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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铛铛——，铛铛铛——”挂在树杈上的破铁铧犁在晨曦里敲响。这是农民上晨工的“钟声”，每天天刚蒙蒙亮，队长就准时敲打铁铧犁，催促大家上工。 插队第一天上晨工，还有些不习惯。正做着香甜的美梦，就被这“铛铛”声吵醒。睁开惺忪的睡眼，草草穿上衣服，来不及洗漱，告别温暖的被窝，抄起一根扁担，深缩着头，在寒风瑟瑟的黑暗里朝着“铛铛”声奔去。 天刚鱼肚白，有几颗星星还在眨着眼。队长扛着尖尖的大洋镐走在前面，大家带着各种工具跟在后面，朝着村南一条水沟进发。影影焯焯剪影般的队伍里年长的、年少的、男的、女的，默默地走着，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和偶尔工具的碰撞声。因为每天都是这样枯燥的劳动，身心都已经麻木了。 水沟里的水并不多，随着沟的弧形斜坡冻了一层冰盖。大家的任务是先破掉冰盖，然后挖出沟底的黑色淤泥，运到岸上。这就是准备春耕的肥料了。那个时候，人吃饭都很困难，哪里有饲料去喂猪？没有猪养，就没有肥料。化肥也很少见，何况也买不起。只有挖河泥做肥料了。 水沟就是战场。大家放下工具，简单地分了工。几个壮劳力已经开始用冰镩破冰，年长的和妇女负责装筐，其他人两个人一组抬大筐运河泥。我和唐山的小刘搭伙计，把大筐放到一位大姐跟前。大姐看看我们，装了大半筐就喊了一声“走”！可别人都是装得满满一筐，显然我们是受了特殊待遇。脸上觉着涌上一股热流，壮着胆子对大姐说：“装满了吧！”心想：在学校我是体操队长，单双杠天天练，举一百多斤的杠铃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抬大筐还是第一次。那位大姐笑嘻嘻的看了我一眼，二话没说，就把筐装满了。第一筐顺利地抬到了岸上，大家都不约而同地说：“还行！”“有把子力气！”第一次和农民一起劳动，我们当然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干了将近两个小时，太阳已经跳出了地平线。身上感觉潮乎乎的，头上开始冒出了白气，棉袄的扣子已经解开了。队长终于吆喝了一声：“收工！”吃过早饭，这一天都在重复着早晨的工作。 晚上躺在炕上，整个身子就像散了架，肩膀被扁担压得又红又肿，感觉火辣辣地疼。看来，百十多斤的大筐抬一筐两筐还没问题，时间一长，就承受不起了。第二天一早，耳边模模糊糊又传来了那烦人的钟声，强睁开眼，不情愿地穿上了衣服，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黎明的黑暗。队长好像看出了我的疲惫和无奈，对我说：“你去豆腐坊帮忙磨豆腐，做完豆腐你就负责把豆腐卖了。”队长还真会体贴人，让我帮忙磨豆腐还行，卖豆腐那就是硬赶鸭子上架了。我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哪能干这小商贩的营生？又不好意思拒绝队长的照顾，只好硬着头皮领了任务。 豆腐做完了。做豆腐的大叔帮我把豆腐盘子固定在独轮车上，装豆子的口袋和秤都准备停当。那时很少用现金买卖，都是以物换物。就是到小卖部买火柴打酱油，也是用篮子提着鸡蛋去换，当然买豆腐就用黄豆来换。我歪歪扭扭地把车推到街上。好像无数犀利的目光向我射来，脸上一阵阵发烧。一位大嫂正在门口等着买豆腐，见我过来，笑着和我打招呼：“第一次看到洋学生卖豆腐，给我秤点！”边说边把瓢里的黄豆倒到秤盘里。我不敢抬头，急忙秤好了豆子秤豆腐，双手把装豆腐的大碗递给大嫂。大嫂故意挑逗地说：“够秤吗？”我也不顾解释，赶忙切下一块豆腐放到大嫂的碗里。大嫂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转身进门去了。上晨工的收工了，我还剩下大半盘子豆腐在街上转悠。还是队长有办法，扛起豆腐盘子，挨家塞了出去。 第二天，队长嘱咐我：“卖豆腐得吆喝！”我哪里会吆喝，也不好意思吆喝。不过走到街上我就抓到一个小孩，和他商量：“二黑！你在前面给我吆喝，卖完豆腐我奖励你一块豆腐！”二黑高兴得替我吆喝：“豆腐——，卖豆腐啦！”这一天，买豆腐的人很多，都知道买我的豆腐合适。一盘子豆腐很快就卖完了。到会计那里结账，赔了好几斤黄豆的帐。第三天，我就被队长炒了鱿鱼。 阴天下雨，是我们最高兴的日子。我们可以不用上工，老天爷给我们放了假。这时，我们的知青点就成了俱乐部。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们，欢呼雀跃的成帮结队来到这里。右边屋里，大姑娘小媳妇谈笑风生，唧唧咋咋讲着她们的故事，不时传出一阵阵开心的笑声。左边屋里，是男子汉的乐园。炕头上一堆人头簇拥在一起，兴奋地甩着扑克牌，几个看热闹的叼着锥子把烟卷，大声的指挥着：“出红桃2，出红桃2！”整个屋子烟雾缭绕，都是呛人的旱烟味儿。小刘的脸上贴满了纸条，一看就是一个牌场败将，但还是在执着地“战斗”着，打发着寂寞的时光。我对扑克一窍不通，百无聊赖，扎在一个角落里，抱着一本小说专心地啃着。啃累了，就要一小撮旱烟叶，学着卷锥子把儿，品味着烟民的滋味——这就是加入烟民队伍的第一步，好像叼着锥子把儿喷云吐雾就是成年人了。这也是接受再教育的收获之一吧。 在农村，亲身体会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感情的纯朴。看似简单的劳动，普通的生活，自己做起来却是很难很难。需要日积月累的磨练，不断学习。很多东西在学校是学不到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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