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生命权力与性的操控

如果说规训权力的对象是人的身体，生命权力的对象是人口，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共同的对象就是性（le sexe）。性被福柯认为是判断权力技术转变的标尺，也是理解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根据。“性，正好处于肉体和人口的十字路口”，一方面，性作为完全肉体的行为，与身体的规训有关，另一方面，性作为生殖的行为，与人口的整体有关。福柯一生对性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研究的性，不是性行为、性现象、性实践，也不是性的科学，性的宗教、性的哲学，而是“性经验”（la sexualité）。权力正是通过性经验机制，实现了对性这一人的最隐秘领域的操控，实现了对人的身体的规训，对人口的调节。福柯关于权力与性的关系的探讨，值得细细品味。

一、批判性压抑

福柯专门探讨性的著作《性经验史》是从批判“性压抑假说”开始的。这种假说认为，17世纪人类社会在性的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性行为从开放走向保守，性活动被看成是关于生育的严肃的事情，其他不正当的性活动都应该是被反对的。关于性生活的讨论不再是公开的、毫无顾忌的，不能随便地、自由地谈论。这种性压抑被认为是与资产阶级的秩序相符合的，表征了权力对人性的压制，显示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性。人们必须为性的自由而战，必须去摆脱性压抑，摆脱的方式就是自由地去进行性活动，故意地大声谈性，用行动和语言与权力唱反调。

福柯对“性压抑假说”既不持完全肯定，又不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而是强调权力与性的关系绝对不是那么简单，似乎性代表着人的自由，权力代表着对自由的否定。权力不是作为性的对立面、否定面出现，不是外在于性而是内在于性之中。“只要有性欲的地方，那里就会有权力关系，因此，要在权力关系确立之后出现的压抑中揭示权力关系，只是一种幻想；而探寻权力之外的性欲，则是虚荣心在作祟。”权力与性之间总是充满复杂纠葛、亲密互动的。权力并不是那么简单地靠禁止来掌控性，它是更加狡猾地、更加审慎地对待性，它的技术是多样的，不仅仅是拒斥、阻碍、否定和压抑，也有煽动、生产、激活和深化。福柯要表明的是：“性压抑永远是更加复杂得多的有关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事物并不仅仅被压抑。就性这个问题而言，总是存在很多其实并不完备的限定，它们既有消极的阻挠的效果，又有积极的刺激的效果，而且相互平衡。性在19世纪运作的方式，既受压抑，又通过心理学、精神病学这些技术手段的分析，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强调，从而表明那不仅仅是一个压抑的问题。”

压抑性只是权力技术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对来说次要的、简单的技术，权力还利用更难的技术，去激活性。17世纪以来的社会不是在语言中限制了性，而是发生了真正的关于性的话语的爆炸。权力煽动着去谈性，它只是在某些人之间，某些场合，某些时间空间，某些表达方式上限制了某些话语，但总体来看，权力采用了多样形式的技术反而让性表达得更多。只看到权力对性的压抑、否定，那是因为还是从统治权力的角度出发，因为只有统治权力才会通过颁布法律规定性活动或性话语哪些是合法的与非法的，只有通过禁止性的法律让性否定自己，控制住性。现代社会不是通过统治权力与法律的方式来管理性的，坚守这种统治权力理论，不可能看到权力与性的真正关系。

必须找到新的权力分析范式，从规训权力与生命权力的积极性、生产性出发。性在19世纪被看成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被认为如果没有纪律化和规范化，就会出现的后果是，个人层面会被疾病困扰，人口层面则将使后代受到干扰。“我们必须谈论的性不再仅仅是惩罚或者宽容的对象，而是管理的对象。要把它置于有用性的体系之中，为了大家的最大福祉而去规范它，让它在最佳状态之中发挥作用。性不仅仅是被批判的对象，它还是被管理的对象，它属于公共的权力，它要求有各种管理的程序，它还必须由各种分析的话语来承担。”权力因此必须捕捉性，必须把性看成对象和目标。性的重要性已经使社会成为“性社会”，性俨然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标志。

