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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磊 图：来自网络 中国的城市化的进程突飞猛进，不少农村在萎缩和消失。 以前，如果是农民进了城，哪怕他西装革履、皮夹克、毛哔叽的穿着，人们也能一眼看出他来自农村。今天，当大多数农民工下了班走在大街上，你还能从外表上一眼分辨出他们谁是来自农村的吗？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和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发展融为一体了。 但凡事总有例外。我们村里有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名叫常中华。他爱穿着、爱打扮、聪明好学、接受事物快。因此，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贫穷落后的岁月，常常被守旧、落后的人们视作另类。 1962年，我父亲在部队去世后，我母亲身为一个42岁的寡妇，为了照顾年过八旬的爷爷奶奶，带着我们姊妹七个，毅然从北方城市石家庄下放到农村，回到了原籍沛县。 当时，生产队派社员用独轮车、扁担把我们一家从县城汽车站接回村。这一群社员中，就有18岁的常中华。当时，他穿着黑裤子，雪白的衬衫，在这群穿粗布褂的农民中，就显得非常突出。母亲告诉我们，这群来接我们的社员中，我们有的叫爷爷，有的叫大爷，有的叫哥哥。 而年仅18岁的常中华，俺辈分我们应该叫他大叔。虽然他才和我二姐同龄。我大姐甚至比他还大四岁呢。 安家后没几天，就赶上常中华大叔娶媳妇。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农村娶媳妇。大婶是坐着花轿、戴着凤冠、穿着花鞋被抬进村的。接着的听喇叭、拜堂、闹洞房，都让我感到万分惊奇、新鲜。 我家只有母亲一个妇女劳动力。我们兄弟姊妹都在上学，（年龄最大的大姐在北京工作，十七岁的二姐在张家口上高中）爷爷奶奶当时都七八十岁，没有劳动能力了，我家是生产队里典型的有吃的、没干的的困难户。 生产队分粮食了，我家10口人，一人一百斤就是一千斤。靠母亲五六十斤一趟往家背，靠我们几十斤几十斤的往家抬，常常是落在最后。 我家和大叔家是近邻，大叔经常运完自家的粮食后，用口袋帮往家扛。他一口袋扛一百八九十斤，三四趟就帮我们运送大半。生产队分秫秸了，一个秫秸捆子就有五六十斤，十口人一次要分到二三十个秫秸，靠母亲一个一个头顶肩扛，靠我们一个一个往家抬，困窘、艰难可想而知。 大叔运完自家的秫秸后，用扁担一趟帮我家挑四个，有时还能跳五六个秫秸个子，较快的帮我家运完了。为了答谢大叔帮忙，母亲把父亲生前的旧军装、旧皮鞋送给大叔。这让大叔如获至宝、喜出望外。他经常穿在身上，顾影自盼，非常满意，非常喜欢。 后来，大叔和他父母分家另过了，他经济独立后，与那时大多数农民不同的就是，他非常喜欢穿着打扮，也非常喜欢追求时髦（现在叫时尚）。 他的装束，有时是白色田径鞋，西装裤、白衬衫；有时是黑皮鞋、西装裤、花衬衫。冬天竟然穿上了带毛领的蓝色夹克衫，后来，又穿上了军大衣。虽然因为贫穷没有上过学，却喜欢在上衣口袋上别上一只钢笔，如果进城，有时甚至还会戴上一副平光眼镜，这在那时就是一派知识分子、文人的装束。 大叔常说：“我最喜欢皮鞋和田径鞋、回力鞋了，譬如皮鞋再旧，鞋油一擦，白鞋粉一抹，就像新的一样。”不但穿着时髦，大叔家的摆设也与众不同。他家桌子上最早摆上了闹钟，窗户上最早挂上了窗帘，墙上挂上了日历、样板戏剧照，甚至还挂上了温度计。 大叔最早戴上了手表，最早买了自行车，最早买了半导体收音。因为他很聪明，会挣钱。收入比别人高一点。 