点我们的人生，那我们仅仅是活着，但并不“存在”。 可以说，这样一种极其狭隘和庸俗的成功理念，给这个社会的每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给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毁灭性的扭曲和破坏。它还导致了这样一个后果：我们仅仅是为了追求所谓的存在感而活着。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据说是为了追求幸福。可是，伴随着我们对成功理解的狭窄化和僵硬化，我们作为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感知幸福的能力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 有一位成功企业家曾经告诉我，在他们老家流传着这样一个格言：我们生活中的绝大多数苦恼都是邻居造成的。我们奋斗了一辈子，似乎就是为了把房子建得比邻居漂亮一些，似乎就是为了在邻居的眼中造成这样一个虚幻的投影：我是幸福的。 在许许多多的有关“幸福”的定义中，我认为瑞典作家拉格洛芙的说法最为精妙。她说，幸福就是对责任的自觉承担。比如说，一位母亲尽管经受了分娩的巨大痛苦，尽管她在孩子成长过程中付出了无数的辛劳，我们都会一致同意：做一个母亲是幸福的。因为她自觉地承担了这个责任。 所以，在诸位刚刚跨入大学校门，为自己的人生确立目标之际，我希望各位不要忘记拉格洛芙的忠告。从某种意义上说，自觉地承担责任，是我们获得幸福的重要前提。 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学者曾经跟我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去了美国之后，学业大多十分优秀。他们中的很多人能比较容易进入最优秀的前20%，却很难进入最顶尖的前5%行列。这是为什么呢? 这位学者的答案是：中国的学生虽然聪明，也很用功，但缺乏想象力，缺乏深厚的人文素养。我想，他的话或许有些道理。 在我看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还涉及我们对于成功的理解和定位。如果我们把世俗的、功利化的成功作为唯一的目标，这些目标一旦实现——比如进入欧美名校、有一份稳定而待遇优厚的工作等等，我们奋斗的动力就会随之失去。 我们知道，从事一流的科学和学术研究，有时需要忍受长年累月、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孤独。为了追求和坚持真理，有时不仅得不到世俗的成功，还要承担各种风险和牺牲。胡适先生曾说，做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要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赶时髦，不避风险。 如果我们没有获得超越于一般功利心之上的真正动力，我们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也很难去从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学术研究。 当然，我个人并不反对成功——如果清华的学生在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我作为教师，会在第一时间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为你们感到骄傲。 我今天的发言，只是希望大家对现在社会上流行并成为重要意识形态的“成功观念”进行认真的反思，希望大家在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的时候，严肃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立身之基?什么是我们的人生价值所系?什么是我们的为人之本? 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如果需要我给大家提出一些建议，我愿意用下面这段话与大家共勉： 做一个诚实而有趣味的人， 做一个有责任感、有社会关怀的人， 做一个热爱自己的志业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 你也有可能成为大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 你的感悟、你的洞见，你对世界有没有看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对世界没有看法的作家，怎么训练也没有用。这个过程，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来积累，涉及到你个人的生活、经历。你对生活是不是严肃、认真，也有关系。有的人匆匆忙忙打发了一生，不经过大脑，不经过感情的发酵。有的人失恋，会痛苦很长时间，有的人几个小时就忘了。生活、命运带给一个人的馈赠有时候是相当痛苦的，一个人经受痛苦的时候也没想将来把它写成小说，可当他经历了这些东西，一旦想写作的时候，他写作的内容、材料的质地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一开始要做的就是破除迷信。不要觉得那些大作家多么了不起，你也有可能成为大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禀赋，有的人在各方面修养不是很好的状态下，一鸣惊人写出了传世之作。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大作家，他们的文字水平起初并不高，比如沈从文，他早年开始写作时文化水平并不高，他有的是勇气和他对自己写出来的东西的价值的确信，这个非常重要。 你要能够确信你写出来的东西是好的，你无条件地认可这个东西，这样的思维习惯会给你带来一个巨大的解放感和取之不竭的写作动力，使得你下笔如有神助。我把这称为一种火热的工作状态，你的大脑在燃烧，你的句子都像是在烧，我们所谓的“烧脑”。这样的状态下，你写出来的句子总是漂亮的。有时候不见得和你的写作量、词汇量、读书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我们需要解放思想，有时候写作的人畏首畏脚，觉得自己水平不够、词汇量很少、想象力也不够，也缺乏训练，这种时候就会束手束脚，重重障碍像大山压着你，你是根本没办法写作的。 所以我觉得写作的第一步，要训练自己——一旦开始写作，就要处于一种绝对的自由状态，让你放松，有助于帮你把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所以我有时候跟学生开玩笑，写作需要经历一个不顾一切、糊涂乱抹、有勇气面对自己的阶段，这个阶段特别重要。 