人们认识到，社会的未来和命运不仅仅是与公民的人数和德行相关，也不仅仅与公民的婚姻规则和家庭的组织有关，而且还与公民们的性有关。性是如此重要，权力不能只是去压制它，必须利用它，用它来显示权力的合法性、正当性，权力利用了性，突出它、引发它、使用它、控制它。不像统治权力以压制、否定性来表征自己，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是以激发性、生产性来表征自己。性压抑假说恰恰没有看到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技艺，没有捕捉到它们出场的痕迹。

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对性的捕获，采取的是多样性和变动的技术，它利用关于性的知识管理、规范、规训和调节性，从根本上是两种方式，一种是规训，一种是调节。权力采用生命权力的技术与规训权力的技术相结合的策略，“性处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切政治技术都是沿着这两条轴线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性属于身体的规训：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和分布，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它属于人口的调节，它引起的所有后果都是关乎全局的，于是同时被整合到这两个方面之中。它引起了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不仅如此，它还引起了大规模的测量、统计评估和对社会有机体及其各下属集团的干预。性同时是进入身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结合也正是在性中实现的，两者都通过性，分别作用于身体和人口。性技术的两极，正好对应于身体规训的目标和人口调节的目标。这是权力干涉性、规训身体、调节人口的重要方式，而正是在“身体”和“人口”的连结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而不是以死亡威胁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

权力对性坚持的是“双重调节”规则，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战略，也有家庭、学校层面的微观策略。权力对性的探究总是要达到人类生存的最细微的部分，分析个体、规训个体，探寻个体的密码，权力还把人口的性行为作为对象和干涉目标，围绕着鼓励生育或者反对过多生育的目标和要求，分析出生率、结婚年龄、合法与非法出生、性关系的早熟和频率、提高生育率或节育的方式、单身的后果或者禁忌的影响、节育行为的影响，形成了一整套对性的观察结果，在生物学和经济学范围内来确定性行为及其规定和影响，并力图将夫妻的性行为转化为一种和谐的政治、经济行为的有计划运动。权力正是依靠这些方式、方法和技术进入到人的最隐秘的领域之中，权力征服了性，进入到性之中，而且也进入到身体之中，进入到人种的生命之中。

二、建构性经验

权力实现对性的操控，依靠的根本方式是建构性经验。在福柯看来，性经验有三个相关的要素构成，即以医学和精神病学为代表的有关性的知识；依靠宗教的、法律的、教育的、医学的制度建立起来的规则、有关的规训实践；以及个体如何被塑造并主动认识到自己是性经验的主体的方式，或者说个体如何被引导去关注自身、解释自身、认识自身和承认自身是有欲望的主体的实践。简而言之，性经验是由知识领域、规范形态和主体性形式构成的，也就是围绕着性所形成的一套被个体认同的、内化到个体之中的知识、规则、制度、机制的总和。福柯要强调的是，性经验并不是外在于权力，权力就在性经验之中，不要认为存在着属于科学的、中立的和自由的知识的性经验领域。性经验作为术语在19世纪出现，就已经标志着性进入到权力的完全操控之中。性经验就是权力的手段，受到权力机制的召唤、揭示、区分、强化和整合。一种性经验的形成，就意味着有权力已经内化到其中。

福柯还特别强调了性和性经验的关系。他反对的观点是：把性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坚实的存在，而把性经验理解成意识形态的建构，把性置于现实的一边，把性经验放在观念和幻想一边。福柯的观点是性历史地取决于性经验。性也是被建构出来的，正如生命、人口、身体甚至人这个概念一样，都是权力支配现实人的重要手段。性有生物性的特性，关涉到身体、解剖、机能，但它也有历史性，是以生命为目标的现代权力技术发展的产物，“性是在权力为了控制身体及其质料、力量、能量、感觉和快感而组织的性经验的机制中最思辨的、最理想的和最内在的要素。”性只不过是性经验的机制及其功能认为必不可少的部分，是被权力所捕获的东西。不能假想一种性的自主性，把它作为与权力建构的性经验相独立的领域。正是有了权力技术向管理生命的转向，才有了性经验、有了性知识，才因此有了具有无比重要性的性。