那时，我们大队集体有四只运输船，从山东往我们这里运砂石。这既是一个技术活，也很有风险，故而工分比普通农民挣得多。普通农民一天只挣十个工分，还不能保证天天出工，他们水手一个月三百工分，每趟运输回来还有一元钱的提红呢。 别的水手们，把砂石运到码头，就回家休息，让生产队再派人去卸船，而大叔则再和队里派去的人一起卸船，为的是再多抓那卸船的十五个工分和五角钱的补贴。 大叔还会把廉价的东西做成高雅的装饰。八分钱一尺的蚊帐布，他用天蓝颜色一染，做成窗帘，还挺好看，家织的粗布，他染成黑蓝，做出一身制服，居然酷似粗毛呢。 供销社卖的日本尿素尼龙内袋，一元钱一个，两个就能做一件裤子。他买回家，用蓝黑颜色一染，做成裤子，也居然像丝绸的一样飘飘的。后来，引得好多人效仿。 再后来，装尿素的尼龙竟然一时洛阳纸贵，大小队干部能买五个，普通社员还买不上呢。眼馋的社员们编了顺口溜：“大干部，小干部，身上穿的尼龙布，前边是日本，后边是尿素，两个袋子一条裤，又省布票又洋乎”。 大叔不但喜欢装扮成文人，也最爱和文人交往、交友。村里的教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初、高中学生，后来下放的知识青年，都是大叔喜欢交往的阶层。大叔也在和这些人的交往中汲取了比别的农民更多的知识营养。 我小学毕业考上中学，不但给寡母争了脸，也在全村引起轰动。因为那时我们村已经连续八年没有人考上初中了。村里很多人对我刮目相看，大叔也对我比以往更加不同。他特别喜欢和我拉呱、开玩笑。 因为家里穷，我找了一段竹竿，用火筷子自己烫制了一个七个孔的笛子，居然能够吹奏歌曲。大叔也买了一支竹笛，我说谱，他用脑袋记，后来竟也学会了吹奏诸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更光辉》、《北京的金山上》等很多曲子。 大叔聪明、幽默、乐观、风趣。爱穿着、爱打扮，爱扮文人，爱扮酷，追求时尚。我们村里流传的关于他的种种轶闻、趣事太多了：那是他结婚后几个月的事。我母亲送给他我父亲的旧皮鞋，开箱子的时候，父亲生前发的从未穿过的新皮鞋，让他看见了，一天，他找到我母亲，说他要去走丈人家办事，要借那双新皮鞋穿。 我母亲想，新女婿上门要面子，何况很多农活还要求他帮忙，只好忍痛借给他了。他的脚比我父亲的脚稍大一点，旧皮鞋穿着是可以的，可是当年部队发的军用皮鞋，质量那么好，他穿着挤脚。 刚出村，得意洋洋，喜不自胜，可是，没走几里路，挤得脚疼了，后来，磨出泡来了，只好脱掉鞋袜打赤脚。在丈人家勉强穿着鞋袜，出了丈人家的村庄，赶紧再脱掉。 到我家还皮鞋的时候，白衬衫，背带裤，却光着脚丫，一拐一瘸的，新皮鞋一边一个在脖子上挂着，那滑稽相，让邻居和我母亲她们哂笑不已。 在那个大唱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很多农村都成立了俱乐部。我们大队自然也不例外。大叔这样的活跃分子，毫无争议的被选进大队俱乐部。他装扮的沙家浜里的刁小三，滑稽刁顽，一上台就引人发笑。 他天天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样板戏，后来很多样板戏里的唱段，他都唱的字正腔准，有板有眼。他在《红色的种子》里，本来扮演的是顽保长，可是因为扮演被保长打死的农民金长森女人的演员做派不够，就让他再反串。 他拉着长音、哭天喊地、凄婉动听、涕泪交流，把一个痛哭丈夫的青年农妇表演的惟妙惟肖，引得多少大娘大嫂跟着流泪，硬是把本来不是高潮的剧情演成了高潮。 一天学也没有上过的大叔后来竟然也成了编剧。解放前一直到六七十年代我们这里疟疾横行。国家为了消灭疟疾，全民免费服用疟疾预防药。这一惠民政策，当时深得民心。大叔取材于全民免费服药这一惠民政策，写了几段表演唱词，配上拉魂腔曲调，参加县里汇演，竟然还获了奖。奖给了大队俱乐部一把二胡，一只铜号，一面锦旗。 