然后就是精力的投入。一个作家面对电脑、稿纸进行写作，他需要全力以赴，需要开辟一个新的领地，这当中有点像在黑暗中寻找道路。投入90%还是91%的精力，是完全不同的。你不要小看这百分之一的精力，有的时候你就差百分之一的投入，可能就会差出很多。 败毫无疑问是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家直接关注并反映这一社会问题，创作反腐题材小说，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 ——格非 败毫无疑问是当今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家作为知识者，直接关注并反映这一社会问题，创作反腐题材小说，本来就是理所应当的。另一方面，虽说当今的腐败具有一定的时代特点，但腐败问题并不是首次在中国社会出现，腐败的产生也有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法律和道德背景，在反腐败的同时，对于社会、历史和文化进行深入思考，也是文学的基本任务。 文学艺术是现实最为敏感的触须。当今中国的社会发展波澜壮阔，为作家们提供了丰富的写作资源和素材。同时，现实极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给作家们的写作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仅仅依靠外部粗浅的观察，是无法把握当今社会日趋复杂的社会现实的。所以说，作家只有置身于这样一个现实中，不断开拓自己的胸襟和视野，不断提高自己的历史意识、人文和艺术修养，才有可能写出反映时代真实的优秀作品。 我觉得网络文学也很好，今天的读者需要网络文学，所以它出现了，应运而生。——格非 网络小说写得那么长，到底有什么必要？这么一想，问题还真有点复杂。我们知道，现在的电视剧通常很长，如果每天播一两集，差不多要一个月才能看完。明清时期的章回体小说也很长，看完也需要很长时间。那么，今天的网络小说与电视剧、明清章回体小说之间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我认为，公众在接受这类作品时，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欣赏，二是陪伴，而且，陪伴是主要目的。 我觉得网络文学也很好，今天的读者需要网络文学，所以它出现了，应运而生。我们看待今天的文学，要区别来看，要看到历史的发展趋向平民，社会越发展对这些人越有利。我们不应该建议所有人：“你一定要去读《尤利西斯》，而不要读《盗墓笔记》。”这是不对的。因为读哪个作品，都是他们的权利，都是正当的。 通俗文学也会出现很多很有生命力的东西，比如通俗文学一般来说不怎么装，有什么说什么，直抒胸臆、很直白。精英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不动了，就需要向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学习。 如果我的分析不错的话，传统文学要想保持足够的影响力，就应当反其道而行之：适当缩短作品的长度，同时增强作品的密度和强度，迫使读者只有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才能欣赏。在全球范围内，小说的短小化和精粹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趋势。我认为，中短篇小说、篇幅短小的长篇小说，是未来传统文学叙事的主要体裁。 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必须读世界文学。——格非 有些让我们“望而生畏”的大作家，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废话”很多，作品的枝蔓非常复杂，读起来毫无快感。如果你要迅速弄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可以从《罪与罚》入手，有点像通俗小说，几天就能看完，写作轻快、单刀直入，没有太多枝蔓，非常流畅，但整个作品又非常深入。 全世界公认托尔斯泰最好的作品是《安娜·卡列宁娜》，语言轻快、简洁，托尔斯泰创作它的时候很有激情，那时他的生活相对比较安定，不像晚年的作品那么虚无，但他的技巧已经成熟了，一个高中以上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够了解它的美、它思想的丰富和深邃。读乔伊斯，不要一上来就读《尤利西斯》，而要选择《都柏林》，你一定会喜欢，所有人都能读懂。想了解福楼拜，就读《包法利夫人》。如果你更追求阅读的快感，我推荐钱德勒，我称他为介于严肃作家和通俗作家之间，他的作品非常好看，比如《漫长的告别》。 如果你要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必须读世界文学。否则在中国文学这个圈圈里，是没法了解自己的。所以不要有偏废，中国文学、外国文学都应该读。 他被誉为中国先锋小说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总是求新求变，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他的作品《江南三部曲》，不久前获得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这是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酝酿构思，到2011年完成的系列长篇小说。他就是著名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格非。 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 “格非”是笔名，真实姓名为刘勇。1964年，他出生在江苏丹徒县农村。少年时期，他是个老实、腼腆、与世无争的孩子。在父母眼里，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甚至有些沉默寡言。1981年，他考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刚上大学时，格非并不太习惯城市的生活，他无数次想着回到家乡。他怀想爬葡萄藤蔓的茅屋，思念清晨被啼鸟唤醒的光阴。为了缓解思乡之情，他常常阅读沈从文的作品，试图从中寻找对于故乡相同的慰藉。同时，他还读里尔克、蒂里希等外国作家的作品排忧解闷。