性经验机制是与“联姻机制”相对应而被提出的。福柯认为，性经验机制诞生于“联姻机制”，但不同于它，没有放弃它，只是削弱了它的重要性。联姻机制实际上也代表了一种权力的技术，它的中心内容是对合法婚姻和生育力的强调、对近亲婚姻的拒斥和对婚制的规范，对它来说重要的是家庭、是生育。性经验机制的存在理由不是生育，而是以日益细致的方式增加、更新、连接、发明、渗透各种身体，以日益周全的方式控制人口，所以性经验机制的关键是强化身体，是人口生命的安全。联姻机制是与统治权力的法律技术相关的，采用的是否定性的、单一性的方法，而性经验机制是与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的技术相关的，采用的方式是多样的，变动过的。

福柯对两种机制进行了明确的对比：“联姻机制是围绕一个界定允许与禁止、合法与非法的规则体系建立起来的；而性经验的机制则是根据权力的各种变动的、多态的和见机行事的技术发挥作用的。联姻机制的主要目标是重新产生性关系的互动，维护管理性关系的法律；而性经验的机制则相反，它永远在扩张各种控制的范围与形式。对于前者来说，它关心的主题是身份明确的伴侣之间的性关系，而对于后者来说，它关系的主题却是身体的感受、快感的质量、十分微妙的或不易察觉的印象的本性。”联姻机制强调的是生育作为性活动的主要因素，而性经验机制则与强化身体联系在一起，它不再把性的问题看作为惩罚的问题，而是看作为生命和疾病的问题，看作为必须治疗的疾病的问题。它是以管制性及其生育力以确保人口密度、繁衍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机制，是一种经济上有用和政治上保守的经验。这种性经验机制与摒弃快感或贬低肉体的禁欲主义无关，而与强化身体、质疑健康及其作用的条件，最大限度地延长生命有关。

福柯认为，性经验机制是从18世纪开始发展出来的，当时出现了四种类型：（1）女人肉体的歇斯底里化，即把女人的肉体看成性饱和的完整肉体，通过其本身的病理学将其整合到医学实践的领域中，最后将其纳入到与社会团体、家庭空间、儿童生活之间的交流之中。母亲的负面形象、神经质女人的问题被提了出来。（2）儿童的性的教育学化。认为所有儿童都沉溺于或可能沉溺于性行为（主要是手淫）之中，这是自然的但又是违反自然的现象，可能会带来身体的、道德的、集体的和个人的危险，父母、医生、心理学家必须不断看护儿童的性萌芽。（3）生育行为的社会化或人口的调节。把生育理解成社会的事情，强调夫妇对整个社会集体富有责任，要通过一定手段促进或限制妇女的生育力，国家要对个人和种族实行计划生育，并减少致病的因素。（4）反常快感的精神病学化或性倒错者的分类。对作为生物的和心理的自主本能的性本能可能被感染上的反常形式进行临床分析，使得性行为正常化或病理学化，为反常寻找矫正技术。

整个19世纪，四种形象即歇斯底里的女人、手淫的儿童、生育的夫妇、性倒错的成人被描绘出来，成为各种认识活动的目标和根据，权力因此找到了渗透到儿童、女人和男人的性欲的策略。这种性经验机制也生产出神经质的女人、性冷淡的妻子、无动于衷的母亲或者受谋杀念头困扰的母亲，性无能的、虐待狂的和性倒错的丈夫，早熟却虚脱的儿童，不结婚或冷落妻子的同性恋男童年、医生、教师、精神病医师、教士和牧师等等，也就是产生出“不正常的人”。

