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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一中1966届初三丁 尤静娟 我们没出生在战乱年代，是我们的幸运。但历史螺旋形的发展，给我们增添了历史的苍凉感和人生的无奈。 红卫兵，破四旧，大串联，打倒一切。狂热的年轻一代，疯狂是要付出代价的。文革中66、67、68届初高中之6届学生全国一片红，去农村、去边疆，称为知青。我校因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毒害最深，去最艰苦的地方也是理所当然。我校学生安排在盐城地区滨海县，媒体称其为江苏的兰考。 我是1968年11月报名下的乡。初冬的一天下午，无锡西门桥下的一条驳壳船满载着几百名历经文革余温的66、67届初高中所谓的知识青年，在“呜呜呜……”汽笛的长鸣声中，向北驶去，哭喊声，叫鸣声渐行渐远。我站在舱底，扒在船窗上，凝望着锡山上的宝塔，满山苍绿的惠山群峰，没有群情激愤的情绪，没有哀怨悲切的眼泪，我是自愿报名下乡的，没告知父母，没有人动员，直接就把户口迁了，既然这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想再多也是无济于事。〃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那里，他们能过，我为什么不能过?”这是我的初衷。 船行驶了两天两夜后的清晨，被告知滨海到了。走出船舱，满眼荒凉。没有房屋，没有码头，一块跳板搭在河岸上，几辆独轮小车，几位大叔，欢迎我们的到来。 在农村，我拼命地干活。因为我必须靠自己养活自己。我什么活都干：冬天与农民一起上河工，二、三十米高的斜坡，与农民一样抬大筐大筐的泥。那是三九寒天，穿了胶鞋一脱一脱的。索性，脱了鞋，赤脚。苏北是泥沙地，软绵绵的，似乎走在海绵上，倒也舒服。 苏北盐碱地多。生产队把一毛不拔的盐碱地改种水稻。苏北的地，下过雨后，泥不沾鞋，地上还是平平板板的。农民没雨鞋，在鞋底下钉两块木板就算雨鞋。这样的地种水稻，重要的是抢时间。地翻过了，水放过了，不及时插秧，地就板了，用小锹子也难以种下秧。苏北地多人少，季节不等人，延误农时，颗粒无收。这个时节寒风凛冽，每天清晨三、四点，队长就来敲我们的门。“小蛮子，上工了，上工了”非你答应了才走。揉揉眼睛，理理蓬松的头发，昏昏沉沉的向大場走去。你一定想象不出我那时的情景：上身穿件棉袄，下身一条单裤，卷着裤腿，腰间系根草绳，赤了脚，在半腿深的水地中弯着腰栽秧。谁在前面，那是定数。你栽不过人，只能在后面；否则就“裹粽子”，被包围在其中。我一般都站前面，一人插6颗秧，一口气到头。排在前面，插完了，能在田岸上喘口气。农忙时节是抢工分的最好季节，男女同酬，插一排秧就拿多少工分。抢农时，干的多，农民就说你好。农闲时，我们只拿妇女工分。农民夸我说，“她比我们更像农民。” 我能干很多的活：推小车，挖大锹，这是男人们干的活；割麦，锄草，摘棉花，样样都干。赶牛耙地没学会。一年四季该种什么，怎么种，没愿意学。我不动脑筋，做些头脑简单，靠苦力能挣工分的活。 干活累，也就算了，年纪轻，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最麻烦的是没柴，没粮。农民说我们“小蛮子，不会过日子。”这话一点也不假。苏北缺柴，农民无论走到哪儿，总带个耙子，背个芦柴编的筐，边走边耙，一芦筐柴也能烧顿饭。我们不愿意干这种事，连分柴草我们都不要。烧饭时，我们就到大场上去拿集体的稻草，那是牛冬天的粮食。社员对我们很宽容，谁都没计较过我们。队长对大家说：“小蛮子，烧不了多少。”我们究竟从牛口中抢了多少它的食粮，没算过，而且我们还白拿，生产队从没扣过我们的钱。如果说我这辈子有什么亏欠的，那就是我白烧了集体几年的柴，抢了牛的粮食，好惭愧。 我们大部分时候吃的是杂粮，现在想来，这是最好的养生。农民各种粮食搭配着吃，如玉米稀饭里放山芋干。农时吃干，闲时吃稀。我们分什么就吃什么，单一品种，不管好坏，能吃就行。粮食不够，青黄不接时，还得饿肚子，我们就到队里借粮食，欠账，反正队长也不忍心让我们饿肚子。新米出来时，不会簸米，就放水里漂漂，连米嘴子一起煮，吃起来咯喳咯喳的，窸窸窣窣，还吃得津津有味。 到了冬天，其他知青都回家了，每年都是我留守。冬天上河工是主要的活。有活，就有工分。寒冬腊月活不多，但日子最难过。没粮食，屋子里是冰窟。我们的知青房虽说是瓦房，但四面透风，屋顶漏雨，冬冷夏热，根本比不上农民的草房。他们的草房墙有一尺多厚，屋顶三层茅草，冬天家家生土火炉。地上挖个坑，放上树枝，一家围坐在火坑旁，虽生活清贫，倒也其乐融融。而我，冬天只剩下山芋干。我烧一锅山芋干，肚子饿了，就抓几个，渴了，池塘舀碗水；冷了，去牛棚。农民看了，心疼不已，说：“连我们都吃不下。”有一年，大寒，零下15度。我都不知道我是怎样一天一天熬过来的。