记得大叔当年编写的唱词是：“疟疾本是蚊子传，危害咱农民多少年，得了疟疾多痛苦啊，发热畏寒打颤颤。打颤颤呀哎咳依呀哎咳呦。毛主席呀关心咱，把咱的健康记心间，为把疟疾来消灭，让咱服药不要钱，不要钱呀哎咳依呀哎咳呦。卫生员服务态度好，挨家上门把咱找，提着水瓶拿着药，把药送到你面前，你面前呀哎咳依呀哎咳呦。几千年疟疾被消灭，人民身体多康健，感谢毛主席感谢党呀，身强力壮保江山。保江山呀哎咳依呀哎咳呦……”。 有了铜号，大叔很快就又学会了吹号。我们大队上河工，每天早晨就是民兵营长安排他吹号唤起民工起床上工的。 1970年，大批的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劳动锻炼。大叔自然会主动和知青们交友。几位在知青中拉二胡、拉手风琴小有名气的知青，常常成为大叔家的座上宾。当然，他也是知青点上的常客。他又把俱乐部的二胡借回家，向他们学习拉二胡，我就是在他家，听到了知青们演奏的《拉骆驼》、《步步高》、《二泉映月》、《病中吟》等等名曲。他又学习了吹口琴。 因为爱穿白色田径鞋、回力鞋，他还被他守旧、保守的父亲（我叫他父亲二爷）殴打过。一次，他父亲看见他穿着白色回力鞋，当众叫着他的小名，命令他脱下来，说：“我还没死，谁叫你给我穿的孝？你给我脱下来！”大叔小声嘟哝着：“少见多怪！”“什么？！你敢说我作怪？” 平心而论，没有文化的二爷压根不懂什么叫“少见多怪”，只是把后边的“多怪”听成了“作怪”，因而恼羞成怒，大发淫威，他从别人手里夺过一根扁担就大叔抡去。大叔伸手一挡，竟然被打骨折。 这二爷人高马大，是鲜鱼贩子出身，他半夜出家里出发，趸上一百斤鲜鱼，从湖边赶到沛县，一路40里路，只换肩不歇脚，（那是怕鱼死了、臭了卖不上价钱，故而争分夺秒地赶路）足见其力大无比。 当大叔“哎呦”一声。捧着已经断成90度的小臂，痛苦地蹲下后，二爷的弟弟四爷，一把推了二爷一个踉跄，赶紧扶住大叔，叫人从大叔家骑了自行车，飞快地把大叔送往沛县人民医院。检查结果，尺骨桡骨双双骨折。打石膏，吊吊带，两个多月。 伤好后，大叔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他父亲心怀愧疚，不再管他，再也拿他没法。 村里守旧的人们编了顺口溜来嘲笑他：“手表、怀表、马蹄表，屋里挂的是温度表，还有口琴和笛箫，拉二胡，吹洋号，高朋贵友家中邀，半夜三更学鬼嚎。”。“小白鞋，不系带，尼龙袜子漏一半，皮夹克、带拉链，西装洋服系领带，锃亮手表腕上戴，不知你吃了几碗饭儿。” 大叔对此嗤之以鼻，不予理睬，我行我素。我和很多知识青年视他为朋友，他也视我们为挚友。 我二姐，一个中学教师，对他给予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一次，回娘家探亲的二姐对大叔说，：“大叔，你聪明好学、头脑灵活，是农村中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青年农民。” 一句理解的话，竟然让大叔眼泪夺眶而出。扭身掩面而归。是啊，良言一句三冬暖。想想二爷的扁担，想想人们的讽刺挖苦和不理解，怎不让大叔百感交集。 大叔脑瓜聪明，反应机敏。学鸡鸣，学蛙鸣，学驴叫，无不惟妙惟肖。 他还忒能言善辩。生产队挖丰产沟，间隔五米一条。他左右两侧的几个女青年沟子挖的不直，他嘲笑人家说“哎呦，恁看恁挖的沟子吧，舌头粒子（蜥蜴）走姥娘家……一路弯弯曲曲。” 后来，一个叫三娃的女青年看了看他挖的沟子，反唇相讥道：“哎呦，还说俺来，你看你挖的不是同样弯弯曲曲吗？”他说“两条沟子中间耩六耩子麦子，你们挖弯曲了，我要是不随着你们挖弯曲，怎么能耩的下六耩子庄稼呢？我这是随弯就弯。”真是比公孙龙还会狡辩。 一次，他正干着活，突然“啊嚏！”一声打了个喷嚏，他马上说起了俏皮话。他本来想说：“哎呦，哪个大姑娘又想男人啦。”可是他说走了嘴，说成了“哎呦，哪个大姑娘又想儿啦。”