性经验机制最终走向社会，成为主导的性话语体系，经历了一个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过程。很容易形成的观念是性经验机制是统治阶级压抑其他阶级的一种方式，即在性方面得以完成的阶级剥削，是资产阶级确立的为限制其他人快感的原则。福柯又一次超出人们的“熟知”，他认为性经验机制首先是在享有经济特权和政治领导权的阶级中形成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家庭的性首先被关注，下层人民则长期以来避开了性经验的机制，之后才慢慢地渗透其中。原因在于，性经验机制不是有关压抑被剥削阶级的性欲，它是一个阶级的自我肯定，不是对另一个阶级的奴役。“这是对生命的一种政治安排，它不是在对其他人的奴役中，而是在自我肯定中被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为了关心、保护、培养身体，避免它遭受危险，才发明了性技术，才强调性的身体、感受、快感、健康、寿命在政治上的重要价值。比起其他阶级来，资产阶级更加关心性，它认为健康的身体与增强资产阶级统治权有密切联系。古代贵族证明其身体的特殊性，采用是的血统的方式，而资产阶级的血统就是它的性，就是它的强壮的机体和健康的性经验。

资产阶级利用性经验关心的是给自己一个身体和通过组织这种性经验的机制来确保这一身体的力量、耐力和长久的生殖力，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它力求从性经验中塑造出特殊的身体，它赋予性凌驾于自己身体之上的神秘的和无限的权力，让性为未来的健康负责，对自己的后代负责。无产阶级则长期没有这种性经验，他们的身体和性也没有被关心，他们有保留地接受了性经验机制。资产阶级的性经验在自身的连续变动和转换中，走向了社会所有阶级，走向了现代社会。19世纪开始了性经验机制的普遍化，最终社会集体被赋予了一种性的身体。无法考证，福柯在多大程度上认同阶级分析法，也很难发现福柯如何认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阶级分析法完全是服务于性经验机制的分析的，最多可以称为“性经验机制的阶级话语”。我们肯定福柯把阶级与性关联起来的新意，但他的理论实际上解构了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否定了阶级之间的性剥削，抹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划分。他也没有继续阐述，性经验机制普遍化的社会，是否还存在不同阶级的不同的性经验机制，是否还存在阶级之间的性的对立，无产阶级成员是否有机会分享资产阶级的性体验等现实问题。

三、激发性话语

性经验机制是权力在激发性话语的过程中形成的。 “从18世纪以来，性就不断地激发起一种普遍化的话语亢奋。而且，这些性话语的增多不是外在于权力或反对权力的；而是相反，性话语是在权力的范围之内，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起作用的。到处都有各种话语煽动，到处都有听取和记录的机构，到处都有观察、审问和表述的手段。”现代社会不是把性隐藏起来，而是在强调性是秘密、性是隐私的同时，让人们热衷于谈论性。权力在性上实际上进行着话语生产，让性进入到话语的掌握之中。话语的多样化和权力的强化是相统一的，所有这些话语围绕着权力关系而紧密联系在一起。权力打破了中世纪围绕着肉体和忏悔实践组织的单一话语，在人口学、生物学、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道德、教育学、政治批判等领域里掀起了话语爆炸。通过这些领域，权力把所有的性进行话语的规划，并不断煽动、摘要、整理性话语，使之制度化，把性纳入到多样化的、强制性的话语的网络中。

权力是依靠话语来运作的，它激发性话语，审查性话语，考察谈论性的主体、地点和机构，展示出自己多样的技术，并借此进入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性行为中。福柯指出：“重要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不是去了解我们是否对性说是或否，我们是否宣布禁忌或许可，我们是否肯定它的重要性，或者我们是否否定它的结果，我们是否改变我们用来指称性的词语，而是要考虑我们谈论性的事实、谁在谈论性、我们谈论性的地点和观点、煽动我们谈论性并且积累和传播性话语的各种机构，一句话，就是要考虑全部的‘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此外，重要之处还在于权力是在什么形式下，通过什么渠道、顺着什么话语最终渗透到最微妙和最个体化的行为中去，它沿着什么道路直达罕见的或几乎觉察不到的欲望形式，还有，它又怎样穿透和控制了日常的快感，而所有这一切及其后果又能够既是对性的拒斥、阻碍和否定，又是对性的煽动和深化，简言之，它们具有‘多种形式的权力技术’。”话语是权力对付性的重要工具，权力正是瞄准了“话语事实”和“性话语实践”，通过既否定性话语又生产性话语的技术实现了对性的操控。