人，是世界上生命力最顽强的动物，也是可塑性最大的有思想的灵长类动物。只要还有求生的欲望，任何艰难困苦是那么苍白无力。 我是一颗自生自灭的野草。我顽强的生命力在农村贫瘠的土地上依然郁郁葱葱。我很勤奋，也很努力。不偷懒，不懈怠。吃的，穿的，干的，我彻底农民化了，唯独内心没有。有一次，我们去二十多里外的公社拔秧，队长开玩笑，说不给我饭吃，我竟然返回知青组吃了再回去，害得队长挨了大队长的骂，规定以后不准给我们小蛮子开玩笑。内心的孤傲，敏感的自尊，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怎么也农民化不了。 我的艰苦劳动，终于赢得乡亲们的信任。第二年，我被大队，公社层层推选，参加了县里召开的知青学毛选积极分子大会,引起了县上山下乡办公室的注意。我向知青办的领导详细地讲述我们生活学习情况，办公室的领导都喜欢我。 后来无锡市政府组织的知青慰问团来苏北，到了我们知青组。我跟随慰问团的车，到其他知青点。印象最深的是去海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看到海防线上的哨所。当地干部给我们介绍：“这条海防线是解放后修筑的，能并列开两辆汽车。远处100米外的地方，那条破残断缺的堤岸，是国民党时期筑的。1934年，堤岸冲塌，淹没了五个村庄，尸体漂浮海面，仅一人逃生……” 海岸线上，每两公里就有一个哨所。我们去的是11号哨所。部队同志接待了我们，给我们讲1963年抓住两个台湾特务的故事。 我们在海滩上玩，抓了许多小螃蟹，当地人叫小蟹子，放点盐清水一煮就能吃。他们招待我们的是大麦采子饭，小蟹子，显然条件比我们还要艰苦。 遗憾的是没看到潮涨潮落，更没看到海上日出。我想起了《望海潮》（柳永）中的诗句，那气势磅礴，雄伟壮阔的场面：“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沟”。那里的知青告诉我们，潮水涨落声音大如雷鸣，震耳欲聋。涨潮时，如果听到声音再逃，已经来不及了；潮水势如破竹，迅如闪电。当地人都知道，潮水涨落时间是有规律的，每天推迟（提前？）40分钟。 海堤内是一条深河，宽10多米。海堤岸就是用河泥堆积夯实筑成。海堤与生产队之间有一座桥，解放军守卫着。每过傍晚五点钟，进出桥上的人都要盘问，当然是查问陌生人了。我们吃了中饭就走了，去了另一个知青点。 沿途看去，一片贫穷。有的农民的住房，门是开在山墙中间，屋顶高度最高不会超过3米。两边墙壁的高度，连人也站不直。我已在苏北呆了多日，见惯了苏北的贫穷，但看到这满目凄凉的景色，还是不由无限悲伤。我们生产队每工单价五角多，扣除口粮钱，我还能分四五十块钱，也拿过七八十块的。而其他知青点，有的每工才五分钱，干了一年连口粮都买不回来。我眼前又浮现那茫茫的大海，无边无际，无船无帆，黄水浊浪。我深深感到人生的艰难。 我们又去了农场。他们告诉我，这里曾是黄河古道。我见过黄河，那是在大串联时去北京的途中。经过黄河大桥时正是中午时分，那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真正黄色的河。河面很宽，河水似乎很浅。大桥离河面至少有100米。而这里的黄河，除了一些沟沟漕漕告诉人们这里曾经是条古河之外，连涓涓细流都不复存在。“人生易老天难老”，自然界沧桑变化天也老。 下乡后，我没有回过无锡过春节。几年来，我认认真真的当农民。我坚信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73年夏天，高校恢复招生。我在贫下中农的层层推荐筛选下，报了名，通过了入学考试，被无锡师范录取。我9月30号到县里拿通知，连夜整理行李，告别乡亲，10月2号乘船离开我生活了近五年的第二故乡，依依不舍，我流泪了。3号到家，4号去学校报到。没有喜悦，没有忘形。人生就是过山车。我淡然一切。 过后，无锡教委的领导告诉我，我是唯一破例被录取的一个。当年推荐与录取分离。当地有推荐权，无锡有录取权，3:1。无锡录取首要原则：独生子女，家里有两个及以上的优先录取。我是家中唯一下乡的。弟弟是我回城后下的乡。十万知青回锡40人，都为我高兴。但我知道，我的全日制大学梦没了。后来工作之余，我发奋学习，获得了大学本科文凭；为进修英语，脱产在江南大学上了一年的课。走进高等学府，慰籍了我曾经的大学梦。 四十多年后，2015年7月，我重返滨海。原来的生产队长等都已相继去世，我回去太晚了。略长我们几岁的会计健在，他把活着的老人和逝去的后人请来，大家开开心心地吃了一顿饭，聊表我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欣慰的是，当年的知青办主任、公社文教科长都还健在，都已80多高龄，我看望了他们，祝他们康健长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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