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他马上补充说：“想儿我去帮她要一个？”他用他的机智给自己解了嘲，避免了说走嘴带来的尴尬。避免了大家的嘲笑。 他用乡村俚语和知青开玩笑。我们村的知青小胡，在生产队割麦子期间，负责给社员们挑井水喝。乡村俚语习俗，把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别称作“大分的、二分的、三分的……” 因为小胡负责打水，大叔就利用谐音，戏称打水的小胡为“大分的”。任你徐州知青再聪明，这乡村俚语怎么能懂呢？小胡只是从大叔狡狯的目光和社员们哂笑的表情里知道不是什么好话。过了一天，小胡知道了“大分的”的含义，指着他说笑道：“好哇，常中华，你戏弄我是吧？你等着，我一定要报这一箭之仇。” 报这一箭之仇的机会没几天就有了。1970年后，我们沿湖地区大面积实行了旱改水后，为了提高单产，大力推广杂交稻。公社经常举办农技培训。知青和有文化的青年农民常常被指派去公社听农技讲座。 后来，杂交稻、常规稻、父本、母本、杂交优势等等知识在农民中很普及了。人们也都知道是袁隆平用野生水稻，与本地优良品种杂交而培育出了杂交稻。这一天插秧时，小胡对大叔说：“大叔，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聪明吗？”大叔一愣。 小胡接着说：“你看，你的父本二爷人高马大，一米八五的个，是本地优良父本，二奶奶是外来优良野生母本，（大叔的母亲是从河南逃荒到我们这里，被好心人说合给二爷的）外来优良野生母本结合本地优良父本一杂交，就产生了你这聪明伶俐的常中华。”确切的比喻，风趣的语言，逗得大家轰然大笑。“好你个‘大分的’”。大叔和小胡笑闹着，扭打成一团。 他那随机应变、即席应对的口才，令你不能不佩服。我们村的周大爷三儿媳新婚怀孕了，他取笑周大爷说：“大爷，大爷，恁三儿媳的肚子咋这么大啦？”大爷骂他道：“吊日的”“啊？老头怪说实话来，知道是吊日的，谁的吊日的？” 老头接着骂他道：“狗日的！”正巧大爷的大儿子小名叫“狗儿。”他马上接茬说：“老头这回不说实话了吧？咋是狗日的呢？应该是三孩日的吧。莫非大爷你弄错了？”老实的大爷让他说的哭笑不得，社员们被他话茬接的那个快捷，引得哄堂大笑。 周大爷的二儿媳妇，人高马大，性情泼辣，外号人称“大洋马”的肖翠云看不惯了，喊道：“别让这个坏家伙再胡说八道了，咱给他看瓜！”几个周大爷的晚辈近门、肖翠云的几个妯娌、小叔子一哄而上，这就要扒掉他的裤子，给他看瓜。吓得他赶紧求饶。 后来，我参军入伍。退伍后参加工作，娶妻生子，在乡政府、县城安家，就和大叔接触少了。只是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那是我刚刚退伍回来，遇见大叔，跟他握手的时候，握住的那只手，是个什么样的手啊，手指粗又短，手心和指头关节上满是厚厚的、硬币大小的老茧，整个手掌粗糙的像菠萝皮。 我当时心里一阵悲凉：“啊，大叔，你再扮酷，这一双手就足足把你生存的艰辛、艰难、艰苦表述的一览无余了。”后来工作之余回家，偶尔零星听说他的一些情况，只知道他后来第一个在我们村里买了水泥船，第一个盖起了两层楼。日子刚刚开始好过，再后来，听说他在船上喝了酒，失足落水淹死了。 惜哉！大叔！虽然你当时被一些贫穷、愚昧的乡亲们看做“异类”，可是，在我眼里，你就是我们村里的卓别林、我们村里的赵本山，你是我们村农民追求文明、时尚的先驱，是农民中最早与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抗争的强者。我们之间的友谊，让我永远还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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