当然，性话语不能被认为是权力机制投射的简单的表面现象，不是所有的话语都是对权力的支持和附属，性话语是复杂的，甚至本身是对立的。它们不可能都一劳永逸地服从于权力或者反对它，在话语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和不稳定的相互作用。话语世界本身就有被接受的话语与被排斥的话语，主流话语与从属的话语之分，话语能够同时既是权力的工具和后果，也是权力的障碍、阻力、抵抗和相反的战略的出发点。它承载着权力，加强权力，又损害权力，揭示权力，削弱和阻碍权力。所以，福柯强调权力的话语技术是灵活的、多样的，不是通过话语一致，而恰恰是通过反抗的话语和一致的话语的统一，并利用话语的对抗来运行的。这说明权力给人谈论性的自由，甚至允许抵制权力、反抗权力的自由，现代权力有这种包容的力量，它是足智多谋的，它不是通过同质性的话语，而是善于运用对抗性的话语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福柯发现，18世纪以来性话语的增多不是简单的数量现象，还有质的变化。这种质的变化最根本的表现是权力建构了性倒错话语。性倒错话语被福柯认为是性话语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权力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是权力激发性话语必然采用的技术手段。各种性倒错话语成倍出现，并不是因为性倒错的行为真得比以前多了起来，而是因为权力区分出正常性经验和性倒错经验，性倒错就多了起来。这是权力为正当地进入性、进入身体采用的伎俩。具体而言，18世纪末教会法、基督教教士法、民法这三种法典控制了各种性实践。它们以夫妻性关系为中心，来确定合法的与非法的界限，围绕着性行为做出了各种规定和规则，合法夫妻的性生活被作为规范，而儿童、疯子、罪犯的、同性恋的性经验被追问，破坏婚姻法则或者寻求奇特的性快感受到谴责和监督，那些淫荡行为（婚外性行为）、通奸、诱骗、精神的或肉体的乱伦、鸡奸等行为被视为违反自然、违反法律、道德的极端形式，是需要被谴责、被矫正的行为。

权力正是靠这种性倒错而进入到人的身体，合法地干涉人的身体，它不把性倒错当成待消灭的敌人，不是禁止、规避性倒错，而是利用性倒错作为详尽说明个体的方式，进入个体之中，它要求性反常成为可分析的、看得见的和永久的存在，对每个反常性经验进行详尽说明，并让它成为分类和理解行为的原则。性倒错是权力插入到性之中的策略，是权力对付个体的方式，是权力形式干预身体及其快感的真实结果，因为只有性倒错才能更容易、更明显地被话语和社会机构所控制。正是通过夸大性倒错，权力进入到性的身体，检查、观察、注视身体。福柯借此用性倒错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批判，认为19世纪的资产阶级是一个明显性倒错的社会，是性倒错行为激增的社会，是利用性倒错进行规训与控制的社会。

对福柯而言，没有所谓的性倒错或者说性变态，一切都是权力技术演变的结果，这一点无疑让人难以接受，更让人不可理解的逻辑是，福柯也否定了通过不受规范的性行为来表明摆脱权力、获得自由的做法。按照他的逻辑，权力通过确定性经验规范来操控人的性，那么反抗权力的方式就应该是通过反常的性经验，通过不受规范的性行为。难道性变态不是客观存在吗？难道这些反常的性行为不应该被批判吗？至少现代社会的现代人已经没有办法理解用反常的性行为去反抗规制、追求自由的观点和态度。当面对现代社会因为性变态到导致的性受害者、被性侵者日益增多时，我们硬要说是权力界定了性倒错，是权力为了对付人们而将其称为变态，恐怕难有说服力。