长年的阅读使他不仅逐渐摆脱了思乡之苦，而且逐渐爱上了文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审美偏好。 上世纪80年代，热爱文学的氛围在大学校园尤为浓厚。当时校园里活跃着各种文学社团，格非也参与其中，和同学们一起探讨诗歌、小说以及各种文学现象。有时候，他们为了文章中的某个用词，会通宵达旦进行辩论。多年过去后，格非还经常怀念争得面红耳赤的场景。正是在这种氛围里，格非才尝试文学创作。 1984年，格非和同学到浙江去进行方言调查。“打前站”的他，在火车上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在绿皮小本上完成一篇名为《追忆乌攸先生》的短篇小说。当时，他没有想到投稿和发表，完全是自我消遣。几个月后，《中国》杂志的编辑王中忱在华东师范大学召集文学座谈会，格非很羞涩地拿出这篇小说，岂料王中忱特别赏识。不久后，他的小说处女作在《中国》杂志发表。格非万万没有料到，随手写的小说竟然也能发表，这给他后来的创作带来无尽的动力。 格非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工作之余，他把大量时间花在小说创作中。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之后，他先后在《收获》《钟山》《上海文学》《人民文学》《北京文学》等大型文学期刊发表小说。其中，《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使他一举成名。《迷舟》以“叙述空缺”闻名于先锋作家之中，而《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上世纪90年代后，格非在小说创作领域已经卓有成就，他和余华、北村、马原等人，被誉为中国先锋作家的代表。格非在从事教学与创作的同时，还攻读文学硕士、博士学位。攻读文学博士那几年，他几乎停止了创作，在文学理论的世界里神思、遨游。2000年，他凭着论文《废名的意义》，获得博士学位。随即，他离开了求学、工作近20年的上海，转战北京，来到清华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来都不对现实生活进行简单的描摹，他对所谓的种种技巧和模式也没有兴趣，而倾向于对小说思想性和文本结构的探索。调入清华大学前夕，他在《收获》杂志发表了首部长篇小说《敌人》。小说发表后，被评论家称为“当代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神秘小说”。 在小说创作中，格非从来都不循规蹈矩，总是求新求变，敢于向自己挑战。继《敌人》之后，他又创作了长篇小说《边缘》《欲望的旗帜》。尤其是《欲望的旗帜》，是他第一部关于当代题材的小说。 潜心创作《江南三部曲》 2003年，格非动笔创作“江南三部曲”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人面桃花》，这是他以独特的历史观并结合生命想象精心营构出的力作。该小说有别于格非前期的“先锋”风格，致力于更朴素、更宁静、更温婉、更细腻地去阐释人生。在对逝去记忆和历史场景的呈现里，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进中乡村女子秀米如何辗转奋争于乌托邦理想建构的身心历程及其传奇故事。不难看出，格非意在将一个女子的命运与近代中国的厚重历史交织在一起，通过简单写出复杂，通过清晰描述混乱，通过写实达到寓言的高度。 《人面桃花》的历史背景是1949年之前，而到了“三部曲”的第二部《山河入梦》，故事的时间背景则为1952年—1962年间的江南农村。小说主要讲述了女主人公姚佩佩遭遇家庭变故从上海来到梅城，并与梅城县县长谭功达之间发生的一段难以示人的爱情。这部作品发表之后，莫言曾经有过高度评价：“这是一部继承了《红楼梦》的小说，书中主人公谭功达就是现实的贾宝玉。” 在出版了这两部长篇小说后，格非写作的步伐明显慢了下来。经过几年的沉淀之后，他于2011年完成了“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春尽江南》。该小说讲述了一对渐入中年的夫妻及其周边一群人近20年的人生际遇和精神求索，借以透视时代巨变面临的各种问题，解读时代精神疼痛的症结。小说主体故事的时间跨度尽管只有1年，而叙述所覆盖的时间长度却是整整20年！ 《江南三部曲》从构思、写作到最终完成，真正可谓“十年磨一剑”。上海文艺出版社在“三部曲”集结出版时要起一个系列名，起初格非定名为《人面桃花三部曲》，最后以《江南三部曲》一锤定音。 格非作为学者型的作家，对待文学的态度是严肃的。关于文学的经典性问题，他认为：历史上所有伟大的作家无非两种，一种是开风气之先，另一种是挽救风气。没有狂放之气的作家，最后只能写出平庸的作品，成不了好作家。他继而反思：中国正处于一个巨大转折时期，为什么没有出狄更斯、司汤达这样反映社会深刻变革的大作家，反而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畅销书和文化商人？ 事实上，格非始终在朝着文学的经典性目标努力。他坚持用规范、纯正的汉语写作，立足于语词本身的丰富性，以繁复、深邃、多层面的叙述保证意义的储留。随着年岁增长，他意识到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价值，作为汉语作家应该从传统文学中充分吸收营养。对于曹雪芹和鲁迅的作品，他反复阅读、推崇备至。 除了读书和写作，格非最大的习惯就是思考。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作家和哲学家一样，在认识世界时，哲学家使用的是逻辑性的、陈述性的方法；作家使用的是打比方、讲故事的方式，是具体的形象。在人生多种可能性的选择中，格非最终选择了文学。他一直强调好的文学一定要有陌生化的效果，如果文学不能超出普通人的预想、和日常生活完全一致，那文学就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当代著名作家中，格非小说创作的数量不是最多的，但每部作品发表后总是能在文坛引起不小的反响。除了获得茅盾文学奖，他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鼎钧双年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此外，许多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对于目前的文学成就，他并不满足。在他看来，最好的作品永远都在创作中。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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