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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主题是对抑郁症常见的误解。首先，最常被提到的就是，抑郁症是不是就是软弱，意志薄弱。上一讲我们还讲了一张图，和一个实验，答案斩钉截铁：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今天我想再拆开举一些具体的实例，就是说，这些误解都有什么样的变形。 其次，搞文艺工作的容易得抑郁症吗？ 我今年的读者见面会的北京场，嘉宾是文珍和柏邦妮两位作家。柏邦妮也是一个位抑郁症患者，她说她经常听到有人问她，你们搞文艺的是不是都有抑郁症？你们不抑郁好像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搞文艺创作。 为什么就会有这种印象呢？我想是因为搞文艺工作的，比如像柏邦妮这种作家，她会写出来，表达出来，所以就被人看见了。。 还有总会引发普遍关注的，演艺明星因为抑郁症导致的自杀事件。比如说张国荣，罗宾·威廉姆斯，任乔梁。 所以明星这种职业是高发群体吗？这一点，也很难说。为什么你有这种印象呢？这是因为，演员是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人们的观察之中，他们恋爱了，婚变了，出了新作品，发胖了，等等等等，所有的事情都在人们的观察之下，明星中的自杀事件，自然也比普通人引发的关注要多得多。这样就放大了他们。 说到演员或明星，这里面还有个细分，就是喜剧演员。比如说卓别林，金凯瑞，周星驰。 他们都曾公开自己的病情。一个总是让别人欢笑的人，自己却深陷痛苦，这种反差违背我们相信的一般常识，的确令人震撼。所以，似乎社会舆论里也有这样的迷思：是不是搞喜剧的人本质更悲观，更有抑郁倾向呢？ 还有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城市生活压力太大，人们不能亲近自然，所以导致抑郁症多发，是这样吗？ 我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个习惯城市生活的人，不管我是健健康康的，还是在抑郁期，让我去没有马桶空调的乡下长期生活，我的压力都会变大！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来到四周都是森林和绿色原野的地方，但是被蚊子叮了全身的包，这个时候会感到压力比较小还是比较大，我觉得这个真的不一定。城市生活有压力也有便利，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数据能说明，它对人的情绪一定是弊大于利的。 另外，我自己在精神卫生中心就医时，亲眼见到的农村人，数量明显比城里人多得多。我自己去精神病专科医院之前，在想象中，也曾认为城市的病人更多。首先因为医院坐落在城市，对城市的病人来说就医更方便对吧，远道去就医本来就比较困难。农村人很多也是在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看病。但没有想到，我目之所及就看到农村人已经比城市人要多得多了。这是我的一个很感性的观察，而实际数据也是这样显示的：在1999年国家的健康普查中，抑郁症在乡村地区发病率要显著高于城市人口1个百分点，城市是5.2%，乡村是6.1%。2009年，《柳叶刀》杂志上有一项研究，调查了青海、甘肃、山东、浙江四省的心理健康状况，农村地区的抑郁症患病率是城市的1.4倍。 90%以上的农村抑郁症患者首次就诊，都是在县乡镇卫生院的非精神专科。能够成功检出抑郁症的，只有不到20%。所以，想要真正搞清楚，在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人抑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比如，在湖南浏阳调查的295例抑郁症患者中，只有5例就诊过精神科，其中正确诊断为抑郁症并接受精神药物治疗的，只有3例。有255例患者从未接受过任何治疗。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患有抑郁症的农村人口，才真正是沉默的大多数。 还有第四种迷思，是不是高知高收入人群更多抑郁症？ 从刚才我的表述里面，大家这会儿应该也有了自己的判断。不是的，这只是因为，这些人有更多的话语权。 比如说，去年初冬，北京没有下雪，北京周边的城市都下雪了。这件事情在我的朋友圈刷屏了。全国没有下雪的城市只有北京吗？当然不是，但是接连三四天的时间，很多在北京的人和不在北京的人，都把“北京周边都在下雪，北京却不下雪”当成一个段子在讲，所以我也就跟着知道了。 北京的雾霾大发作时，也会刷屏，北京天气很好，蓝天白云，也会刷屏。这让我感觉到，北京的话语权实在是很大。有一部分人群和地域，在舆论里被大大侧重。我们的注意力，媒体的注意力，就在这些地方。 人们往往会对与自己有关的人事倾注观察，以上说的是一种类型的迷思，就是社会舆论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里。 还有第五种误解，是和抑郁症患者相处时，有些人会担心的，就是，他们是不是很容易受刺激，受伤害，难以相处呢？ 这一点，我在今年的20场读者见面会期间感受颇深。我每到一处，跟当地的场地、主办方，媒体等等这些伙伴一起工作时，常常会在某个时刻，我的工作伙伴像松了一口气似的跟我说，张老师，我在见到你之前有一点担心，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就会说错话做错事，对你造成什么刺激。特别关心我的伙伴，甚至会去询问编辑老师或别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忌讳，生怕不小心刺激到我的情绪。 我想说，抑郁症有自杀的情况，有一言不合就受刺激的情况。 但，并不是每个人每时每刻都会这样，也不是随时失控。这种照顾，表面上呢，当然是大家对我的一种关心，但是往深处想一想，这同时也是担心我没有正常工作和沟通的能力。 有位做企业的朋友也层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就是他的员工得了抑郁症，该怎么办？