福柯又强调了，权力充满狡猾的伎俩，它用性话语做掩护，利用了反常的性经验，通过对性倒错的强化和引进，通过宣称性反常的危险性，宣称奇特的性快感之后的死亡来实施，进入到性的身体和人的行为之中。所以无论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性，只要是进入到性话语中的性，那就是不再属于人的性，不再是自由的性，而是被权力所操控的性。这样的话，任何关于性的行为的努力都是白费的，都注定不可能实现人对自己性的自由的掌控，都注定被权力的技术所利用。问题的关键就是，还存在没有被性话语所囊括的性吗？还存在没有被规范的性吗？还存在专属于个人、不为人知的性吗？

四、探究性真相

权力的性经验机制，还借助于性科学的建立。福柯发现，不像中国、日本、印度、罗马等许多社会的文明都有“性爱艺术”（ars erotica），西方社会则是流行“性科学”（scientia sexualis）的文明。性科学不同于性爱艺术的是，它的旨趣不是为了获得快感而是为了揭示性真相，它要求根据纯洁的和中立的科学观点谈论性。它本质上服从于道德律令，把性放在生物学、性医学的知识中，实际上却拒绝认真观察性的事实，而只是针对性建立起一个规模庞大的展示真相的机器，关注性的偏差、倒错、特殊的反常、病理学无法对付的障碍和严重的病态。也就是说，性科学并不真正关注人的性活动，只是通过确定所谓的非科学的性行为来关注人的性真相。

性科学得以形成的前提，就是强调性不仅仅是获取快感和享受的手段，不仅仅是种族、家庭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它还是人类主体的真理藏身的地方，是判断个人本质的重要标准。从人的性中，可以看出他的身体，他的理性，他的身份，可以窥探出他所有的秘密。而且，性是所有事情的原因，性行为中最隐秘的事情能够引起各种各样的结果，带有无穷无尽的危险，必须了解性、认识性、说出性才能解决问题。“性不仅仅是有关感受和快感、法律或禁忌的事情，还是有关真实与虚假的事情。性的真相成了本质的、有用的或危险的、珍贵的或可怕的东西。简言之，性已经被构成为一种真相赌注。”性不仅处在是错误与罪恶、过度或违禁的范围之内，还处在正常与病态的规范体制之下，性行为容易发生病态，是容易受到病理过程感染、因而要求治疗或规范的领域，必须对其干预。性变得比精神和生命还重要，似乎一切世界之谜与性的秘密相比都微不足道。正像以前人们赋予爱崇高的价值，现在则赋予性同等的最高级对待。

性的真相如此重要，因此必须探究性真相，性科学则利用了人们对性的认知意志。它让人们不断去探索性奥秘，把性研究透，以认识人自己。“在创造‘性’这个想象的要素的同时，性经验的机制产生了它最本质的内在功能原则之一：这就是对性的欲望——拥有它、接近它、发现它、解放它、用话语谈论它、阐明它的真相的欲望。它使得‘性’本身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东西。正是由于性值得追求，使得我们相信在对抗所有的权力，确认我们的性权利，而实际上我们却被纳入性经验的机制之中，它从我们的心底燃起了性的幽光，它像一种幻想，使得我们相信认识了我们自己。”而实际上，权力也就是利用了人们对性的欲望和认知意志，权力就怕人不想去探索性，不想去拥有性，因为人越是想要认识性，越是陷入到权力的诡计之中。为什么要从性中求真，是因为只有求到真，权力才可以操控性，人对性的认知意志，这其实也是权力所要求的求真意志。必须说出真相，把在性活动中隐藏很深的真相说出来。这就是权力对性的技术，这比激发性话语更为有用，是激发性话语的补充技术。权力通过求真意志，实现了对人最隐秘的领域的控制。性的真相的展现，标志权力才真正浸透到性之中。

为了探究性真相，权力沿用了传统的坦白形式。坦白在福柯看来是西方最受重视的展现真相的技术之一，一直都是支配真实的性话语产生的基础，西方社会实际上就是特殊的坦白社会。不过，坦白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是通过基督教的忏悔方式表现出来，直到18、19世纪，这种忏悔才开始突破宗教领域，向人们的社会生活传播，进入到儿童与父母、学生与教师、病人与心理医师、犯人与专家等等一系列的关系中，形成了一种“科学—坦白”（une scienceaveu），一种依靠坦白仪式及其内容的科学，以强迫为前提的、以坦白说不出口之事为目标的科学。它通过让人开口说话的临床规范，把忏悔与检查连接起来，把审讯、调查表、催眠与重复回忆、自由联想连接起来。古代坦白的方法转变成科学话语的规则，强制忏悔的独特仪式转变成了教育学、医学和精神病学的科学仪式。

西方人变成了坦白的动物，一直坚持全部坦白自己的性事这一目标，他们不仅仅忏悔违反法律的行为，还要自我坦白或向他人坦白与性相关的快感、感受和思想，说出来自己的全部欲望。因为性中有连坦白者自己都不知道的秘密，自己不了解的真相只有通过听取坦白人的分析和解释才能完全表现出来，因此要通过解释坦白才能了解真相。坦白不是要建立一种普遍的性理论，而是分析、计算、分类和举例，用科学的形式、程序构成性坦白的强制要求，也就是说，对性的坦白，不再是从道德神学的角度进行，而是从统计的角度，从生命的角度来进行的。坦白因此是权力展现自身的仪式，因为坦白的说话对象及其对话者正好构成权力关系，后者督促坦白、强迫坦白、鉴定坦白和介入坦白，成为评价、惩训、原谅、安慰和调和坦白者的权威。权力借助于这种坦白得以细致考察性的各个方面、关系和影响，乃至最细微之出。

福柯的总结是，在18世纪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或工业的社会并没有从根本上拒绝承认性，而是使用一套机制来产生有关性的真实话语，它不仅强迫每个人谈论性，而且要求有条理地说出性的真相来，它不仅把性看作为快感结构的构成要素，而且还要将其整合到秩序井然的知识体制中。福柯所揭示出来的，就是人的性如何通过性经验、性话语、性真相的生产进入到权力的技术之中，权力如何悄无声息地进入到人的最隐秘的领域之中，如何打着生命健康、人口繁殖的名义征服了性的主体。性不再属于人，不再是关涉人的自由、人的隐私的事情，它早已经被征服。现代人就生活在性自由的幻象中，就生活在要从性中获得无人干预的快感的想象中，实际上却被一种外在的并转化为内在的观念、知识、科学所俘获。人们在性这一最隐私、最独立化的领域真的摆脱权力、获得自由了吗？根本没有，这是福柯最终的结论。

福柯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现代人的性的视角，也有力说明了性问题成为社会公共问题的根源。公共权力确实早就介入到性问题中，比如计划生育问题、卖淫问题、艾滋病问题、同性恋问题、色情问题等等，这确实是生命权力出现的表征。必须强调，权力对性的介入并不代表就是压制性，可能是为了更好地开展性，只是它隐藏着另外的可能性，那就是干涉人的性自由，暴露人的性隐私。其实，这种干涉与暴露有时候也是必要的，不可能有完全的性自由、绝对的性隐私，尤其是当这种性自由会侵犯别人的尊严、触犯社会的法律规范的时候，比如说卖淫、色情等等。福柯提醒的只是，现代人的合法、合理、正当的性自由、性隐私，不要被生命权力以维系生命、保卫社会的名义所侵犯。也要看到，关于权力与性的关系，生命政治学提供的是一个关于性的宏观分析，微观的个人的性是否如此，还应具体去看，至少现实生活中的人，可能不会在自己的性事中看到权力的技术，他们依然会认为性是最隐私、最自由的领域。这样的感觉和认识，并不影响福柯生命政治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