给他布置工作，导致他的病情加重复发怎么办？ 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工作伙伴，不管他生了什么病，该怎么合作还是怎么合作。因为你们的关系不是医患关系，你们是工作关系。一个人由于抑郁症而不能承担工作，或者由于家里出事不能承担工作，或者由于怀孕生产不能工作，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不能承担工作了，那么他就不适合继续工作。而现在，既然他还在工作岗位，那就是社会人的身份，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果决定继续投入社会生活，任何事都是不能以患病为由推脱责任的。抑郁症患者也是社会人，也有自己要负的责任。所以我们和其他人一样，要保持自己行为的稳定。抑郁症患者是病人，但如果仍在社会生活中，就一样身负社会身份。 有人可能会说，诶，不是应该照顾这个老弱小，病残孕？是的，但这要看彼此的关系，看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如果你们的关系首先是工作伙伴，那这个关系就是在工作中建立。超出工作关系的关照，也可以有，那是发生在工作之外的。在工作里面，每个人要负起自己的责，这是一个很清晰简单的事情。只有这样判断，从用人的角度，企业经营才能正常经营。从病患的角度来看，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正常的工作。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人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无条件地关照抑郁症人群，它会导致什么？它最终会导致抑郁人群都要失业，都无法进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我曾经听过一个老师的讲座，有听众问他说我有抑郁症的病史，我要不要告诉老板？这个老师当时建议说，不要讲，因为现在这个事情接受度还比较小，你的老板不一定能理解。 我觉得，如果你认为这个病对你现在的状况没有影响了，那你就不说，比如你小时候得过肝炎，骨折过，这些对你现在的工作已经没有影响了，你就不用说。承担一份工作，不需要把自己的往事和病历都说一遍。 如果你觉得它会影响你的工作，有必要和你的同事进行一些沟通，做一些预备，那你就说。即使是现在，社会舆论对抑郁症的了解还比较少的情况下，我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工作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自我建设的一部分。如果你被禁止说出来，那它就是一个禁忌，禁忌就意味着耻辱。带着这种必须秘而不宣的耻辱感，去建设你的心灵和生活，这是有害的。 如果要说的话，该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可以在谈病史或病情的同时，也坦诚地谈一谈你现在正在如何对待你的病和你的工作。比如说，你对现在工作强度和压力有什么样的预期？你对一些可能的情况做了什么样的预案？你日常做了些什么事来保证你的工作状态，比如说定期复诊，咨询学习等等。以及，你希望你的老板和同事给你什么样的具体支持。 这需要我们耐心去触摸自己发作的规律，去掌握自己的情绪。看看自己在什么时间情况比较好，什么时候比较严重，相应的能做哪些事。了解自己的药，跟医生和咨询师保持沟通。给自己安排足够的时间修复，给自己寻找到有用的支持。弄清楚自己讨厌的环境、人物或其他事宜，权衡它的影响。把事情安排在有能力的时候，交代好自己做不到的事，解释原因，承担后果。这样，别人才能了解、预测、相信我们。想要拥有社会人的自由和权利，就要像这样去努力。成为一个虽然患病，但依然可靠、可信的人。 这样做，也能让你知道自己是不是需要进一步治疗，是不是需要停下脚步，给自己放个假了。做不到的话，就要去休息，把自己交出去，让别人来帮助我们。去治疗，直到能做到为止。 把这些敞开来谈，也是在检验你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对你是不是合适。这是双向的选择。工作本身应该对我们有帮助，对我们的价值感和自我建设的过程有帮助。在自我建设的过程里，一点点去排查自己生活中的隐患，这是对自己身心的珍重。生病是分程度的，“抑郁症”三个字并不代表我们的社会功能全部丧失，生活无法继续，只是需要做更细致的准备而已。 我觉得啊，身心健康是一件持续进行的事情，不是说我现在撑得住就独自孤军奋战，拼到油尽灯枯为止。活着不是为了这样煎熬的，人生不必这样度过。无论是抑郁症，或者遇到的是其他困难，都应该这样去考虑。 说实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在抑郁症的经历中找到自我的位置和资源的人，其实是比一般人有更强的抗压能力的。他很有可能在面对难题时有更多的弹性，因为办到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没有经历过这种重大困境的人，没有机会去给自己做这种细致的调整和定位。 这就好像一个战士一直在练兵，但遇到抑郁症呢，就是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对手是会教给我们很多东西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的学习和世界和自己相处，但不一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强敌，真刀真枪的干一场，我们还活着，不是吗。所以我们已经赢了，这种胜利会教给我们一些东西的。你去找就会找到。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祝你拥有新的力量，祝你自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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